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胡”而“看张”
1971年5月，陈世骧先生因突发心脏病而去世。追悼会的那天，张爱玲也参加了。她在中国研究中心的工作任满后就没有被再续聘，但那时仍住在柏克莱城杜兰街。北加州气候较冷，张爱玲不服水土，常患感冒。在一封信中，她说：“倒是来加州后，尤其是去年11月起接连病了大半年，更瘦成一副骨骼。”[23]后来她给庄信正打电话，希望他能帮她在洛杉矶或凤凰城找一套房子，那边的气候条件要好一些。
接到电话的第二天，庄信正夫妇就驱车半小时的路程在好莱坞住宅区一带为张爱玲找房子。当天就找定了一间一个卧房的公寓。张爱玲也不拖泥带水，立刻约好了见面的时间地点，由庄信正夫妇带路，尽快搬过去。见面时，庄信正的妻子杨荣华注意到她的手掌上有一大块瘀青的颜色，原来是她绑行李时被绳子勒破了，她道歉似的解释自己如何笨手笨脚。
这是杨荣华第一次见到张爱玲，虽然此前有过电话联系。她早听丈夫介绍过张爱玲，也得到过张爱玲寄赠的小说散文集子，但眼见得她这样不会小心地照料自己，又那么纤瘦，不禁涌起保护她的念头。她说：“张爱玲很高，很重视仪表，头发梳得丝毫不乱，浅底洒着竹叶的旗袍更是典雅出色，但她露在无袖旗袍外的两条臂膀是那么纤细，走在路上又是那么勇往直前，目不斜视，使我忍不住跨到她的右侧摆出护卫的架势：有车来为她挡车，有风来为她挡风。”[24]
张爱玲新搬入的这座公寓中有会客室，丝绒沙发、厚地毯和落地窗帘，但有点儿旧了。管理员是一位矮胖的中年太太，话特别多，不停地向张爱玲问长问短，张爱玲生怕跟她搭上腔搞得太熟了影响自己的隐居式生活，一本正经地说：“我不会说英文。”一句话就把管理员的嘴堵住了。
公寓带有家具，张爱玲自己带了一个铜制立灯，它的样子很特别，长长的架子可以伸到天花板那么高，中间排着三个可以转动的灯座灯罩，每个灯泡都是200瓦的。搬来的第二天，她还买了一个与庄信正家的牌子一样的电视机。
安排停当，临别时她很含蓄地对我们表示：虽然搬来了洛杉矶，最好还是把她当成住在老鼠洞里。意思自然是谢绝来往。不久，她来信告知电话号码，不过声明不接电话的。[25]
庄信正夫妇当然了解并尊重张爱玲的性格，不仅自己极少主动与她联系，而且还替她挡了不少驾。有的朋友知道庄信正是张爱玲的“内线”，欲前往拜访，都失望而归。1973年，庄信正申请南加州大学的终身教职，没想到被拒绝了，需要重新找工作。就在这时，收到了张爱玲的来信，她信里写道：
你是在我极少数信任的朋友的Pantheon（意为万神殿）里的，十年二十年都是一样，不过就是我看似不近人情的地方希望能谅解。[26]
当时庄信正看到这句话惊喜交加，尤其刚刚意外地被学校解聘，十分错愕。张爱玲这几句话对他是极大的鼓舞，一辈子不会忘记。张爱玲的书信里，暴露的也正是冷淡背面的温情和生动。只不过这一面她并不轻易示人，而是交付给了自己熟识信赖的朋友。她愿意和庄信正夫妇交流自己喜欢的《名利场》杂志，也时常互相交换市面上流行的侦探小说来看。在丈夫赖雅去世后一个月，张爱玲也没忘记给新婚不久的庄信正寄上年卡，在金色卡片上祝贺对方Happy Holidays。庄信正后来整理这些信件，都说自己难以想象她当时的心情。而这也是为何，在庄信正这个后辈眼里，张爱玲不单是可以续写《红楼梦》的天才，更是一辈子的“富有人情味”的诚挚师友。和庄信正交流的过程中，张爱玲并不吝惜自己的妥帖和周到。她害怕自己的琐事麻烦了庄信正，总是在信的结尾处，郑重交代“请千万不要特为回信”；担心打扰了对方，书信里时有抱歉、对不起、非常感谢之类的话；又因为怕断电，所以常备蜡烛，彻夜写作，蜡烛钱也要随信寄给庄信正。这种泾渭分明的边界感，甚至有些僵硬的礼貌，在外人看来，难免不是不易亲近，防御过重。但是放到张爱玲的生活经历中去看，何尝不是她一贯看重的体面、自尊、不要任何人的担待。[27]
1974年5月17日，张爱玲给夏志清写信：“宋淇提过中大（香港中文大学）也许找我写篇丁玲小说的研究，不过香港没有她早期的小说。洛杉矶只有一本1952年出的《丁玲选集》，里面有五篇是1927—1930年的——似乎是引起写农村，转变。”她很想找到丁玲“别的早期短篇与长篇《韦护》《母亲》”。同年6月9日信中又向夏志清询问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能否找到丁玲的《韦护》《母亲》单行本。张爱玲在此信中还说，“宋淇最注重她以都市为背景的早期小说，大概觉得较近她的本质”，显然她也认同宋淇的观点。在中学写的书评里面她对丁玲有弹有赞。1944年3月她出席上海“女作家聚谈会”，她说冰心的清婉往往流于做作，丁玲的初期作品是好的，后来略有点力不从心。这个时候她拟写丁玲研究论文是为了稻粱谋，虽然此事最后因中大方面的原因而作罢，但张爱玲6月30日致夏志清信中关于丁玲的另一句话却颇耐人寻味：“我也觉得丁玲的一生比她的作品有兴趣。”
1974年，庄信正夫妇要搬到印第安纳州去，写信告诉张爱玲。张爱玲不久就打电话来，约他们夫妇在她的住处小聚，并特嘱带上相簿。
在几只200瓦的灯泡的照射下，张爱玲的房间亮如白昼。她请庄信正、杨荣华坐在客厅小桌旁的两张木椅上，然后忙着煮泡咖啡，舀冰淇淋，她好不容易才凑足了招待两个人的碗匙等用具，足见她平时没有待客的记录。这是张爱玲搬家后夫妇俩第一次来她的客厅，恐也是最后一次了。杨荣华注意到除了一台电视机，客厅空空荡荡，连书架也没有。张爱玲有她独特的“搬家哲学”，早在50年代在香港的时候，她就对宋淇夫妇说过，搬家真麻烦，但她故意不要家里太舒适、太齐全，否则有两种可能：一是立刻又得搬家，二是就此永远住下去，而这两者皆非她所愿意，所以她的家搬来搬去，总是十分简单。[28]这是一个典型的“公寓人”性格，与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对家的亲近感、根基感是不太一样的。
在这间没有书柜的客厅里，张爱玲兴致勃勃地观看了庄信正一家的照片，也把自己的相簿拿来给他们欣赏，边翻边介绍，夫妻俩如梦游仙境，如随张爱玲生活了一遍，不住地感叹。
时间不觉到了夜里3点多钟，庄信正夫妇告辞了。几个钟头后，天亮了，他们在新的一天的第一件事是在一家商店买了一个大照相簿，请管理员转送张爱玲——张爱玲给他们看的那个相簿太破旧了！
从此，张爱玲把自己关在了“老鼠洞”里，虽然“老鼠”也搬来搬去有好几个“洞”，但每一个“洞”都没离开洛杉矶。
“老鼠洞”里没有了赖雅，当然更没有了胡兰成，但胡兰成还真差一点“借尸还魂”了呢。
1949年，温州解放后，藏不住身的胡兰成逃到了香港。他此时不名一文，决计到日本去度余生。因没有护照，得花大价钱秘密偷渡，于是他向吴四宝的遗孀佘爱珍等人借钱，好不容易凑够了钱，登上了一个名叫汉阳轮的日本船。这时，他想到了汉阳的周训德，又想到了上海的张爱玲，但他不会过多地顾及这些旧情旧缘。船近横滨时，他扔掉了随身带的毛巾和衬衣，扮成水手混上了岸。
在东京，他租住日本人的民房，又勾搭上房东家媳妇一枝。1952年初，因汉奸之罪被判刑的佘爱珍刑满释放，先去香港，后到东京。1954年，胡、佘二人结了婚，佘爱珍用私房钱开酒吧度日，胡兰成则忙不迭地写他的书以打发时光。
关于胡兰成与吴四宝、佘爱珍，有人回忆说：
胡兰成曾当过教员，也写文章。在孤岛时期，因思想“激进”被汪伪特工总部（即丁默邨、李士群的“76号”）关押。一进牢，就成为投降敌伪的汉奸，他得到李士群的赏识，竟成为特工总部出版的《国民新闻》主笔，编撰大量反对抗日、为汉奸涂脂抹粉和反共的文章。他当时最崇拜的是杀人魔王吴四宝。青帮流氓出身的吴四宝先是李士群的警卫员，后来提升为政治警卫总署警卫大队长，专门屠杀抗日分子和爱国人士，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吴四宝的老婆佘爱珍，原是一个药号老板的下堂妻，后来改嫁吴四宝，成为混世魔王的得力助手。也是“76号”魔窟里出名的女杀手。这一对夫妻在特工总部有权有势，胡兰成除了写文章吹捧吴四宝夫妇外，还在办公室里挂上杀人魔王的相片。他那奉承拍马的丑态自然得到吴四宝的欢心和佘爱珍的垂爱。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因吴四宝肆无忌惮抢劫日本银行，将他活活毒死，佘爱珍由此离开特工总队。而胡兰成因过去吹捧吴四宝就被汪伪政府传去审问。胡兰成善于应变，非但卸脱责任，而且他那一套附逆反共的伎俩使他受到汪伪政府赏识，竟被提拔为宣传部副部长。以掌管文化为名，来往京沪之间，佘爱珍在吴四宝死后，将财产交给她的姘夫李祖莱（与“76号”有密切关系，也是伪中央储备银行副行长）保管隐藏。与此同时她看中了多情多才又当了大官的胡兰成。胡兰成由一个杀人魔王的崇拜者变成为女魔王的姘夫。他贪图的是佘爱珍的财产，也害怕女杀手的厉害，只得唯唯诺诺，倍加小心，他对外是驾驭沦陷区文化界的头面人物。原有的糟糠妻平庸无能，与自己今日的高官厚爵极不相配，姘妇佘爱珍虽有钱，却残酷无情，何况又有恶名，不能公开露面，心情动荡不安。他最需要的是能满足自己情欲、多才多情的女性作为自己的情妇。他便以风流才子自居，四处物色才女，以显示本人的才气横溢和风流本色，这是他“一生只爱两种人：一是敌人，一是女人”的为人宗旨。[29]
胡兰成一娶再娶，恐怕他要扳着指头才能去算他一辈子娶过多少女人，可他还偏偏把这些故事写成书，也偏偏喜欢与新娶的女人谈先前的女人。他跟佘爱珍谈张爱玲，还在书中回忆说佘爱珍竟不吃醋。不知他哪里来的消息，他竟知道张爱玲到了香港。有一次，他在上海的旧识日本人池田去香港，胡兰成憋了几天，对池田说：“你到香港可以去看看张爱玲。”
池田去了又回日本后，只字不提见张爱玲的事，胡兰成也不问，但过了几个月，他终于忍不住问及此事。池田说他没有见到，这本是胡兰成事先预料得到的，他知道张爱玲不会见池田。
谁想两年后的一天他竟收到张爱玲寄来的一张明信片，是由池田转来的。那次虽未见面，但池田留下了自己的地址请人转交张爱玲。张爱玲信中寥寥数语，亦无抬头落款，写着：
手边如有《战难和亦不易》《文明的传统》等书（《山河岁月》除外），能否暂借数月做参考？
胡兰成接信在手，要不是笔迹如此眼熟，他几乎不敢相信是真的。信中所提的两本书，是胡兰成当年在《中华日报》《大楚报》时写的社论的结集。张爱玲是为着写小说《少帅》做参考用的。
胡兰成不仅回了信，而且还附了一张近照。他在信中说：
爱玲：
《战难和亦不易》与《文明的传统》二书手边没有，惟《今生今世》大约于下月底可付印，出版后寄与你。《今生今世》是来日本后所写。收到你的信已旬日，我把《山河岁月》与《赤地之恋》来比并着又看了一遍，所以回信迟了。
兰成
胡兰成在信中提到他把自己所作的《山河岁月》与张爱玲的《赤地之恋》并比着看，是因香港小报曾以《山河岁月》一书问张爱玲的看法，张爱玲不置一词，让小报记者碰了一鼻子灰。胡兰成是在这里故意勾起张爱玲对过去的回忆。
《今生今世》付印了十个月，上卷才出版。胡兰成速寄美国，又写了信去，但张爱玲都无回信。“想必是因为我不好，寄书就只寄书罢了，却在信里写了夹七夹八的话去撩她。……自从接到她的信之后，更还有折花赠远之意，但是又不当真。我信里虽没有多说什么，可是很分明。原来有一种境界，是无用避忌，而亦着不得算计图谋的。”[30]
可是，张爱玲还是来了一封信，写的是：
兰成：
你的信和书都收到了，非常感谢。我不想写信，请你原谅。我因为实在无法找到你的旧著作参考，所以冒失地向你借，如果使你误会，我是真的觉得抱歉。《今生今世》下卷出版的时候，你若是不感到不快，请寄一本给我。我在这里预先道谢，不另写信了。
爱玲 十二月廿七
张爱玲这封信很客气，也很敏感，但更爽捷。她直言表示不再与胡兰成有任何文字交往。本来，1947年6月10日的诀别信就是永诀了，哪知还有这样一段“尾声”和“余韵”呢？
又哪知在张爱玲移居洛杉矶时，胡兰成去了台湾，有人又把他跟张爱玲扯到了一起。1974年，台湾中国学院聘请胡兰成任教授，这年他也六十八岁了。这年5月，台北远景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山河岁月》。1976年7月，远行出版社又出版了他的《今生今世》，该书封底简介中这样写道：“较劲道，比本领，他彻底地被击败了。但是，他赢得了一代佳人的垂青。张爱玲在他落难浪迹天涯的时候和他结婚，后来他们在钱塘江边分手，张爱玲回忆这次的生离死别，她说：‘那天船将开时，我一个人站在雨中，流着泪，痴痴地望着滔滔的黄浪，不知多久。’”
这时的张爱玲，在台湾“热”度极高。《山河岁月》封底的这段文字，恐也有利用“张爱玲热”促销之意。也有好事者乘机访问胡兰成，通过“访胡”而“看张”。
台湾作家朱西宁[31]，被人称作“首席张迷”[32]，他捧读张爱玲的作品入迷，搜集张爱玲的逸事有瘾，虽然也偶有弄错的时候，但“看张”“爱张”是真心实意的，他也与张爱玲有文字之交。70年代初，他常常与青年朋友一起讨论张爱玲的作品，还喜欢把《流言》中的《私语》等篇与《今生今世》中记张爱玲的《民国女子》一章比照着读，有说不出的“亲与敬”。在一次研讨张爱玲的专门会上，他据自己所掌握的材料大谈特谈张爱玲，会后，一位听众告诉他，胡兰成正在台湾，他喜不自胜，急忙打听了地址，携妻带女登门拜访。多年后他的女儿回忆：“我高中毕业那个暑假，父亲偶然获悉胡兰成在台北，联络上，偕母亲跟我三人去拜访。那天的话题都绕着张爱玲说，胡先生取出日本排版的《今生今世》上下两册赠父亲，书中有蓝字红字校订，可能是自存的善本。我因为爱屋及乌，见不到张爱玲，见见胡兰成也好。真见到了，一片茫然，想产生点嗟怅之感也没有，至今竟无记忆似的。对胡先生书《今生今世》，不但之前除了《民国女子》一章，余皆不读，奇怪的是，之后仍不读。一年后，暑假期间我也不过顺手抄来一看，也怪了，这一看就觉石破天惊，云垂海立，非常非常之悲哀。于是我写信给胡先生，不指望胡先生还在台北，可比是瓶中书那样投入大海罢了。想必，这是我从此完全被袭卷了去的‘胡腔胡说’的第一篇。我认为胡先生比张爱玲超厉害多了，很懊悔一年前为什么只看见张爱玲，没看见胡兰成，只好恨自己是，有眼无珠。”[33]
读了胡兰成的一本本书，再见其人时已觉得知道了他很多。朱西宁最关心的是《民国女子》的“信史”程度。“我的意思不是疑心其有捏造；文学上的感觉传达必是要经过摆脱原本事实的羁绊，抽象而加夸张。文学创作者的官能感觉本是较常人极敏锐，轻微的振幅在常人为无感，于小说家则震耳欲聋。要把这感觉度的差异拉平，这种等量调频的处理，便是艺术上的夸张了。我之想求《民国女子》的见证即在此；兰成先生虽不是小说家，《今生今世》亦非小说，但究是艺术家和艺术品，以他的感觉之锐利（如不然，怎能与先生那般投契贴合？）超乎常人，保不住为传达其感觉，而必得渲染，借虚构些事物来烘托。如此，虽于事物有伪，于感觉却有忠，于艺术毋宁是种境界。”
对此，朱西宁转述道——
惟兰成先生说来中肯切要，他只觉得任何人来写先生，欲图作若何装饰、美化、炫夸，都是一种降级，构成伤害，因兰成先生迄未发现活着的人里，含他自己在内，还没有谁的格调能高过先生。所以他写先生，于事物，于感觉，皆是老老实实。若有出入，也只在文章表达的力有不逮上有所不及。[34]
在很多“张迷”的心目中，胡兰成在《民国女子》中写两人的恋情，倾国倾城、欲仙欲死，即使是当年张佩纶与李菊耦的故事也没有那般精彩迷人，但人们一想到胡兰成的滥情，又忍不住要对其描写的可信程度起疑，可偏偏又只有胡兰成记叙过二人的婚恋，张爱玲几十年不着一字，又留下了一个谜让迷张的人去猜。朱西宁的坦然相问，胡兰成的坦然相答，也许会让不少张迷心情稍安。平心静气地想，胡兰成再怎么会编故事，若没有那种非张爱玲不可能有的奇异惊艳，若没有真人真事作底子，他是编不出来的。张爱玲是读过《今生今世》中写她的部分的，她未有一语相评，是默认？还是否认？张爱玲并不满意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对两人感情经历的描写，但从未作过公开的表态。仅在给友人的信中提及：“胡兰成书中讲我的部分缠夹得奇怪，他也不至于老到这样，不知从哪里quote（引用）来我姑姑的话，幸而她看不到，不然要气死了。他来过许多信，我要是回信，势必出‘恶声’。”在70年代，她在给夏志清的信里面还愤愤不平地谈道：“三十年不见，大家都老了。胡兰成会把我说成是他的妾之一，大概是报复，因为他写过许多信来，我都没回信。”[35]
朱西宁与胡兰成谈了很长时间，胡兰成还感叹说，要是爱玲也在，一定谈得更欢。事后，朱西宁写了一篇《迟复已够无理——致张爱玲先生》发表在1974年的《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上。在这篇类似“公开信”的文章中，他详述了访问胡兰成的经过，语中有为胡兰成滥情的辩解之语，还解释了他自己没有及时回复张爱玲1971年6月来信的原因。
朱西宁早些时候写过《一朝风月二十八年》，文中谈张爱玲有不准确的地方。该文在《人间》副刊发表后，张爱玲来过一封信作了某些说明。信中写道：
西宁：
那次你的学生来，我没见着，那天不大舒服，因为住得近，还是到office去了一趟，听见叶珊（即杨牧）太太说，我心里想：“西宁的学生遍天下，都见起来还行？”但是当然应当写信去解释，又老是接连的感冒发得很厉害，好的时候就忙、赶，所以信也没有写成。水晶寄来《一朝风月二十八年》，那时候游击队与学校的关系，我完全不知道，很复杂。提到我的地方，我一方面感激，有些地方需要解释。向来读到无论什么关于我的话，尽管诧笑，也随它去，不过因为是你写的，不得不噜嗦点向你说明。……
我月底离开加大，秋天搬离旧金山，以后会保持联系。
朱西宁还在另外一篇文章中谈道：“当然，除了她的作品，胡兰成先生所提供的人身事迹更为直接而丰盛，因也有意欲为爱玲先生写传。但于征求爱玲先生意见时，遭其婉言严拒，遂告作罢。”[36]
胡兰成在台湾不久，即遭到文化界中人的抨击。40年代的汪伪汉奸，作客台湾，又是讲学，又是出书，令不少爱国之士十分反感，余光中先生写了《山河岁月话渔樵》一文，指斥胡兰成旧日言行的有罪和今日受礼遇的不妥。1976年，胡兰成灰溜溜地返回了日本，这位中国学院的“终身教授”不能在台湾终其余生。
虽然张爱玲不理胡兰成了，但是胡兰成还是关注张爱玲的创作。胡兰成只要看到张爱玲新作必写评论。包括《红楼梦魇》《浮花浪蕊》《色·戒》。他评价《色·戒》：“张实在是文学之精，此篇写人生短暂的不确定的真实，而使人思念无穷。易先生（丁默邨）有其风度品格，此字是评剧写坏人的传统，不失忠厚，亦逼肖丁本人。”[37]在70年代末，他还写过《读张爱玲的〈相见欢〉》。他称赞道：“《相见欢》笔致极好，只是作者与书中人物相知尚不够深。张爱玲是《赤地之恋》以后的小说，虽看来亦都是好的，但是何处似乎失了衔接，她自己也说给写坏了，她自己也只是感觉得不满意，而说不出是何处有着不足。这样一位聪明才华绝代的人，她竟是去祖国渐远渐久了。”[38]这恐怕是胡兰成最后提到张爱玲的文字。
因为大陆的张爱玲热，胡兰成的作品也曾经热过一阵。2003年9月，他的自传作品《今生今世》在大陆正式出版，被《南方都市报》评为该年度10大好书。2004年初，他另外两本书《禅是一枝花》和《中国文学史话》也在上海出版。但是胡兰成热，应该说明显的是沾了张爱玲的光。对其人其文一直评价不一。他曾经说过，“做人本来是人骗人”[39]。这话恐怕是理解这个人的一把钥匙。张爱玲有一中篇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赤手空拳打天下的男主人公佟振保，跟他也有几分像。总体来说，好用功，有心机，小聪明，儒雅的外表，出众的口才，拿得起放得下的做派，在文场、官场、情场都是有一种磁场的。但仔细琢磨他的一生，真切的他，跟在人群中的他，真真正正是有区别的。他在讲述自己的经历的时候，不是燕大旁听生，他自吹燕大学生，肄业于北京大学；只是普通编辑没当主笔的时候，说自己是主笔；没受重用的时候说自己在被大人物重用。这样的事例很多。自卑又自负，这往往是底层奋斗者的通常缺点。[40]这个人喜欢掩盖自己，常常言不由衷，自吹自擂，夸大其词。善于套近乎找靠山、拿名人做挡箭牌。这种人在乱世自有市场，有时候也能够过得人模狗样，至少他的前半生是这样。后半生因为被边缘化，可能变得平和一点了。
当然这样的人奋斗也不容易。也真的是个才子。说他是一个不错的时评家、政论家，是可以的。国家大事世界大事眼前大事，他张口就来。好研究大问题、写大题目，既滔滔不绝又似是而非。体悟多于认知，问题大多空泛，不是学院派的规范的路子，而是自学成才者的野路子。比较起来，他的散文比他的论文可能更有价值，因为有一种属于他自己的野性思维在。他的散文受到一些人的喜欢，甚至会被评为十大好书，恐怕就是被他这种“胡氏话风”所迷惑所吸引。粗看起来佶屈聱牙搭配生猛，细细品味又是别致精妙的，夸张而至于张狂，别致而有点出格，不可复制。
1981年7月29日，胡兰成死于日本东京，终年75岁。
在朱西宁与胡兰成谈张爱玲的时候，张爱玲蛰居在她的“老鼠洞”里。胡兰成死的时候，她还是蛰居在“老鼠洞”里。1981年9月16日，张爱玲在给宋淇夫妇的信中写道，在生日那天得到7000多美元和胡兰成的死讯，“难免觉得是生日礼物”[41]。
【注释】
[1]“公寓生活记趣”，张爱玲1944年作散文名。本章叙传主60年代中叶至70年代初的美国生活，她此时把公寓称作“老鼠洞”。
[2]参见林以亮：《私语张爱玲》。
[3]夏志清：《超人才华 绝世凄凉》。
[4]於梨华，原籍浙江宁波镇海，生于上海。美国华人作家，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爱国主义者。抗日战争时期随家迁居福建、湖南、四川等地。1949年赴台湾，1949年考入台湾大学外文系，后转历史系。1953年毕业后进入美国加州大学新闻系，1956年获硕士学位。1965年起在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巴分校讲授中国文学课程。1977年任该校中文研究部主任。她的作品主要取材于留美学人的生活。代表作长篇小说《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展示了无根的一代内心的迷惘和孤寂，成为当代留学生文学之滥觞。
[5]於梨华《来也匆匆……》，载《永远的张爱玲》。
[6]於梨华：《来也匆匆……》。
[7]於梨华：《来也匆匆……》。
[8]庄信正，1935年生，山东即墨人。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比较文学博士。文学评论家，散文家，翻译家。曾执教于美国肯萨斯大学、南加州大学和印第安纳大学，后任职联合国，现已退休，定居纽约。2005—2012年曾任台湾东华大学住校作家和客座教授。著有散文集《异乡人语》《流光抛影》《展卷》《文学风流》《忘忧草》《异乡说书》等，评论集《尤里息斯评介》《海天集》《面对尤利西斯》，编有《中国现代小说选》《张爱玲来往签注》《张爱玲庄信正通信集》。
[9]庄信正：《初识张爱玲》，1995年9月18日台北《联合报》。
[10]庄信正：《初识张爱玲》。
[11]李渝：《跋扈的自恋》，原载1995年9月14日台北《中国时报·人间》副刊。
[12]李渝：《跋扈的自恋》。
[13]肖伊绯：《张爱玲〈北地胭脂〉签赠本中的前尘往事》，《北京青年报》2020年1月2日。
[14]夏志清：《张爱玲给我的信件》，第147—149页。
[15]陈少聪：《与张爱玲擦肩而过》，《有一道河，从中间流过》，台北九歌出版社2006年版，第203—205页。
[16]陈少聪：《与张爱玲擦肩而过》，《有一道河，从中间流过》，第203—205页。
[17]詹姆士·莱恩：《善隐世的张爱玲与不知情的美国客》，载苏伟贞主编《鱼往雁返：张爱玲的书信因缘》。
[18]祝勇：《柏克莱的张爱玲》，《非常日报》2012年1月18日。
[19]水晶，原名杨沂，江苏南通人，1935年生。在重庆读完小学，十四岁前在中国南方众多城市游历过。十五岁去台湾，十九岁考取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后在信托、保险、民航等部门就职。二十九岁到南洋去教过书当过翻译。三十二岁经加拿大到美国，攻读艺术硕士。之后在美国成婚，并攻读文学博士学位。学成后在加州大学任教。
[20]水晶：《张爱玲的小说艺术》。
[21]水晶：《张爱玲的小说艺术》。
[22]水晶：《张爱玲的小说艺术》。
[23]参见朱西宁：《迟复已够无理——致张爱玲先生》。
[24]杨荣华：《在张爱玲没有书柜的客厅里》，台北《“中央”日报》1995年9月16日。
[25]杨荣华：《在张爱玲没有书柜的客厅里》。
[26]《张爱玲庄信正通信集》，新星出版社2012年版，第78—79页。
[27]饺子：《张爱玲的不近人情》，鄞州书城2019-06-04。
[28]林以亮：《张爱玲语录》，台北《联合文学》第29期，1987年3月出版。
[29]沈寂：《张爱玲的苦恋》。
[30]胡兰成：《今生今世》，本节所引书信均出自该书。
[31]朱西宁（1926—1998），原名朱青海，祖籍山东省临朐县。抗日战争胜利后，进入杭州国立艺专深造。后投笔从戎，参加国民党军队，1949年随军去台湾，先后任陆军上尉、上校参谋等职。自幼爱好文学，是台湾文坛上蜚声海内外的著名作家。著有合集《可以饶恕，但不可以忘记》《月到天心处》等。
[32]桑品载：《与张爱玲周旋——拾掇她与〈人间〉的一段因缘》，《中国时报·人间副刊》1995年9月13日。
[33]朱天文：《花忆前身——回忆张爱玲和胡兰成》，刘绍铭等编《再读张爱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
[34]朱西宁：《迟夏已够无理——致张爱玲先生》，见《张爱玲评说六十年》，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年版。
[35]夏志清：《张爱玲给我的信件》。
[36]《终点其人，起点其后——悼张爱玲先生》，于青编《寻找张爱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5年版。
[37]《花忆前身》，麦田公司出版1996年，第66页。
[38]原载1979年4月《三三》集刊第20集。胡兰成：《中国文学史话》，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
[39]胡兰成：《今生今世》。
[40]详见秦贤次：《谎言与真相——湖南省生平考释》，《新文学史料》2011年第1期。
[41]参见杨曼芬：《矛盾的愉悦——张爱玲上海关键十年揭秘》，2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