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大陆的关切

在翻译《海上花列传》英语本和国语本的过程中，张爱玲还结识了一位年轻的朋友司马新。1978年春，在哈佛大学做研究生的司马新选定《海上花列传》作为自己的学位论文题目。他的两位导师是汉学界的著名学者，但不谙吴语。司马新是上海人，也懂苏州话，但不能评判自己的研究。导师建议他再找一名懂吴语的学者做顾问，司马新就想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夏志清教授。夏志清在指导他的同时，还建议他去向张爱玲请教。司马新于是写信给张爱玲，问询有关资料。3月20日，张爱玲回了信，谈到自己翻译《海上花列传》的进展情况，并告知手边没有什么资料。后来司马新又把自己写就的一章寄给她指教，张爱玲亦有回信，这样两人信来信往，还互有赠书。那时哈佛大学东亚系有几个同学正在办一份文学杂志，司马新也是编辑之一，他准备把自己英译的张爱玲小说《年轻的时候》刊在这份杂志上，写信征求作者的意见。张爱玲的回信是：

未能遵嘱从速作复，其实写信并不费时间，不过实在为难。前一向台北PEN杂志要登我一个短篇小说的译稿，又有人要译一篇编入印大印刷所的一个选集，我回掉了，声明一定要自己译，不过目前没工夫。如果出尔反尔，去登在别处，太说不过去，要得罪人。只好请不发表，希望能原谅。总之如果先写张便条来跟我提一声就好了，不致让您在百忙中再浪掷时间，使我歉疚到极点，祝海上花论文一帆风顺。^[8]

虽然那份学生杂志发行量极小，司马新还是遵从了张爱玲的意见，没有刊出。张爱玲是一个既能坚持己见又能替别人着想的人。她总怕麻烦了别人，怕得罪人，所以她在晚年给很多人的信中总有很多道谢道歉之语。哪怕是别人善意而主动的关心帮助，她总是谢绝的时候多。不过她的原则性也很强，凡是事关自己的个人生活和作品的事，一定要自己做主。张爱玲一定要坚持自译，既是对自己英文水平的自信，也是考虑到只有自己才能充分体味中文原作的韵味。比如《秧歌》《赤地之恋》《五四遗事》《怨女》等作品的英译，全出自她自己的手，而且译笔非常漂亮。就像宋淇所指出的那样：

张爱玲是极少数中英文有同样功力的作家。……能够兼用中英文创作的人不是没有，经常写得如此之流畅和自成一家，同时可自译成英文和中文，而且都在第一流刊物上发表，那才令人佩服。^[9]

张爱玲的译文也有一种创造的美。夏济安读《五四遗事》的英文稿时说：“真不能使人相信原文是用英文写的。”^[10]遗憾的是，张爱玲并没有把她的最负盛名的中文小说都译为英文，这一项工作只能由别人来做了。

1980年，司马新毕业了，他不愿去小城教书，在波士顿的一大公司任职。张爱玲对他的选择表示理解，她自己也是在美国小城镇生活过几年的人，深知其艰难与不便。她总喜欢大城市，而又在大城市中隐匿自己，可以说是一个“公寓中的隐‘士’”，这倒应了中国一句老话：大隐隐于市。

司马新的公司常与香港、上海有业务往来，他每年都有几次回国机会，因此写信问张爱玲可曾有事有话传送给香港、上海的亲友。司马新还劝她回上海去看一看，离开上海已近三十年，一定会有不少惊喜。1982年，北京大学著名比较文学专家乐黛云女士正在哈佛做访问学者，看了张爱玲的作品，十分钦佩，转要司马新请张爱玲去北大访问，并建议说是私人性访问。张爱玲很快回了信：

……承向乐黛云女士介绍我的作品，非常感谢。我的情形跟一般不同些，在大陆没有什么牵挂，所以不想回去看看。去过的地方太少，有机会旅行也想到别处去，请代向乐女士婉辞，替我多多致意，多谢！是真忙得透不过气来，在别人不算忙，我是因为精神不好，工作时间不够用。^[11]

张爱玲身体欠佳，又正在忙于《海上花列传》的翻译，所以有“透不过气来”之感。对于三十年未见的上海，她是不打算去看看了。也许，她的心理就像《半生缘》中曼桢与世钧在经历了千番磨难之后重逢时所说的那样：“回不去了！”

然而，此时她已恢复了跟大陆亲人的书信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