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点的毁了我的爱”
在爱丁堡公寓，张爱玲度过了她一生的黄金岁月。这里是她的小说和散文的出产地，是她“欲仙欲死”的爱巢，是她接待周瘦鹃等文人的处所，也是她常与女友们谈天说地寻开心的地方。
爱玲并不是独处6楼65室，她与姑姑住在一起。张茂渊也是一个特立独行的职业女性。她对其兄张廷重的言行十分不满，二人后来竟完全闹翻。不仅因为张廷重吃喝嫖赌的劣迹，兄妹二人也有财产方面的纠纷。1930年，她提出要由她、张廷重及同父异母的兄长张志潜三人平分父亲张佩纶留下的一批宋版书。当时宋版书很值钱，全在张志潜的手中。但他不愿平分，于是打起了官司，张廷重兄妹为一方、张志潜为一方。各请了律师，诉讼期间，证据于他二人有利，但不久竟判了张志潜胜诉。张茂渊后来才明白，由于张志潜答应给张廷重一笔钱，他就背叛了她这个亲手足。这一年，张廷重和黄逸梵离婚了，张茂渊和黄逸梵搬出宝隆花园洋房，在当时法租界（今延安路以南）一幢西式大厦租了一层有两套大套房的房子。在张爱玲保留的照片中，有一张照的正是房屋一角的夜景：雅洁的地毯、高脚台灯、梳妆台、穿衣镜、盆景，张茂渊正在沙发上看书。宽敞而静谧。这是姑嫂俩自己设计的。那幢楼里住的多是外国人。她们买了一部白色的汽车，雇了一个白俄司机，还雇了一个法国厨师，生活很阔气。
1932年，黄逸梵又出国去时，张茂渊在怡和洋行做事，她“姑代母职”，承担了照顾张爱玲姐弟的责任。当时张廷重经济上还很宽裕，她的照顾是精神和道义上的。她和黄逸梵在英国游学四年，有很多共同的见识，也有着超过了夫妻情和兄妹情的姑嫂情。黄逸梵走后，她又搬到一处稍小一些的房子去住，这是开纳路（今武定西路）的开纳公寓。这时爱玲已长得快跟她一般高了，她玩笑般的“央求”爱玲，可不能再长高了。她还把姑侄二人在屋顶阳台上的合影寄给远在异国的黄逸梵。在照片的背面，她用铅笔写着：
我这张难看极了小煐很自然所以寄给你看看
这地方是汽车间顶上小孩顽（玩）的地方
我们头顶上的窗就是我的sitting room的。
张茂渊这时虽与爱玲姐弟分开住，但常打电话关心二人的生活与健康。1935年，张廷重一家搬回麦根路那栋原属张志潜的大别墅。张茂渊怕爱玲姐弟遭后母的亏待，特地为他俩各买了一张新床、一个衣橱、一张有玻璃台面的写字桌及一把椅子。亲自安顿好了之后才放心地离开。有一次姐弟患了重感冒，发烧不止。张茂渊得知后，立刻请了个外国医生，坐她的汽车来治病，亲自担任翻译。取药后又关照老保姆如何吃药及其他注意事项。
1938年，张爱玲逃出父亲家后，就与住在开纳公寓的母亲、姑姑共同生活。黄逸梵是1936年回国的，她这回还带了一个美国男友。他是个生意人，四十多岁，长得英俊漂亮，别人称他维葛斯托夫。爱玲曾见过他，但她没有向弟弟提起过。这时她对母亲的感情似乎淡漠一些了。原因可能是对母亲的情感转移十几岁的少女一下子还难以轻松地接受，更重要的原因是经济方面的。
1939年初，她们三人搬到了爱丁顿公寓。她们的房子有一个大客厅、大餐室、贮物间以及两套大套房。那时张茂渊卖掉了汽车，辞退了厨子，只雇用了一个男仆，每周来二三次，帮着购一些伙食用品，其他的家务都需自己料理。爱玲这时已是一个大姑娘了，但她什么家务活也不会干。
爱玲在《天才梦》中提到，她十六岁时，母亲从法国回来，才将暌违多年的女儿研究了一下。“‘我懊悔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她告诉我，‘我宁愿看你死，不愿看你活着，使你自己处处受痛苦！’”
这里所说的处处受痛苦，指的是张爱玲生活自理能力的欠缺。黄逸梵希望她能在一两年内学会生活，学会居家过日子，学会适应环境。教她煮饭、洗衣，练习走路的姿势，看人的眼色，点灯后要拉窗帘，对镜研究面部表情，以及说话的艺术。张爱玲认为她没有完全学会这些淑女风范。生活的艺术，她不是不能懂得。但她擅长的是个人的体验，而不是人与人的交际，母亲正是在后一方面强于她并要求她的。或者说，黄逸梵是交际型、务实型的女子，而张爱玲是体验型的女子。
多年来，黄逸梵都是靠卖古董维持生活，那是先辈留下的遗产，每次出国，她都是带一些古董出去换钱。眼下，这些货越来越少了，又要张罗爱玲留学的费用，因此精打细算。张爱玲的突然投靠，对她的经济与情感生活产生了一定影响。张爱玲暗自思忖：“我母亲是为我牺牲了许多，而且一直在怀疑着我是否值得这牺牲。”她对母亲的情感也有了些变化。她说：
在她的窘境中三天两天伸手向她拿钱，为她的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磨难着，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的毁了我的爱。[17]
所以，她感到，“这时候，母亲的家不复是柔和的了”[18]。
黄逸梵和维葛斯托夫于1939年去了新加坡。在那里搜集来自马来西亚的鳄鱼皮，加工成手袋、腰带出售。1941年底，新加坡被日军占领。大轰炸中，黄逸梵的男友死于战火。这对她来说，是极大的打击。她一个人在那里苦撑，经济上损失很大，一度行踪不明，与家人失去了联系。后来才得知去了印度，曾做过尼赫鲁姐姐的秘书。
在一点点地毁掉母爱时，张爱玲也从更广大的背景中思考着从前称颂的母爱中的虚饰和不健康成分，她说：
母爱这大题目，像一切大题目一样，上面做了太多的滥调文章。普通一般提倡母爱的都是做儿子而不做母亲的男人，而女人，如果也标榜母爱的话，那是她自己明白她本身是不足重的，男人只尊敬她这一点，所以不得不加以夸张，浑身是母亲了。其实有些感情是，如果时时把它戏剧化，就光剩下戏剧了；母爱尤其是。[19]
令人不得不佩服张爱玲的清醒和睿智。母爱是一种原始之爱，万全之爱，本能之爱，它是女性的一种伟大的情感，但绝不是女人的全部。现代中国有一种过分强调母性而忽视人性、过分强调女人的妻性而忽视女人应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是一个独立的个体的倾向，滥调的文章太多了。张爱玲能直面人性的深处，反对盲目地将生活戏剧化的态度，从这一点来说，她比大多数女作家深刻得多。
张爱玲与姑姑待在一起的时间比跟母亲在一起长得多。她与姑姑既是长幼关系，又像是平辈的朋友。“乱世的人，得过且过，没有真的家”，她说，“然而我对于我姑姑的家却有一种天长地久的感觉。……她的家对于我一直是一个精致完全的体系，无论如何不该让它稍有毁损。”[20]这个“家”，就是她们合住的赫德公寓。张爱玲1942年夏天从香港回上海，就与姑姑住在这里，那年姑姑四十岁了，她才二十二岁。
张茂渊说自己：“我是文武双全，文能够写信，武能够纳鞋底。”在爱玲的眼里，她说话有一种清平的机智见识，近于周作人的冲淡平和。但她不喜欢文人，处处撇清。可是有一次她也这样说：“我简直一天到晚地发出冲淡之气来。”有一个时期她在无线电台上报告新闻，诵读社论，每天工作半小时。她感慨地说：“我每天说半个钟头没意思的话，可以拿好几万的薪水；我一天到晚说着有意思的话，却拿不到一个钱。”
有一天夜里非常寒冷，急急要往床上钻的时候，她说：“视睡如归。”爱玲听了，觉得有趣，认为是一首小诗：“冬之夜，视睡如归。”
又有一次，姑侄二人吃萝卜煨肉汤，爱玲问起胡萝卜从外国传入的一些问题，张茂渊作了一个简洁的回答，有解释，有悬念，有情节，爱玲把它一字不移地写下来，称之为时髦散文，“妙在短——才起头，已经完了，更使人低徊不已。”[21]
1944年张茂渊生过一场病，病后久久没有复原。她带一点儿嘲笑，说道：“又是这样的恹恹的天气，又这样的虚弱，一个人整个地像一首词了！”
爱玲与姑姑趣味相投，所以她在姑姑的日常说话中也找到了生活的趣味。当然，姑姑好读书、留过学，长期从事文职工作，在同时代的女性中品位高，才会有如此的妙语汩汩涌出。她对爱玲的小说一般不看，爱玲押着她看了苏青和她对谈的记录，其中有关于职业妇女的看法，姑姑也有自己的意见。她找起事来十分挑剔。理由是：“如果是个男人，必须养家糊口的，有时候就没有选择的余地，怎么苦也得干，说起来是他的责任，还有个名目。像我这样没有家累的，做着个不称心的事，愁眉苦脸赚了钱来愁眉苦脸活下去，却是为什么呢？”
曾与张茂渊在一起共事的人回忆说，张茂渊很有十八九世纪英国闺秀的风范。对于中国人习以为常地“做人”“送人情”之道，她一向不屑。她公开声明不参与同事中的红白喜事之类的应酬。[22]从这些情况来看，张茂渊和黄逸梵多年的海外生活，使她们养成了一种健全的个人主义气质。不为他人活着，不做勉强自己心性的社会应酬，不过分表面化地做出重亲情、友情的姿态，尤其讨厌装出那种习见的为他人牺牲自己、委屈自己的吃力相。从正面来说，也就是为自己活着，在不伤害他人的前提下做自己意愿的事，不在乎别人的反应。在我们中国这个太重“礼”的社会里，为自己活着是需要几分坚强的，也特别容易被人视为“怪”。现代人格的塑造，在有着悠久传统的中国是一件太难太难的事。
张爱玲明显受到她们的影响，她也是一个健全的个人主义者。对她的大俗大雅，她的清坚决绝，她的炫人装扮，她的婚姻态度，人们总用好奇的眼神去打量，总摆脱不了惯有的思维模式。以旧有的习俗礼义、生活方式的价值观去评价她的生活方式，自然感觉到“奇”与“怪”了。其实，从价值多元、个人自由的角度来看，张爱玲的生活方式和人生价值观，是十分理性的，当然也是很正常的。
炎樱从小在香港长大，两人在港大同学，自此由相识而结为朋友。港战爆发后炎樱一家搬到上海，因而与爱玲仍常有往来。炎樱的英文比中文好，她也颇有当作家的意向，积极学习华语，常在街头大声读招牌广告，不识的字就问爱玲。从五四起汉字书写的顺序既有传统的从右到左，又有借鉴西方的从左到右，因此常使炎樱犯难，每每闹出笑话。不过她的汉语很快有了大长进，也开始写文章了。她之所作，大都为散文。如《死歌》《生命的颜色》《女装·女色》《浪子与善女人》等都很流畅可读。后两篇文章还是爱玲翻译的，其间颇多佳句。在上海期间，她俩的作品常在同名同期的刊物上发表，排列顺序也很近。其《女装·女色》一文，告诫人们要克服“为了学时髦的缘故而牺牲了自己”的毛病，[23]还精细地谈到了服装与身材、肤色的搭配方式，着装的趋时与守旧的效果，很有心得，直到今天仍然是一篇对女性产生吸引力的妆饰指南。此间上海一家杂志登出过一则广告，上写：“炎樱姊妹与张爱玲合办时装设计大衣旗袍背心袄裤西式衣裙，电约时间，电话三八一三五，下午三时至八时。”可见两人不仅是服装鉴赏家，还想做设计家了。不过，是否真的开办这项业务，不得而知。
有一天诗人路易士与张爱玲、炎樱一起在一个咖啡店里喝咖啡聊天，路易士与张爱玲见过多次面，但见炎樱是第一次。后来他写过一篇短文专谈炎樱。在他眼里：“炎樱是圆脸，会说话，中等身材，其整体的感觉，不是‘西洋的’，也不是‘东方的’，而是‘世界的’，是‘现代的’。当然，我说这话的意思，并非指‘物质生活’的现代化，而是指‘精神状态’的现代化。……总之，炎樱，这个女孩子的见解，有许多地方的确是可称赞的。那写了论文恶意地攻击现代新兴绘画的人们，应该听听炎樱说的话！”[24]
一个现代派的诗人欣赏一个现代派的女子，是十分自然的事。也正是因为炎樱性格的可爱，一生不爱交友的张爱玲与炎樱成了一生的挚友。
爱玲为炎樱翻译文章，炎樱也常为爱玲的作品题画，如同她有时亲自为张爱玲设计装扮一样。她十来岁就对绘画下过极深的功夫，她的画笔一直超过文笔。她说：“我并不是一个多产的画家，但是自从十岁起，空白的墙壁就诱惑着我，一直我最大的愿望是让我有一堵墙可以尽情涂抹。”[25]她在文章中对色彩也是极力铺陈，描绘过毒粉红、埃及的蓝、权威的紫、牢监的灰、春雨的绿、土地的绿、处女的粉红、风暴的蓝、凡·高的向日葵的黄等奇异的色彩。爱玲对她的这种能力十分佩服，专门谈到过炎樱用“盲人的黑”形容一个非常黑的黑头发女人的妙处。在她眼里，满世界都是色彩的世界。“每一种情调、每一件事都可以用一种颜色来翻译。……每个人都是颜色的跳舞、色调的舞剧。”
除了为《传奇》再版封面绘了草图，炎樱还为《流言》扉页的作者玉照做了精心设计，炎樱仿佛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导演，她让爱玲的头发当中分路，蓬蓬地披下来，露出肩膀，但仍是一副守旧的样子，因为炎樱不让她笑出来，要笑在眼睛里。照片印好后，炎樱在极热的下午骑自行车去照相馆取回，拿着放大的照片，兴冲冲地对爱玲说：“吻我，快！还不谢谢我！……啊，你现在可以成天吻着自己了。——没见过爱玲这么自私的人。”
在解释为什么要在自己的作品集上印作者照片时，张爱玲说：
印书而在这里面放一张照片，我未尝不知道是不大上品，除非作者是托尔斯泰那样的留着大白胡须。但是我的小说集里有照片，散文集里也还是要照片理由是可想而知的。纸面上和我很熟悉的一些读者大约愿意看看我是什么样子，即使单行本里的文章都在杂志里读到了，也许还是要买一本回去，那么我的书可以多销两本。我赚一点钱，可以彻底地休息几个月，写得少一点，好一点；这样当心我自己，我想是对的。[26]
她俩常在一起品茗看戏，谈书论人，买鞋试衣，情同手足。外出的时候，不论出发时为什么，结局总是吃。在咖啡馆里，虽然各出各的钱，美国式的“AA制”，但仍旧很热心地互相劝诱：“不要再添点什么吗？真的一点都吃不下了吗？”一副主人让客人的口吻，真是好笑。接着就是长篇大论地对谈起来。一次炎樱说她参加了一个圣诞晚会，主人提议玩一种游戏：向最智慧的鞠躬，向最美丽的下跪，向最爱的接吻。后来大家乱吻一阵，也不知谁吻谁。这种游戏很傻，但这样的场合下一个人不加入，就更显得傻。不过炎樱仍有不洁之感。于是两人的话题就转到女人与爱。炎樱做了一个大胆的假设：“譬如说，我同你是好朋友，假使我有丈夫，我老在他面前说你的好话，他只知你的好处，所以非常喜欢你，我又不情愿了。”
“我也要嫉妒的。”爱玲说。
“如果有一天我发现我的丈夫在吻你，我怎么办？……我嫉妒的是你而不是他。”
爱玲大笑起来：“自然应当是这样。这有什么奇怪呢？”
炎樱又断断续续说道：“我想我还是会大闹一场。隔了几天又会后悔，一个电话打给你。说：‘张爱玲，几时来看我吧！’”
“我是不会当场发脾气的，大约是装着没看见，就像英国式的。等客人走后，再悄悄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问也是多余的，我觉得一个男人有充分的理由吻你。不过原谅归原谅，到底是不行的。”
爱玲又补充说：“在我们之间可以这样，换了别的女人就不行。”由此可见二人的亲密程度。两人还谈到多妻主义、日本女性，又由日本女性谈到各国文明，由人生谈到艺术。从咖啡馆出来，已经是深夜，天上有冬天的蛾眉月和许多星，地上、身上是没有穿衣而泼了水的透亮透亮的寒冷。两人一个住东，一个住西，远近差不多，可炎樱一定要爱玲送。送到门口，张爱玲才觉自己吃了亏：“为什么要送你这一趟？又不是你的男朋友？”于是坚持要炎樱出一半她一个人回家的车钱。她们的账其实向来还来还去，很少有算清的时候。
炎樱说：“我们两人在一起是很合理想的滑稽搭档。”她们在一起玩得很开心，但张爱玲成名后，常有女学生跟在后面喊着唱着：“张爱玲！张爱玲！”就像是追星族追歌星、球星一样，妨碍了两人的谈话，她觉得与张爱玲一起外出有点“讨厌”了。
真是气短情长、可笑可爱的一对女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