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皇冠”合作
殷允芃是幸运的。张爱玲一向深居简出，社交圈子极小，尤其在60年代，没有几个人能有与张爱玲详谈的机会，但殷允芃有了这次珍贵的机会，并把访问记写成了文章。事实上，尽管在英文世界里，张爱玲还在左冲右突，但在华文世界里，张爱玲那时又一次走红。1968年前后，张爱玲又一次“热”了起来。不过，这一次不是在大陆，而是在台湾、香港。
因为张爱玲的出走和大陆的政策，张爱玲已被大陆文艺界、出版界和读者群完全遗忘。但从50年代起，尤其在60年代，张爱玲在台港地区的声望越来越高了。除了她作品本身的魅力这一因素，还有两个外部原因，一是台港出版界的热心介绍，二是海外华人学者的高度评价，推波助澜。
张爱玲人在美国，但与台北的皇冠出版社结下了几十年的友谊。皇冠的老板平鑫涛[5]，是当代有名的出版家。他经营出版业，是有家传的。他的堂叔平襟亚，早年在上海也是干出版事业的，张爱玲曾在他发行的杂志《万象》上刊载过小说，还差点把第一本小说集《传奇》给平襟亚的书店印刷出版。那时平鑫涛还在上海读大学，毕业后，他到了台湾，当了公务员，后来又创办了皇冠出版社。著名女作家琼瑶就是他的妻子。60年代中期，宋淇向平鑫涛推荐了一批在香港写作或是在香港已有名气的作家，其中就有张爱玲。
“我当时非常欣喜，心想怎么有资格为她出书呢？在完全尊重她的原则下，我们从彼时合作到今。”[6]
当然，能有一个可靠的合作者，张爱玲是十分高兴的。这些年来，她的作品时有盗版，甚至还有假冒她的名字出版的“伪作”问世，她非常不满，但有时也无可奈何。50年代她在香港的时候，就有人源源不断地把她的小说集《传奇》和散文集《流言》及40年代的其他旧作翻出来，变着花样印行，以牟取暴利。那时市面上还有两本署名为“张爱玲”的小说，一本叫《秋恋》，一本叫《笑声泪痕》（又名《恋之悲歌》），书名有张爱玲的诗意，内容是她擅长的婚恋题材，但写得十分马虎粗糙，“糟到坊间不会有人出的地步”。对于这种冒名顶替，张爱玲早有耳闻，但她没有想到找来看看到底是什么货色。后来别人给她寄来一本《笑声泪痕》，她看了之后，有理有据地予以揭露，并在一篇文章的末尾特意提醒读者：“可千万不要给引起好奇心来，去买本来看看。薄薄一本，每章前后空白特多。奇文共欣赏，都已奉告，别无细节。”[7]
为了防止类似的情形再发生，张爱玲干脆自己编了一本《张爱玲短篇小说集》，交给香港天风出版社，由该社于1954年7月印行。张爱玲特写了一篇序向读者做个交代：
我写的《传奇》与《流言》两种集子，曾经有人在香港印过，那是盗印的。此外我也还见到两本小说，作者的名字和我完全相同，看着觉得很诧异。其实说来惭愧，我写的东西实在是很少。《传奇》出版后，在1947年又添上几篇新的，把我所有的短篇小说都收在里面，成为《传奇增订本》。这次出版的，也就是根据那本“增订本”，不过书名和封面都换过了。
内容我自己看看，实在有些惶愧，但是我总认为这些故事本身是值得一写的，可惜被我写坏了。这里的故事，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可以说是传奇，其实像这一类的事也多得很。我希望读者看这本书的时候，也说不定会联想到他自己认识的人，或是见到听到的事。不记得是不是《论语》上有这样两句话：“如得其精，哀矜而勿喜。”这两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刻。我们明白了一件事的内情，与一个人内心的曲折，我们也都“哀矜而勿喜”吧。
1954年7月
现在，有了皇冠，身居美国的张爱玲就可以少操心盗版或伪作的情况发生了。她可以出自己认为有价值的新作旧作，可以拿到自己该得的劳动成果版税，而且通常得的是最高酬金，她的经济状况也大为改善了。自此，凡出书张爱玲必找皇冠，她对皇冠放心。不过，她极少与皇冠直接接触，而是请宋淇作代理人，为他们牵线搭桥。
平鑫涛也十分尊重这位合作者，他说：
撇开写作，她的生活非常单纯，她要求保有自我的生活，选择了孤独，甚至享受这个孤独，不以为苦。对于声名、金钱，她也不看重。她通常是完成一部作品后，便不再去重阅，她说就像是一个怀孕的母亲已将孩子生下来。有一年，她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的呼声很高，但她自己完全不知道，也就没有失落的感觉。对于版税，她也不太计较，我曾有意将她的作品改拍为电视剧，跟她谈到版税，她回说：“版权你还要跟我说吗？你自己决定吧。”
和张爱玲接触三十年，虽然从没有见过面，但通的信很多，每封信固然只是三言两语，但持续性的交情却令我觉得弥足珍贵……[8]
双方合作的开始，是1968年皇冠版的《张爱玲短篇小说集》，跟香港天风版一样，是《传奇增订本》的翻版。之后，又出了张爱玲的《流言》《秧歌》《半生缘》《怨女》等作品。
长篇小说《半生缘》是根据《十八春》改写的。最大的变化是由“光明的尾巴”而为“无言的结局”，保持了全书感伤的基调。《半生缘》的故事在解放前夕就结了尾，把张慕瑾被国民党逮捕变为被日本人抓走，许叔惠也没有去延安，而是去了美国。
最精彩的改动是世钧与曼桢的相逢。曼桢从医院逃出后，过了几年清寒安静的教书生活。病得快死的姊姊曼璐恳请曼桢看在自己儿子的分上，搬到祝鸿才那里去住，这一回，曼桢再也不愿入狼窝了，她坚决不去。之后，曼璐病死，祝鸿才破产，儿子又得了重病，曼桢心又软了，为孩子，她又一次牺牲了自己。先是与祝鸿才结婚，接着又离婚以换取对儿子的监护权。母子相依为命，苦苦度日。
一天，曼桢与世钧偶然碰面，两人百感交集。把重逢的场面梦想过无数遍，一旦真的重逢，“跟想的完全不一样，说不上来的不是味儿，心里老是恍恍惚惚的，走到弄堂里，天地全非，又小又远，像倒看望远镜一样”。
曼桢道：“世钧。”她的声音也在颤抖。世钧没作声，等着她说下去，自己根本哽住了没法开口。曼桢半晌方道：“世钧，我们回不去了。”他知道这是真话，听见了也还是一样震动。她的头已经在他肩膀上。他抱着她。
……
她一直知道的，是她说的，他们回不去了。他现在才明白为什么今天老是那么迷惘，他是跟时间在挣扎。从前最后一次见面，至少是突如其来的，没有诀别。今天从这里走出去，却是永别了，清清楚楚，就像死了的一样。
他们没有了共同的未来，只能埋葬凄凉哀怨的旧爱，一切都“回不去了”，惟有诀别。这是真正的生离死别。
虽是改写，但仍然是一个动人的故事。如何为这个新本命名，张爱玲也很动了一番脑筋。先考虑的书名是“浮世绘”，又觉不太切题，“悲欢离合”又嫌太直白，“相见欢”的“欢”字又与全书格调不太吻合，“急管哀弦”又觉调子太快，不合书中的慢节奏，还考虑过“惘然记”，又认为“记”字不太有小说味。最后终于定名为“半生缘”。其实，张爱玲不仅小说写得好，她作品的题目也取得妙。她的大部分作品的篇名是既切题又有诗意，既别致又不夸饰的，像《红玫瑰与白玫瑰》《倾城之恋》《沉香屑·第一炉香》等，让读者感到这些名称非张莫属，并使人过目不忘。对篇名，她是非常讲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