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
1944年5月号的《万象》杂志上，刊载了一篇题为《论张爱玲的小说》的评论文章，署名为“迅雨”。“迅雨”就是以翻译著名的傅雷先生。当时，他正埋头译巴尔扎克、罗曼·罗兰等法语名著，他一生也极少写评论文章。他如此郑重其事地评一位在当时走红的作家，在他的文字生涯中是不多见的。文学修养高深、文学趣味高雅的傅雷，敏锐地看到了张爱玲小说对现代文坛的独特价值。也正是这一点，吸引了翻译家的注意力。
傅雷联系新文学诞生以来重题材主题轻艺术技巧的倾向，高度评价了张爱玲小说的意义。他说：
我们的作家一向对技巧抱着鄙夷的态度。五四以后，消耗了无数笔墨的是关于主义的论战，仿佛一有准确的意识就能立地成佛似的，区区艺术更是不成问题。其实，几条抽象的原则只能给大中学生应付会考。哪一种主义也好，倘没有深刻的人生观，真实的生活体验，迅速而犀利的观察，熟练的文字技能，活泼丰富的想象，决不能产生一样像样的作品。
傅雷这句话可以说是正戳到了新文学的痛处。在越来越激进的社会形势和文学氛围中，坚持文学之为文学的独特价值的作家本来不多，且处处受挤压。张爱玲踏入文坛前，全然没有受到傅雷所说的那种文坛风气的影响，她以她纯粹的文学态度和职业作家意识进行创作。在傅雷看来，是一个可喜的事件，是一桩难得的奇迹。因此他充分肯定了张爱玲的创作成就。认为《金锁记》对技巧与主义之争“是一个最圆满肯定的答复。情欲（passion）的作用，很少像在这件作品里那么重要”。除了结构、节奏、色彩，在这件作品里有“最幸运的成就”，还有三个优点。“第一是作者的心理分析，并不采用冗长的独白或枯燥繁琐的解剖，她利用暗示，把动作、言语、心理三者打成一片。”“第二是作者的节略法（racconrci）的运用……巧妙的转调技巧！”“第三是作者的风格。”它是“收得住，泼得出的文章！新旧文字的糅合，新旧意识的交错，在本篇里正是恰到好处。仿佛这利落痛快的文字是天造地设的一般”。
毫无疑问，《金锁记》是张女士截至目前为止的最完满之作。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格。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
傅雷给这篇作品的评价相当高。纯正的文学趣味和审美眼光，使他看到了张爱玲的独特贡献。
也正是因为对《金锁记》作者的创作水准有很高的评价，当他看到张爱玲还写了一些有缺点的作品时，也就毫不吝惜他的批评之语。他认为《倾城之恋》中对两个主要人物心理挖掘还不够深入，作者把笔墨大都用在范柳原和白流苏的调情上去了。“总之，《倾城之恋》的华彩胜过了骨干；两个主角的缺陷，也就是作品本身的缺陷。”傅雷更严厉地批评了张爱玲正在刊物上连载的《连环套》，认为《连环套》的主要弊病是内容的贫乏。“已经刊布了四期，还是没有中心思想显露。”“错失了最有意义的主题，丢开了作者最擅长的心理刻画，单凭着丰富的想象，逞着一支流转如踢踏舞似的笔，不知不觉走上了纯粹趣味性的路。……《金锁记》的作者不惜用这种技术来给大家消遣和打哈哈，未免太出人意外了。”
在“结论”部分，傅雷出于对才女的爱护，善意地提醒张爱玲，即使在创作的高潮期也要边创作边提高，不要被技巧所迷惑，不要太沉溺于旧小说的笔调中。“总而言之，才华是最爱出卖人的！”“文艺女神的贞洁是最宝贵的，也是最容易被污辱的。爱护她就是爱护自己。”
傅雷最后写道：“一位旅华数十年的外侨和我闲谈时说起：‘奇迹在中国不算稀奇，可是都没有好收场。’但愿这两句话永远扯不到张爱玲女士身上！”
这是张爱玲研究史上最早的具有学术意义的文章。出于对长期以来忽视技巧的倾向的不满，他肯定了张爱玲的出色技巧；出于对文坛流行的宏大题材决定论、“题材至上”论的不满，他肯定了张爱玲市井作品的题材意义；出于对张爱玲的爱护，他对张的某些作品也提出了批评，某些措辞还相当严厉。
这篇文章是投给柯灵主编的《万象》杂志的。柯灵对傅雷的看法有同感，但他未经傅雷的同意，删掉了其中一段话，曾引起傅雷的不满。在这篇文章开头，傅雷指出新文学技巧的弊端时，曾有一段批评巴金的文字。“我认为未必公允恰当，利用编辑的权力，把原稿擅自删掉一段，还因此惹恼了傅雷，引起一场小风波。”[5]
编辑删稿，自有他的权力。但也有删得高明不高明之分。值得注意的是，傅雷把张爱玲看作与巴金不同类型作家，是相当敏锐的。以如火的笔表达对黑暗专制、家族制度的憎恶，以写作来表达“我控诉”是巴金作品的特点。他一辈子都宣称自己不是为了当作家而写作的，他从不刻意追求技巧，他是那种不为当作家而写作的作家。张爱玲则不然，写作是她的目的，写作是她的生命本身，所以她在技巧上下了很深的功夫。她具有强烈的文体意识，具有自觉的职业作家意识。因此巴金和张爱玲，分属于新文学的两大不同作家群落。前者和老舍、曹禺一样，是民主主义作家；后者和沈从文、钱钟书一样，是自由主义作家。
傅雷的文章在《万象》发表的同时，张爱玲的《连环套》也正在杂志上连载。张爱玲当然很快就看到了这篇评论。对此，张爱玲做出了较多的反应。
她写了一篇谈自己创作的文章，题目就叫“自己的文章”。虽没有在文中直接说明是对傅雷的答复，但实际上确是有感而发。她在文章开头谈到写作此文的原因时说：“我虽然在写小说和散文，可是不大注意到理论。近来忽然觉得有些话要说，就写在下面。”“近来忽然觉得有话要说”就是因傅文而起的。
关于题材问题的看法，张爱玲与傅雷并无明显对立。不过她的表述更多的是从人生的角度而不是学理的角度。她说：
现在似乎是文学作品贫乏，理论也贫乏。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
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肆的。
张爱玲在这里给自己作品的题材意义找了一个坚实的“说法”，那就是男女爱情生活更能表现人生的繁复，生活的底蕴，不论什么题材，都应该解析人的灵魂，探寻人生的奥秘。她的这一观点，也与中国现代自由主义作家一脉相承。谈到自己的写法时，她说：
只是我不把虚伪与真实写成强烈的对照，却是用参差对照的手法写出现代人的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因此容易被人看作我是有所沉溺、流连忘返了。虽然如此，我还是保持我的作风，只是自己惭愧写得不到家。而我不过是一个文学的习作者。
从这些话来看，张爱玲对傅雷的批评，有辩解，也有自我批评。对傅雷关于《连环套》的看法，张爱玲也是同一态度。她较充分地谈到了自己对霓喜们的姘居现象的看法，应该说现代中国作家中没有哪一个能像张爱玲那样观察研究过这一现象。《连环套》的题材还是别有意义的。对于傅雷所批评的这篇小说的旧小说笔法问题，张爱玲一方面坦陈自己有意为之的缘由是要与时代氛围一致，另一方面也承认做得不好。她说：“有时候未免刻意做作，所以有些过分了。我想将来是可以改掉一点的。”[6]
张爱玲的另一个反应是出版小说集。傅雷在文中劝她：“少一些光芒，多一些深度，少一些辞藻，多一些实质，作品会有更完满的收获。多写，少发表，尤其是服侍艺术最忠实的态度。”傅雷还希望张爱玲这个文坛奇迹有一个好结局。张爱玲此时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她希望趁热打铁，因而听不进傅雷“多写，少发表”的忠告，也听不进柯灵类似的看法，迅速把小说收集为一册，交《杂志》社刊行，书名就叫“传奇”。在前言中她解释说：
书名叫“传奇”，是为了在传奇中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中寻找传奇。
张爱玲当初看到《论张爱玲的小说》这篇文章时，并不知道“迅雨”是谁。直到60年代中期，在香港时才从一个朋友处得知。宋淇先生[7]回忆说：
目前为大家所注意的迅雨那篇登在1944年《万象》杂志上《论张爱玲的小说》，引起不少猜测，唐文标说不知作者是谁，怀疑会不会是李健吾。
其实这篇文章写得非常严谨，不似李健吾的文笔那么散漫啰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那么迅雨究竟是谁呢？原来是战前即从事翻译《约翰·克利斯朵夫》和巴尔扎克的小说的傅雷。那时的文化工作者多数不愿写文章，即使发表，也用笔名，而且不愿别人知道。单看名字，迅雨和傅雷二者之间倒不能说没有蛛丝马迹可查。
爱玲当初也不知道作者是谁，还是南来以后，我告诉她的。她听后的反应是惊讶，但也并没有当作一回大事，因为爱玲向来对自己的作品最有自知之明，别人的褒贬很难动摇她对自己的估价。
傅雷终年埋首译作，极少写批评文章，那次破例写这样一篇评论，可见他对爱玲作品的爱之深与责之切。[8]
宋淇的这篇回忆录，写于1981年，但是1982年张爱玲给他写了一封信，披露的是另外一种情况。原来当年张爱玲不是不知道迅雨就是傅雷，而是另外搞了一个小动作，那就是写了一篇影射讽刺的小说。
1908年生于浦东的傅雷，家道殷实。但4岁时父亲入狱惨死，24岁的寡母将其拉扯大。他性格孤傲、叛逆、暴躁。1927年，母亲只好送他自费留法。临行前，在母亲要求下与14岁的表妹朱梅福订婚。但到法国后，爱上了法国女子玛德琳，写信给母亲要求退婚未果。不久，傅雷发现玛德琳与多人保持恋爱关系，愤而分手，并差点自杀。1931年秋，傅雷与刘海粟同船回到上海，10月，出任上海美专刘海粟校长的校办主任，后为打抱不平和刘海粟绝交。回国后，与朱梅福结婚并给她改名为朱梅馥。朱曾说：“婚后因为他（指傅雷）脾气急躁，大大小小的折磨总难免。”1933年9月，借母丧之机，傅雷正式辞职，从此靠翻译为生。
傅雷待人待己失于过苛。一次杨绛译了篇散文，傅雷称赞了几句，杨绛照例一番谦辞，傅雷忍了一分钟，最终沉着脸发作道：“杨绛，你知道吗？我的称赞是不容易的。”傅雷对张爱玲的作品有弹有赞。但两个人都是很有个性的人，第一次写长篇遭此重创，张爱玲自然会迁怒于傅雷，恰好她与刘海粟妻子成家和的妹妹成家榴曾是同学，常有来往，得知了成家榴与傅雷的婚外情。
傅雷律己甚严，但幼年丧父，在强势的“女性爸爸”的阴影下成长，心灵深处埋下了对不伦之爱的渴望。1936年底，在考察龙门石窟时，傅雷曾与妓女黄鹂有染。1939年，傅雷与成家榴传出绯闻。
根据从成家榴同学口中听来的绯闻，张爱玲写出《殷宝滟送花楼会》。小说中傅雷成了“古怪、贫穷、神经质”的罗潜之，而成家榴是“殷宝滟”，张爱玲借殷宝滟之口骂傅雷：“他那样的神经病的人，怎么能同他结婚呢？”除了人物化名，故事完全照搬，还把自己写了进去，名为爱玲，显然在暗示：文中一切属实。据张爱玲说，小说发表后，成家榴十分恐慌，跑到内地匆匆嫁了人，而成家榴自己则说，是因为傅雷的夫人朱梅馥太善良了，自己只好退出。
对张爱玲这一招，傅雷极为尴尬，曾说：“《金锁记》的作者人品竟是这样低劣，真是错看她了。”令傅雷哭笑不得的是，《论张爱玲的小说》也引起左派作家们的不满，他们认为张爱玲的作品充满“垃圾堆的腐臭”，而傅雷居然大加称赞，因此满涛等人化名发文恶骂了一番傅雷。晚年张爱玲重读了《连环套》，此时她的意见比傅雷还激烈：“尽管自以为坏，也没想到这样恶劣，通篇胡扯，不禁骇笑。”不论曾有多少误会，二人最终取得共识。
她还说：“《殷宝滟送花楼会》写得实在太坏，这篇是写傅雷。他的女朋友当真听了我的话到内地去，嫁了个空军，很快就离婚，我听见了非常懊悔。”1982年12月4日，张爱玲写信给宋淇，披露了她发表于1944年11月的小说《殷宝滟送花楼会》（作为列女传之一）的内幕。[9]对此有人进一步分析说，1944年5月，署名迅雨的《论张爱玲的小说》在《万象》上刊登；半个月后，张爱玲回敬了一篇《自己的文章》，为评论里批评的那几篇小说辩护；11月，张爱玲在《杂志》上发表《殷宝滟送花楼会》。时间点如此契合，让人不多想都难。当然，这也可能是巧合，傅雷一边和成家榴分着手，一边写着评论，成家榴转身去找老同学张爱玲倾诉，傅和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有了这么一种交集。宋以朗就说，张爱玲写《殷宝滟送花楼会》时，并不知道傅雷就是迅雨，张爱玲是后来到了香港才从宋淇那里听说的，她有点惊奇，但也没深究。这种可能也有，傅雷的那篇评论，是交给柯灵发表的，柯灵跟张爱玲交情不浅，《小团圆》里以他为原型塑造的那位荀先生，又特别爱在女主人公面前说文坛掌故，总之有点八卦，那么，他把这个大秘密八卦给张爱玲听完全有可能。[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