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惯了孤单生活
夏志清与张爱玲在美国的接触是从《中国现代小说史》的英文本1961年出版前后开始的。起先是书信往返，之后也见过几次面。
一次是在1964年3月，美国亚洲学会在华盛顿开年会，那时张爱玲正住在华盛顿，正在为“美国之音”编广播剧。“美国之音”的编辑高克毅也参加了这个年会。在会上，他见到了夏济安、夏志清兄弟。那时夏济安刚从台北来美国不久，夏志清则是专程从纽约赶来，哥儿俩珠联璧合，在会上，一个讨论《西游补》，一个讨论《西游记》，也算是小范围内的佳话。高克毅的同事吴鲁芹与夏氏兄弟关系很好，他转告说兄弟俩想见张爱玲，想由高克毅安排落实。会后，高克毅约请夏氏兄弟、吴鲁芹，还有老友加州大学校友陈世骧教授，同乘一车到东南区张爱玲公寓。
在接张爱玲的路上，夏济安谈到他早年用“夏楚”的笔名常给《西风》杂志投稿，高克毅也是《西风》的作者。他们俩同时记起，张爱玲在《西风》中那篇不凡的散文《我的天才梦》。
高克毅好说歹说，终于把张爱玲请了出来。那天是下午见的面，本想约张爱玲吃一次正式的晚餐，但时间尚早，张爱玲又无意久待。于是他们一行就去了独立大道H·E·W大楼邻近的一家叫Mar Ket Inn的小馆子，叫了一瓶“粉红香槟”，清谈了一个小时。
夏济安在台湾教书时，就向学生极力推荐张爱玲的小说，白先勇、陈若曦、王祯和等人对张爱玲的迷恋与这位老师是分不开的。他本人既在主编的《文学杂志》上发表过张爱玲的《五四遗事》，又亲自译过夏志清的论张爱玲的文章，因此二人也有文谊，但见面还是第一次。在这次会面中，夏志清觉得兄长和爱玲都较紧张局促。
两人显得紧张局促的起因是夏济安。他素知张爱玲不大会交际，在生人中很沉默甚至羞怯，为了活跃气氛，故意说了一些玩笑话。夏济安对张爱玲说：“I'm your competitor，you know.”张爱玲觉得很突兀，她实在是不知道夏济安为何成了她的“竞争者”，她从未读过搞评论的夏济安写过的小说，因而不知如何回答。这样，“好心不得好报”，本为活跃气氛，反倒把气氛搞得“紧张局促”了。一个酒杯打翻了，“砰”的一声，大家一怔。[2]
在多年后的一篇文章中，夏志清写到了这一次会面，并提到了一杯“粉红香槟”被打翻的事，他以为是张爱玲打翻的。张爱玲看到这篇文章后，郑重地写过一封信，说：“悼吴鲁芹文中提起的，打翻一杯酒的是吴，我当时有点诧异，因为他不像是慌乱或是像我这样拙手笨脚的人，所以记得。”[3]
张爱玲离开华盛顿去当“驻校作家”之前，曾在纽约市住了一两个月。夏志清带着於梨华[4]去看她。那时她住在百老汇六十几街上一个高楼的小公寓房间里，十分局促。这是女作家於梨华第一次见女作家张爱玲，她眼中的她是这样的——
大概公寓小，更显得她人高大。实际上她不大，但的确比一般东方女性高。高而细。她脸庞大，不能归入瓜子脸、鹅蛋脸这一型的。眼珠略突，嘴巴不小，更不属于丹凤眼、樱桃小口类的。她是独具一格，且是令人注意的那种。她口音稍带上海腔。很细柔。她话不多，却不是因怕羞而不说的那种。[5]
三人谈得兴味十足。夏志清介绍说张爱玲所居公寓附近有家上海馆子，有小笼包、蟹壳黄等点心，怂恿张爱玲与他俩一起去，张爱玲有些心动，但仍没有挪开脚步。
过了几天，三人一起到百老汇九十一街的“全家福”吃过一次早点。於梨华注意到张爱玲吃扬州汤包的动作十分缓慢，两三个汤包、小半碗豆浆，吃得慢吞吞的。后来看她喝冰激凌苏打的模样倒很爽快，於梨华恍然感到原来她偏爱西食，中菜太油腻为她所不喜。
不仅在饮食方面，而且在居住方面，张爱玲都是属于都市，属于现代社会的。她对夏志清、於梨华说，她一点儿也不在意百老汇的纷沓嘈杂。在高楼上望下去，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各种声音、各种气味，一点儿都不妨碍她写作。於梨华觉得，她有超人的特异的感觉，视、闻、味、听、感，无不敏锐细致，所以她的作品才有精致的色彩、声音、气味、服饰、景致，她的精彩的展示和描述，是无人能及的。然而，她确不愿与世间人打交道。虽然她在台湾的声誉日隆，但当此后不久於梨华在信中问及她有无再去台湾的可能时，张爱玲的回答是：
我到台湾去的可能性不大，台湾有许多好处都是我不需要的，如风景、服务、人情美之类。我需要的如Privacy，意为“隐居”。独门独户，买东西方便，没有用人，在这里生活极简单的人都可以有，港台都很难……从出了学校到现在，除逃难的时期外，一直住惯了这种生活，再紧缩点也还行。寂寞是心境关系，在台湾如找我的人多些，也只有多得罪人……[6]
张爱玲又一次向友人阐述了自己的生活哲学，她有自己的生活习惯、处事原则，这是任何友情、亲情也打动不了改变不了的。大多数中国人图的是物质生活的方便舒适和一个富有人情美的环境，这些在张爱玲眼里是“真实的生活”但不是“真正的生活”。对于张爱玲而言“真正的生活”是创造而不是适应。为了“创造”则物质生活越简单越好、应酬越少越好。於梨华是这样理解张爱玲的生活方式的：“她的生活则一直顺着这规格走，一年比一年更把自己隔离起来，更不愿同世间人打交道，直到她死，伴着她的是她自己，以及她塑造的、别人忘不了、她自己不能忘的诸多人物。”
於梨华和张爱玲在那几年时有书信来往，也还见过面。1969年在波士顿开亚洲学会时，她们两位及夏志清、庄信正一起同吃过一次中饭。不久，於梨华请张爱玲到加州大学去做过一次演讲。
那时於梨华在加州大学开设英译中国现代小说课，指定《秧歌》《北地胭脂》为参考书。因《秧歌》英译本出得早，当时难以买到，於梨华写信给张爱玲，张爱玲就把私藏的十几本《秧歌》捐给了於梨华。
演讲时间定在下午3点到4点，然后有半个小时的学生提问时间。张爱玲乘坐的是1点30分从波士顿起飞的航班，1个小时即可到达纽约，可能因为头天夜里下了场大雪的原因，飞机晚点了20分钟，早在机场守候的於梨华焦急不安，生怕耽误得太久让学生久等。直到她看见了张爱玲的身影心里才平静了一些：
记得很清楚，她穿一件暗灰薄呢窄裙洋装，长颈上系了条紫红丝巾，可不是胡乱搭在那里，而是巧妙地调协衣服的色泽及颈子的细长。头发则微波式，及肩，由漆黑发夹随意绾住，托出长圆脸盘。眼珠有点突，没戴眼镜（通信中知道她戴眼镜的），想必有隐形镜片，所以看人时半抬下巴，半垂眼睑。我不认为她好看，但她的模样确是独一无二（One of its kind）。[7]
女作家见女作家，总免不了一番外貌神态的描绘。几年前陈若曦在台湾时就描绘过张爱玲的特殊神采韵味。於梨华则以“独一无二”来形容，不由得令人想起胡兰成所说的见了张爱玲，浑身要起震动之类的句子来。年轻时，她使人“震动”，到了中年，还能使人“震动”。正是因为这样，人们才乐于描画她的外貌吧。
张爱玲上了於梨华的红色小轿车，张爱玲说：“我是在飞机上时，就猜想你开的是红色跑车。”於梨华惊愕了一下，没有答话。到达纽约州立大学时，已迟到了十几分钟，但张爱玲坚持要去洗手间整理一下，其实她的头发一丝不乱，但她不肯马虎自己。
进了教室，於梨华先解释了迟到的原因，并道了歉，才介绍演讲人。张爱玲演讲的题目是The Exotic West：from Rider Hanggard On。大意为：奇异的西方，从一个未经驯化者的角度。本来事先说好是用演讲的方式而不是念稿的方式，但张爱玲采取的是后一种方式。也许是因为开始的时间比预定的晚了二十来分钟她怕时间不够用，也许是从未上过讲台的她并不适应演讲的形式。她的英文倒是字正腔圆，十分地道。到了提问的时间，她的回答简明清晰。偶有冷场的情形，於梨华在下面干着急，张爱玲却神态自若，毫无窘迫之感。
演讲结束后，张爱玲跟系主任握手告别，坚辞了比较文学系为她准备的茶点。其实距她六点半回波士顿的飞机起飞还早，於梨华一定要请她吃晚饭才送她上机。张爱玲说：“晚饭吃不下，不如一起去喝杯饮料。”到了学校的小咖啡室，问她要什么，她要了一份香草冰淇淋苏打，一副企盼的神情。饮料来后，她露齿一笑，神情如孩童初获玩具一般，津津有味地吃着。
於梨华本想乘机向她问一些她创作中的问题，此刻生怕打扰了她。这次相会，演讲的内容於梨华全忘了，但她怎么也忘不了相见和咖啡厅的情形。“从她举止行动看到她实在是有稚童般的无邪及稚童般的能完全沉浸于自己的小世界里的人。而另一方面，却又能创造像《倾城之恋》《金锁记》《沉香屑·第一炉香》这般叫人百看不厌而每看一次都要击案叫绝的错综世界！”
通常人们只看到了张爱玲因孤独而值得怜惜的一面，而於梨华还看到了她“孤独”中的单纯与可爱的一面。於梨华的眼光是犀利的，感觉是敏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