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色·戒》的争论
如果说60年代以前的张爱玲是一个纯粹的作家，那么60年代末期以后的张爱玲则基本上是以一个学者的形象出现在文坛。《红楼梦》《海上花列传》这两部古近代小说耗去了她的主要精力。1983年，皇冠出版社出版了张爱玲的创作集《惘然记》，收有《色·戒》《浮花浪蕊》《相见欢》《多少恨》《殷宝滟送花楼会》《五四遗事》和电影剧本《情场如战场》。这些虽是旧作，前三篇作于50年代，中间三篇作于40年代，剧本作于50年代，但首次以“集束”的方式推出，远比当年散见于报刊时影响大。尤其是前三篇小说，虽在50年代发表过，但当时并无影响，而且作者此后还一改再改。作者在以《惘然记》序中，特别提道：
这三个小故事都曾经使我震动，因而甘心一遍遍改写这么多年，甚至于想起来只想到最初获得材料的惊喜，与改写的历程，一点都不觉得这其间三十年的时间过去了。爱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这也就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了。因此结集时题名《惘然记》。
这三篇小说的主人公都是女人，女人心目中的男人和女人的情感世界，都是张爱玲拿手的题材。尤其是《色·戒》，可以说是《传奇》之后张爱玲最出色的短篇小说。
《色·戒》情节并不繁复。一群爱国学生周密设计要刺杀汪伪政府的特务头子易先生。他们巧妙地用美人计使易先生上了钩，并准备在易先生为女主角王佳芝在珠宝店买首饰时下手。进展一帆风顺。然而在最紧要关头，美人计的主角却提醒他逃跑了。为此组织遭破坏，参与者全部处决，连情人加恩人王佳芝也未能幸免。
《色·戒》的故事与汪伪特务头子丁默邨险些遇刺的经历相仿，对作者来说，故事原型可能来源于知情者胡兰成之口。张爱玲回忆说，得到这个材料来源时，她曾惊喜不已，震动多时，“甘心一遍遍改写这么多年”。足见她对这个故事和这篇小说的喜爱。
丁默邨曾任汪伪政府的党政要员，集中央常委、中央社会部长、中央特务委员会副主任兼特工总部主任等职于一身。他管理“76号”魔窟时被重庆当局视为眼中钉，针对丁默邨好色之弱点，左挑右挑，选中一年轻的女特工郑苹如施“美人计”。郑苹如完成任务十分出色，与丁默邨结成“红粉知己”。中统见时机已到，定计杀丁默邨。一日，丁默邨临时约郑同去一处赴宴，中统要郑苹如以购皮大衣为由，在赴宴途中携丁默邨同往一皮货店。由早埋伏的中统特务将其击毙。丁默邨如约去店，随意张望中发现窗外有几条汉子在闲逛，突然感觉不妙，把大沓钞票抛向柜台，自己却夺门而出，跳上专车飞逃。中统特务忙举枪射击，却为时已晚。事后，丁默邨不动声色将郑苹如骗到76号，把她除掉。
很显然，这故事与小说有相近之处。但有两大不同，一是美人计的主角郑苹如是专业的，而《色·戒》中的王佳芝是业余的。张爱玲在1974年开始重写的时候，就写信给宋淇谈她的构思，第一稿寄给宋淇看，宋淇认为如果把女主角写成国民党特务的话，文章一定不会发表，何况当时台湾认为国民党特务不可能会失败。张爱玲同意了这个观点，于是将女主角王佳芝写成女大学生，在第一稿的开头增加了很多情节。[2]
二是丁默邨是自己觉得不妙而逃，小说中却是女主角提醒易先生跑掉的。
显然，这是极其张爱玲式的处理方式。
中外文艺作品中，灭奸反特题材颇多，尽管其风格有庄有谐，品位有高有低，但忠奸善恶是泾渭分明的。哪有好端端的正义行为就因为女主角临时变卦而毁于一旦的？杀人计划流产的原因或许多样：为钱为利，贪生怕死，策划不周等等都是可能的。然而这篇作品的情节似乎与这些无关，失败仅在于王佳芝一时的女人的冲动。
在读者的阅读经验中，还找不到可以与之对应吻合的贮藏，它的处理方式好像是太超常了。《色·戒》发表后，曾引起一些批评和争议也就不足为奇了。署名“域外人”的《不吃辣的怎么胡得出辣子？——评〈色·戒〉》一文，[3]批评张爱玲对王佳芝和她的同学们的爱国动机缺乏交代，认为小说的某些细节处理欠妥，甚至认为它的主题是“歌颂汉奸的文学——即使是非常暧昧的歌颂”，这就把问题搞得很严重了。
对此，张爱玲很快作了辩驳，“我到底对自己的作品不能不负责，所以只好写了这篇短文”，即针对“域外人”的《羊毛出在羊身上》。她声明，这些业余特工的爱国动机是用不着交代的，读者自己完全有理解力，不在动机问题上着墨，如同不必论证的先验前提一样，是对读者的尊重；她反对脸谱化写“好人”与“坏人”“爱国志士”和“汉奸敌伪”，认为写反面人物应该进入他们的人性的弱点，而这正是不少同类题材作品所缺乏的。她直言宣称：“我写的不是这些受过专门训练的特工，当然有人性，也有正常的人性的弱点，不然势必人物类型化。”[4]
好个“有人性”“正常的人性的弱点”！这就是张爱玲，不管她怎样三头六臂，不管她的题材如何千变万化，人性尤其是人性的弱点，是张爱玲五十年笔耕生涯的专注重心和最大特点。如果说读者们普遍欣赏张氏描绘的常态下的人性及弱点的话，对这篇因题材的尖锐而显得格外“打眼”的小说，还是应该从这一角度。它不过是将人性置于反常态的状态之下拷问、探寻。惟如此，我们才能找到《色·戒》与张爱玲的其他作品的相通之处。
人性和人性的弱点在《色·戒》中集中体现在女主人公王佳芝的身上。王佳芝本是广州岭南大学的学生，因战事随校迁香港，那时爱国剧上演正烈，学校亦有剧团，她正是当家花旦。激进的爱国学生们定下一条美人计，让一个女生扮成生意人家的少奶奶，“这角色当然由学校剧团的当家花旦担任”。爱国除奸本是正义行动，但参与者要乔装角色，也就入戏了，王佳芝则成为戏剧的中心人物。凭她对男人的了解和把握，她成功地接近了易先生。同学们得知后，十分兴奋。“一次空前成功的演出，下了台还没有下装，自己都觉得顾盼间光艳照人，她舍不得他们走，恨不得再到那里去。……疯到天亮。”
为了像个真太太，她不惜牺牲童贞。于是她对一个有性经验的男同学梁闰生做了一次特殊的奉献。“既然有牺牲的决心，就不能说不甘心便宜了他。”这对于一个女性来说，如此奇特的由女孩变女人的方式，也真难为了她。当然，爱国心是她如此牺牲的基础，但也不免有把戏做下去的需要。所以才有易先生暂时销声匿迹时她的失落与懊悔，似乎白牺牲了；所以才有又与易先生接上线后的心理平衡。“事实是每次跟老易在一起就像洗了个热水澡，把积郁都冲掉了，因为都有个目的。”原来没有白牺牲，剧情在继续发展，即使在紧要关头，她也是戏剧式地推度：“太快了她又有点担心。他们（同学）大概想不到出来得这么快。她从舞台经验上知道，就是台词占的时间最多。”
其实，戏剧感强是与虚荣心相连的。情节的高潮是在首饰店里。为了使易先生上钩、不防备，给同伴以时间和机会下手，她装模作样地选着首饰。明明是在做戏，可挑来挑去挑到据说是有价无市的粉红钻戒时，王佳芝仍很兴奋：“不是说粉红钻戒也是有价无市？她怔了怔，不禁如释重负。看不出这爿店，总算替她争回了面子，不然把他带到这么个破地方来——敲竹杠又不在行，小广东到上海，成了‘大乡里’。其实马上枪声一响，眼前这一切都粉碎了。还有什么面子不面子？明知如此，心里不信，因为全神在抗拒着，第一是不敢朝这上面去想，深恐神色有异，被他看出来。”
张爱玲在一篇散文中说过：“生活的戏剧化是不健康的……借助于人为的戏剧，因此在生活与生活的戏剧化之间是很难划界。”[5]这话虽然是指现代社会的艺术（戏剧）对人的经历和感觉的渗透，但用来解释王佳芝也有几分相近。在爱情与做戏之间，王佳芝并无十分清楚的目的与手段的认识，有时把做戏就当作了目的，所以她十分珍视做戏时带来的满足兴奋与虚荣。以如此心态接触易先生，为悲剧埋下了伏笔。也就是说，她的爱国心是真诚的，但不够坚定和沉稳。她有时重过程甚于重目的，重体悟而甚于动机，这就可能铸成大错。
与此相关的，是王佳芝的感情用事。破贞之后，有段时间并无易先生音讯，她有白白牺牲了的懊悔，而同学们对她亦有“不洁”之感。她讨厌使她失贞的梁闰生，连她较有好感的邝裕民也对她有情意上的生涩，这对王佳芝来说是心理的暗伤，难言之苦。甚至疑心上了当，白吃了亏。所以她与易先生逐渐熟识之后的朝行刺的目的一步步逼近的过程中，她亦有摆脱“不洁”之感的轻松。在心理上，这就使她朝“变计”滑了一步。
其次，作为女人中的较出色者，自从十二三岁就有人追求，从十五六岁起就只顾忙着抵抗各方面的攻势。这样的女孩子不太容易坠入爱河，抵抗力太强了。“但她没有恋爱过，不知道怎么样就算是爱上了”。所以她拿不准在对易先生的色相勾引中是不是与爱相关，做戏与做人对她来说本不易区别。所以，她的虚荣心就使潜意识里宁可觉得易先生是爱她的，应当爱她才对。她疑心自己有点爱他，亦因对于大多数女人来说，爱就是被爱。最后，在关键时刻、在紧张的拉长到永恒的一刹那间，“灯光下单独相对，又密切又拘束”。她看着他带着悲哀的微笑，目光下视时温柔珍惜的神情，充满中年艳遇的满足安详，在这永恒片刻的一瞥中——这个人是在爱我的，她突然想，心里轰一声，若有所失。
太晚了。
店主把单据递给他，他往身上一揣。
“快走，”她低声说。
他脸上一呆，但是立刻明白了，跳起来夺门而出……
这一节是全篇的所谓“文眼”，描写是否深切，作品是否成功，全靠这一段。小说前半部分就有王佳芝在易先生面前难解自己感情真伪、难解感情与理智关系的铺垫，在此寥寥几笔，就写出了佳芝由一个刺客变为女人的转变。在佳芝心中，“她最后对他的感情强烈到什么感情都不相干了，只是有感情”。
这就是张爱玲的描写逻辑、处理方式。她把王佳芝描绘成一个为事业而甘愿牺牲色相、牺牲女人最宝贵的情爱的爱国者，而到关键时刻，又把她还原为女人，还原为情感用事、情感遮蔽双眼的盲视者、情感动物。
在张爱玲看来，王佳芝首先是女人，主要是女人。而女人的世界，惟情感是尊，惟情感是大。这是女人的特点，也是女人的悲剧。她为一霎时的女性所触动而牺牲了同志，也毁灭了自己。色之戒不是易先生之戒，而是王佳芝之戒，是女人之戒，色之戒在这里更是情之戒。
对于作品中的反面人物——汪伪政府部长、特务头子易先生，张爱玲是否也在通过他探寻人性的正常的弱点呢？
初入文坛时，张爱玲就对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有深透的认识。她笔下的人物都是“不彻底的人物”，“没有大奸大坏”，“有的只是那种不明不白，猥琐、难堪，失面子的屈服”。[6]而这篇小说中的易先生，显然属于大奸大坏式的反面人物了。在那篇对域外人的批评的反批评文章中，张诘问道：“小说里写反派人物，是否不应当进入他们的内心？杀人越货的积犯一定是自视为恶魔，还是自认为也有逼上梁山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在这篇小说收入集子时，张又一次提出相同问题，“写反面人物的，是否不应当进入内心，只能站在外面骂，或加以丑化：时至今日，现代世界名著大家都相当熟悉，对我们自己的传统小说的精深也有新的认识，正在要求的成熟的作品，要求深度的时候，提出这样的问题该是多余的。但是似乎还有在此一提的必要。……对敌人也要知己知彼……缺乏了解，才会把罪恶神化。”
“文艺的功用之一：让我们能接近否则无法接近的人。”[7]所谓反面人物，尤其是高级特务，便属于一般人在现实生活中无法或难于接近、知之甚少的人。张爱玲设法接近的方式就是进入内心，进入的结果就是把反派人物也当作人来写。他们有着兽性和污点，但同样有着人性和正常的人性的弱点。这样处理，既需要勇气，更需要才识。
《色·戒》在特异的状态下探寻人性和正常的人性的弱点，到了相当深入的程度。除了作者关注人性的自觉意识及长期的琢磨之外，也与她在这篇作品中调动多样艺术手法为之服务相关。不露痕迹的细节铺垫、精微的心理刻画、高潮中的“反高潮”写法，都相当成功。尤为出色的是“反高潮”手法。美人计历时两年，几经周折，女主人公也费尽心机、尝遍酸苦与甘辛，总算熬到了除掉易先生实现暗杀计划的那一刻，眼见得高潮就要出现，万事俱备，没有任何细节差错，却被王佳芝临时“变卦”把易先生轻而易举地放走了。完备计划付之东流，常态结果没有出现。这就是“反高潮”——走向高潮的反面。
中外特工、暗杀之类题材举不胜举，但张爱玲的《色·戒》最别致、最深入。张爱玲晚年作品不多，但拿出一篇就是有水准的一篇。
70年代初中期，张爱玲还写了一篇2万字的中篇小说《同学少年都不贱》，说明张爱玲在晚年还在努力创作。她1978年4月20日写给夏志清的信中说：“《同学少年都不贱》这篇小说除了外界的阻力，我一寄出也就发现它本身毛病很大，已经搁开了。”由于对其不甚满意，爱玲生前未予发表。直到张爱玲去世近十个年头的2004年，该作品才在香港和大陆刊出。
小说主人公是赵钰和恩娟，学生时代的同窗好友。学生时代，即使各人家境或多或少有些差距，同学之间也不至于出现明显的“贫富分化”，大家彼此没有太大的差别，至少赵钰和恩娟在那时候还没有隔阂。离开了校园，恩娟嫁得好，从此踏入上流社会；而赵钰还一直在温饱和小康之间徘徊。对于两人在经济条件、社会地位上拉开的差距，小说以赵钰的视点从两个方面描述了这种差距所造成的影响，一是两个人因差距而产生隔阂，二是赵钰略有自惭形秽却又不愿承认转而自我安慰：“同学少年都不贱”。《同学少年都不贱》是张爱玲小说创作主题的延伸——表现女性命运。描述恩娟的生活虽然很好，但是其实没有爱情。赵珏和萱望最终的分离，都表现了妇女在婚恋中的困境，以及最后无奈活着的结局。
往事如风，将年轻时飞落如雪的痴狂，尽数吹散，如同蝴蝶的翅膀掠过潮湿的海岸。只有心知道，岁月不宽宏，青春转眼落根结果。不见花影缭乱，浓烈黯然已成过往，时间里剩下流云幽幽，苍山深深，同学少年依旧在路上。世间风景线，千般万般熙攘后，她仍是她，她也仍是她。而她们，却不再是她们。相见时的落落清欢，两两相忘，相对无言。这浮花浪蕊的人生，终归漫不经心地就断了。
《同学少年都不贱》书名，袭用的是杜工部《秋兴八首》中的“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裘马自轻肥”一句，暗喻和隐讳地表达人本无贵贱之分，命运变幻无常，人的一生差异很大，“贱”不“贱”既是社会评判，亦是个人感受。不知是张爱玲记忆有偏差还是刻意之笔，她将原句中的“多”改为了“都”，且原诗的意思是：年少时一起求学的同学大都已飞黄腾达了，他们在长安附近的五陵，穿轻裘，乘肥马，过着富贵的生活，我却注定要为一个信念苦渡人间。小说却是反其意而用之，张爱玲以她惯常略带轻讽的口吻，调侃似的让在水槽洗盘碗的主人公赵珏说出了暗藏题旨的一句话：“甘遒迪死了。我还活着，即使不过在洗碗。”——同学少年都不贱。没有对这个世界清醒的意识，才没有绝望。生是过客，跋涉虚无之境，在尘世里翻滚的人们，谁不是心带惆怅的红尘过客？乍听轻飘无关痛痒的一句话，转念一想，却是沉浮了太多的欲说还休，到底令人心生惊怯。赵珏输给的，本就不是像恩娟这样的同学，也非爱情婚姻的是非蹉跎，而是人生的不可预知。渡河时辰未至，人，无力穿越，只能观望。不是不知何事萦怀抱，而是知道也无能为力。解得开的就不叫命途，放得下的又怎会今生今世尽苍凉？
正像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作品反映出当时张爱玲在努力开拓新的小说题材。该小说的时间跨度从20世纪30年代一直到70年代，地点跨越上海和美国，背景也涉及当时较大的历史事件，这在张以往的小说中是很少见的。教会女中同一宿舍的四个女生，她们的友谊和人生际遇，带有张爱玲自传的色彩。这样的内容题材在张的小说里也是罕见的。最后一点也是最值得关注的，即这部作品一反过去张爱玲作品的含蓄，在两性性关系的描写上较为大胆。它叙述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年轻的教会学校女学生在一种封闭环境下性意识的萌发，反映了当时青年女性的心理状态，甚至涉及同性恋等方面。这样的内容即使在现代文学史上也是少见的。张爱玲多少受到了当时美国的“性解放”思想的影响，所以有这样的大胆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