“迁就”之作
还是在那间斗室的小几上，张爱玲开始了第二部英文长篇小说Naked Earth（中文名《赤地之恋》）的写作。
在这本书的三百字的《序》里，她反复强调的一个词就是“真实”：
……我确实爱好真实到了迷信的程度，我相信任何人的真实的经验永远是意味深长的，而且永远是新鲜的，永不会成为滥调。
《赤地之恋》所写的是真人真事，但是小说究竟不是报道文学，我除了把真正的人名与一部分的地名隐去，而且需要把许多小故事叠印在一起，再经过剪裁与组织。[28]
《赤地之恋》的内容十分广泛，它包括了土改、三反、抗美援朝这三件新中国成立初的大事。主人公叫刘荃，他和一群来自北京高校的毕业生被分配到北方农村参加土改运动。刘荃他们的村子本无地主，只好把矛头对准中农。刘荃和一名叫黄绢的女同志相爱了，他们相濡以沫，互相照顾。后来刘荃被派到上海宣传动员人们抗美援朝，他结识了许多新面孔。这些人当初满怀理想，加入了共产党，现在却失望灰心，萎靡不振。戈珊如同女色鬼，作风放荡；赵楚和崔平本是曾有生死之谊的好友，但在“三反”中，为了保全自己，崔平出卖了赵楚。不久，刘荃也因赵楚一案牵连，被判了死刑。黄绢设法救出了刘荃。刘荃出狱后，志愿参加了抗美援朝部队。战争中，他们遇到了险情，被战友叶罗奎相救。叶曾是一个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但后来受到怀疑，他一直有蒙不白之冤的怨愤。当他和刘荃当了战俘又被遣返时，他就去了台湾。刘荃为了道义上的责任，为了报答曾为他牺牲过肉体和感情的黄绢，回到了大陆。
这部作品的写作情形与《秧歌》略有不同，它不是张爱玲完全独立创作的，而是由美国新闻处委任张爱玲为主要创作者，他人协助完成。
一篇访问记披露道：“《赤地之恋》是在授权的情形下写出来的，所以很不满意——她主动告诉我。因为故事大纲已经定了。”[29]对此事，有人专访过时任美新处处长的理查德·麦卡锡。麦卡锡毕业于爱荷华大学，主修美国文学。1947年至1950年派驻中国，任副领事，后转至美新处服务。1950年至1956年派驻香港，历任资讯官、美新处副处长及处长等职。[30]
麦卡锡回忆说，张爱玲是他认识的“两位文学天才之一”，初到香港时她经济颇为窘迫，他愿施以援手。美新处有一个“中国报告计划”，包括报刊电台新闻及学术论文；还有一个“美国书籍中译计划”，包括梭罗、爱默生、福克纳、海明威等名家名作的中译计划。“为此，我们请爱玲翻译，此为结识的开端。她为我们翻译了三四本书，她的海明威中译立即被称许为经典。”关于《秧歌》《赤地之恋》的“授权”说、“代拟大纲”说，他予以否认，说道：“那不是实情。我们请爱玲翻译美国文学，她自己提议写小说。她有基本的故事概念。我也在中国北方待过，非常惊讶她比我还了解中国农村的情形。我确知她亲拟故事概要。”麦卡锡说他“确实读过她准备好的故事大纲”，“她是作家，你不能规定或提示她如何写作。不过，因我们资助她，难免会询问进度。她会告诉我们故事大要，坐来与我们讨论”，“我们的会议简短而且扼要。我们无法使《秧歌》更好”。
麦卡锡还回忆道，那年美国大红大紫的作家马宽德（John P.Marquand，1893—1960）访问香港，他请马宽德吃饭，张爱玲等作陪。张爱玲盛装出席，还在脚指头上涂了绿彩，马宽德好奇不已，张爱玲窘迫地回答说是外用药膏。“席间张爱玲破例和他讲了很多话”。那天麦卡锡把《秧歌》英文版的头两章给马宽德看后，他立即说“我肯定这是一流作品”。《秧歌》在美国出版，马宽德有推荐之功。[31]后来马宽德还有推荐张爱玲别的小说在美国报刊出版社，可见在他的心目中，张爱玲还是够分量的。
《赤地之恋》是张爱玲一生的创作中她最不满意的作品。台湾水晶先生在70年代初访问她时，她对水晶先生坦然承认过她的不满意。早在1955年也即这两本书问世的第二年，她也有类似表示。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她介绍说：“最初我也就是因为《秧歌》这故事太平淡，不适合我国读者的口味——尤其是东南亚的读者——所以发奋要用英文写它。这对我是加倍的困难，因为以前从来没用英文写过东西，所以着实下了一番苦功。写完之后，只有现在的三分之二。寄出给代理人，嫌太短……所以我又添出了一二两章……还有一本《赤地之恋》，是在《秧歌》以后写的。因为要顾到东南亚一般读者的兴味，很不满意。而销路虽然不像《秧歌》那样惨，也并不自己见得好。我发现迁就的事情往往就是这样。”[32]刚刚在上海写过《十八春》《小艾》这样有光明尾巴的小说，没几年在香港又写出了表现土改和50年代初期大陆的问题小说，以至于在台湾有人把《秧歌》认为是“反共小说”。针对大陆的左翼评论家和台湾的右翼评论家联手将其打成“反共小说”，有学者指出：“但张爱玲毕竟不是台湾的反共文人，她是在香港用自由主义立场书写两岸政权都不喜欢的厌共怨共但未必仇共同时又混杂有拥共内容的复杂作品。”[33]
宋淇的牙牌签卦为《秧歌》占卜了一副好卦，张爱玲居然对这副牙牌真的感了兴趣，出书、出行和其他事也用以卜占。她为《赤地之恋》算的一卦是一个中下签：
勋华之后。降为舆台。安分守己。仅能免灾。
美国书商对这本书兴趣全无，她在香港分别出版了中文本和英文本。中文本销路尚可，但英文本无人问津。这一次的经历使她更坚定了只写自己感兴趣的人物和故事的写作原则。从《十八春》到《赤地之恋》的这四五年间，可以说是张爱玲写作的一个摇摆期，她的创作出现了下滑的趋势。有了这些教训，当宋淇好心劝她写一本畅销作以重新唤起读者对她的注意，并为她提供了一个可以参考的故事时，她干脆地谢绝了。她说：“不！我决不写自己不想写的人物和故事。”
写作《赤地之恋》期间，宋淇夫妇经常去张爱玲的陋室小坐，以解她形单影只的寂寞。有时是邝文美一人去的，她俩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但每到晚七点多钟，张爱玲就催邝文美回家，以免丈夫担忧。后来她还给邝文美送了一个My 8 o'clock cinderella（“我八点的灰姑娘”）的雅号。
那时，宋淇在电影界从事剧本审查工作，香港当红影星李丽华早知张爱玲的写作才华，欲与张爱玲合作，期望张爱玲能像当年为文华影业公司开张时写出好剧本一样，为她将创办的电影公司写剧本。她得知宋淇与张爱玲相识相熟后，就恳请他玉成此事。宋淇深知张爱玲不愿见人的脾气，又经不住李丽华的软磨硬磨，而且觉得这对张爱玲来说未尝不是个机会，于是再三劝说，终于获得了张爱玲的首肯。
约定见面的那天下午，李丽华盛装打扮，早早地来到宋淇家里等候，等了很长时间，张爱玲才来。患有深度近视又不愿戴眼镜的张爱玲，也觉得李丽华光彩照人。但她那时忙于写作《赤地之恋》，而且对自己是否在香港继续发展有了否定的意向，她已开始申请去美国，所以她对与李丽华合作的事并不热心，托口有事，坐了一会儿就先走了。
第二天，她对宋淇夫妇说：“越知道一个人的事，越对她有兴趣。现在李丽华渐渐变成立体了。好像一朵花，简直活色生香。以前只是图画中的美人儿，还没有这么有意思。”身为作家，她总是好观察人的，表述也很别致。
她在香港仍然是飘浮无定的，此刻，她的心飞向了美国。
【注释】
[1]“创世纪”，张爱玲1945年作长篇小说名（未完）。自本章起叙传主的海外生活，出走大陆，且一去不回，有一个艰难的选择，故称“创世纪”。
[2]张爱玲：《对照记》，第77页。
[3]柯灵：《遥寄张爱玲》。
[4]《上海市第一次文代大会侧记》，见《文艺报》1950年11期。
[5]《〈十八春〉发表前前后后》，上海《文学报》1997年第33期。
[6]陈子善：《张爱玲与上海第一届文代会》，见《沉香谭屑——张爱玲生平和创作考释》。
[7]《上海第一次文代大会侧记》，《文艺报》1950年第11期。
[8]韦泱：《听沈寂忆海上文坛旧事》，《文汇报》2015年7月31日。
[9]杜英：《重构文艺机制与文艺范式》，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第127—129页。转引自杨曼芬：《矛盾的愉悦——张爱玲上海关键十年揭秘》，第58、59页。
[10]参见高全之：《张爱玲学》，台北一方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132、133页。所引台继之：《另一种传说——关于〈小艾〉重新面世之背景与说明》，台北《联合报》副刊1987年1月18日；《近距离看张爱玲——她不孤绝，只是潦倒》，美国《世界日报》，1995年11月26日；以及司马新对于张爱玲姑姑的书面采访。
[11]冯晞乾：《张爱玲的牙牌签》，《南方周末》2009年2月5日。
[12]夏志清：《张爱玲给我的信件》，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29页。
[13]杨曼芬：《矛盾的愉悦——张爱玲上海关键十年揭秘》，第99、100页。
[14]参见《张爱玲致华府英国大使馆函》，载苏伟贞主编《张爱玲的世界·续编》，第189—192页。
[15]陈子善：《范思平，还是张爱玲？——张爱玲译〈老人与海〉新探》。
[16]邝文美（1919—2007），曾在美国新闻处工作，以“方馨”为笔名翻译文学作品。
[17]黎佩芬：《上海人在香港：上海帮第二代的告白》，《明报》2006年10月1日。
[18]宋以朗：《张爱玲私语录》，第23页。
[19]宋以朗：《书信文稿中的张爱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第4期。
[20]罗孚：《怅望卅秋一洒泪》，香港《明报》1995年9月25日。
[21]陈子善：《范思平，还是张爱玲？——张爱玲译〈老人与海〉新探》，《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11期。
[22]何杏枫：《张爱玲作为译者——论〈谑而虐〉的翻译》，见《重探张爱玲：改编·翻译·研究》，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18年版。
[23]参见黄康显：《张爱玲的香港大学因缘》，载苏伟贞主编《张爱玲的世界·续编》，第159—184页。
[24]林以亮：《私语张爱玲》。
[25]止庵语，见宋以朗、付立中主编《张爱玲的文学世界》，新星出版社2013年版，第42页。
[26]谢其章：《张爱玲〈秧歌〉初版本》，《今晚报》2014年3月28日副刊。
[27]哈金：《英文中的张爱玲》，《青年作家》2019年1月31日。
[28]张爱玲：《赤地之恋》，皇冠出版社1991年版。
[29]水晶：《张爱玲的小说艺术》。
[30]美国乔治城大学图书馆所藏美国外交研训协会外国事务口述历史计划的档案资料。参见高全之：《张爱玲与香港美新处——专访麦卡锡》，见《张爱玲学》。
[31]高全之：《张爱玲与香港美新处：访问麦卡锡先生》，见高全之《张爱玲学》。
[32]张爱玲：《张看·忆胡适之》。
[33]古远清：《国民党为什么不认为〈秧歌〉是反共小说？》，《新文学史料》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