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前没有问世的英文“自传三部曲”
1956年刚刚进入美国的张爱玲，就期冀寻求一种新的题材，一举打入美国文学圈。她想到了张学良，并且定下了小说的题目：The Young Marshal（少帅）。
1961年10月给邝文美的信里，她就谈到她有“两个非看不可的地方，台湾就是一个，我以前曾经告诉过你想写张学良的故事，而他最后是在台”。真正到达台湾以后，她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搜集关于少帅张学良的资料，以备日后写小说时参考。但麦卡锡没有帮她联系好在台湾面访张学良的事情。又因为赖雅中风消息突然传来，她不得不提前离开了台湾。
1962年春天，张爱玲住在华盛顿，在国会资料馆查阅过跟张学良有关的资料，并正式动笔开始了《少帅》的创作。
张学良与赵四的爱情故事，多年来广为流传，但街谈巷语有不同版本。张爱玲跟张学良没什么世交，对他本人自然谈不上了解。她曾说：“写小说非要自己彻底了解全部情形不可，否则写出来像人造纤维，不像真的。”为写《少帅》，她不但要参阅正史传记，还得看大量野史杂文，才能将故事说得肌理分明，轶事穿插有致。张爱玲既费这么大的劲做资料搜集，可知书中很多民国人物的小故事皆非向壁虚造。如有偏离事实，大都是她出于艺术上的考量而刻意为之的。张爱玲又说过喜欢实事，并不是尊重事实，是偏嗜它特有的一种韵味，其实也就是人生味。
在1962年2月10日给赖雅的英文信中，她写道：
明年初只要一转运，我们便一起迁居纽约。我很心急要交上六三年的大运——这是疯话，也是我唯一的精神支柱。所以明年春左右就要完成《少帅》小说，这时机千载难逢，不容错失，现在已经想奋发工作了。
热衷于命理和神秘学的张爱玲认定1963年会是她事业的转折点，而《少帅》正是她的希望所在。
在给邝文美和宋淇的信里，她有时会透露写作的进展。遇到了好的材料，写得顺的时候就“兴奋过度”，表达“恨不得马上把张赵故事写好，而又急不来”的心情。但是这一年她的写作过程还是遇到了很多的麻烦、很多的障碍，并没想象的那么顺利。
小说比较“偏重爱情故事”。大致上是以少帅陈叔覃（张学良的化名），和周四小姐（赵四小姐的化名）的相恋为主线，兼及饭局、闲聊的情节，穿插当时的逸闻，让历史像七八个话匣子同时开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混沌。协助宋以朗先生整理《少帅》遗稿的冯晞乾介绍说，按照计划，《少帅》本来要写十章，头七章的背景是1925年到1930年，后面应该是1936年西安事变作为高潮。因为是小说而不是非虚构，为了考虑市场，考虑读者，对史实做一些改动，也非常正常。1962年《洛丽塔》电影上映，非常轰动。有没有基于某个市场考虑把《少帅》写成军阀时代的洛丽塔故事呢？有人有这样的猜测和联想。而胡兰成和张学良都有从政经历，都很风流，都有老少配的婚姻，所以这是否暗藏“张爱玲情史”的历史小说的意味？“在《少帅》的世界里，张爱玲既是神游于军阀间的爱丽丝，也是迷倒大英雄的洛丽塔，更是被历史成全了婚姻的赵一狄，灰扑扑的人生在刹那间幻化成红的蓝的童话故事。在这样一部难产的小说里，她至少开辟了一个平行宇宙，在那里她过着不一样的人生，异常快乐。——这种快乐也特别叫人伤心。”[21]也有学者说，《少帅》是张爱玲对张胡之恋一次肆意的沉湎，其半途而废标志着《倾城之恋》似“圆满的收场”之未能延续[22]。因此可以说《少帅》和《雷峰塔》《易经》是张爱玲60年代的自传三部曲。但是因为作品没有完。这也只能停留在猜测上。
张爱玲在1961—1991年的30年间，曾20次在和宋淇夫妇的通信里提到《少帅》。这个英文小说的写作过程，从期盼、失落、挣扎到心灰意冷，于张爱玲是个无可奈何的接受过程[23]。“三年来，我的一切行动都以这个小说为中心。现在得要全盘推翻，但目前也仍旧这样过着，也仍旧往下写着。”1964年5月她在给邝文美宋淇的信里说道。但1966年还没有放弃这本小说。70年代初接受水晶采访的时候，还谈到写在军阀时代的长篇小说，写了一半，搁下来了，也想把它写完。后来，因为担心这个书在台湾出版不顺利，也因为写作的过程中纠缠某些细节逐渐失了兴致，还因为考虑到有“碍语”，也可能影响写作的心情。所以最终只是一个半成品。后来发出来的打字稿有7章，81页，23000英文字。后由郑远涛译成中文，有三万七千多字。先打出来给三位外国朋友品评，即麦卡锡、斯温以及她的出版代理人罗德尔。张爱玲知道外国读者对中国历史不甚了了，早已设法简化。斯温是中国通，很喜欢，但麦卡锡和罗德尔依然说历史太混乱，尤其是罗德尔，她的口味较代表一般读者，说许多中国人名她完全记不清。就是因为这位罗德尔大泼冷水，张爱玲竟灰心得写不下去。对比起她四十年代在上海一出道即获周瘦鹃、平襟亚等赏识，何异云端的日子，如今在美国却人离乡贱，一筹莫展。她的预感似乎落空了。
在1991年给宋淇的信里，就明确说道：“对张学良我已久已失去兴趣，认为他是一个limousine liberal（坐大轿的自由主义者），觉得irritating（讨厌）——纯粹我个人的偏见。”
总之，“张爱玲最初对《少帅》期望甚高，觉得自己时来运到，可以凭它在美国文坛打出名堂；写了大约三分之二，她的出版代理人大泼冷水，批评小说人名太多，历史混乱。自此，张爱玲便热情渐减，把它搁置多年，最后连对男主角的兴趣也没有了，这小说就不得不放弃”[24]。
《少帅》第四章末段写四小姐和少帅交欢时说：
他拉着她的手往沙发走去。仿佛是长程，两人的胳臂拉成一直线，让她落后了几步。她看见自己走在一列裹着头的女性队伍里。他妻子以及别的人？但是她们对于她没有身份。她加入那行列里，好像她们就是人类。
原来“四小姐”这称谓也不是随意设定的：作者其实要利用序数来暗示她也不过是无名女子队伍的一员，她象征古今中外的女性，具有普遍意义。“《少帅》就是这样一本深入浅出充满夹缝文章的书，恕我无法在这里逐一注解了。因为要协助它出版，我不得不反复阅读，往往有新的领悟，越发相信它每处细节都体现着整部小说的主题，仿佛一个碎形（fractal），一花一宇宙，一树一菩提。在张爱玲笔下，历史也许只是一场幻影，唯有人的无明爱欲才是永恒。在这层意义上，《少帅》其实已经写完，却永远不可能读完。”[25]
1965年张爱玲曾经写过一个英文简介《自白》，收入维克门（Yohn Wakemen）主编、纽约沃尔逊公司1975年出版的《世界作家简介1950—1970》。该书介绍了959位作家。入选者必须有为英语世界所熟悉的作品，必须具有文学重要性或者特别风情，文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新闻记者都有入选。这本书对张爱玲的介绍是：
张爱玲的作品无疑被那些把她当作冷战燃油的人过分推崇，也被那些视当代中国文学只能为革命做政治服务的人过分贬抑，她所描绘的革命前的中国，在写得最好的时候，达到了超越时空的普遍性。
但是更值得关注的是张爱玲自己的表达。她在谈到了自己的出生和来美国以前的经历之后，介绍自己这十年住在美国，忙着完成两部尚未出版的关于旧中国的长篇小说，正在写第3个长篇，从事翻译以及中文电影与广播剧本创作。美国出版商似乎都同意那两部长篇小说的人物过分可厌，甚至穷人也不讨喜。Knopf出版公司有位编辑来信说：如果旧中国如此糟糕，那么共产党岂不成了救世主？然后张爱玲谈到了1949年之后的中国，国家取代了家庭，强化了这个时代无可争议的宗教：国家主义。
“国家主义”是一种近代形成的观念体系，其重要内涵在于“国家至上”。国家主义将国家置于先于、高于社会的地位，认为国家具有决定全部社会实践和社会结构的功能。国家主义延续了古典时代的共同体决定个人存在的观念，只是将“共同体”转换成了“国家”。国家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哲学，始于黑格尔关于国家伦理的终极价值的论述。1970至1980年代，以斯考切波（Theda Skoepo）、诺德林格（Eric A.Nordlinger）等学者为代表的“国家回归学派”，主张“国家自主性”，形成了国家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体系。张爱玲提起国家主义，从来都是略带不屑的，甚至是痛恨的。国家主义使得她的时代变得疯狂而混乱，使得她的人生变得无法控制，使她的写作和私生活都备受诟病。正因为亲历了战争，对战争的残酷和绝望有了更为直观和感性的认识，国家主义对于她才更像是洪水猛兽。她用全身心的感官在关注着生活的每个细节，更新着她对人性的认识，生活的每个细微的风吹草动她都敏感非常，由是，她不能理解也没有精力关注那些遥远抽象的政治理想。在她看来，国家主义和战争不过是人们“这样那样”的瞎折腾。她不明白问什么人们要拿生命去信奉国家主义，这样的狂热造就的不过是无谓的战争。整个世界在二十世纪都沉迷在这个宗教中，喃喃地痴迷在国家民族的想象里，争相为自己赋予神圣的使命。作为一个如此清醒冷静的历史旁观者，的确难以想象她会投身那个时代的洪流，为民族国家信仰奋不顾身。
我最关切两者之间那几十年：荒废、最终的狂闹、混乱以及焦灼不安的个人主义的那些年。在过去千年与未来或许几百年之间，那几十年短得可怜。然而中国未来任何变化，都可能萌芽于那浅尝即止的自由，因为在美国围堵政策之外，还有其他更多因素孤立了中国。
中国比东南亚、印度及非洲更早领略到家庭制度为政府腐败的根源。现实的趋势是西方采取宽容，甚至尊敬的态度，不予深究这制度内的痛苦，然而那却是中国新文学不遗余力探索的领域，不竭攻击所谓“吃人礼教”，已达鞭挞死马的程度。——我因受中国旧小说的影响较深，直至作品在国外受到与语言隔阂同样严重的跨国理解障碍，受迫去理论化与解释自己，这才发觉中国新文学深至于我的心理背景。[26]
张爱玲很少长篇大论的谈自己的社会观和文学观，尤其是在出国以后，而在这样一个郑重其事的场合。她谈到了自己对于现代中国的理解和现代中国文学的理解，以及她自己所受到的滋养和困惑。不要说张爱玲是一个不谙世事的作家，她对时代、对民国之于中国历史的重要性把握得很精准。对自己的特点也有很深切的认识。在表面的传统中国的叙事的背后，是新文学对家国天下思维、吃人礼教文化的审视与批判。
在《自白》里提到的张爱玲没有出版的长篇英文小说，指的是1957年到1964年间写作的、主要取自于她本人的半生经历的The fall of the Pagoda（《雷峰塔》）和The Book of Change（《易经》）。她在1957年9月5日给宋淇夫妇的信里面写道：“头两章是写抗战爆发，第三章起转入童年的回忆，直到第八章再回到港战，接着自港回沪，约占全书三分之一。此后写胡兰成的事，到一九四七年为止，最后加上两三章作为结尾。这小说场面较大，人头杂，所以人名还是采用‘金根’‘金花’式的意译，否则统统是Chu Chi Chung式的名字，外国人看了头昏。”可以把《雷峰塔》和《易经》理解为张爱玲60年代初“向美英文坛叩关失败的英文小说”。[27]
1963年夏天，英文版应该是基本写好了。她准备自译为汉语。她在1963年6月23日的信中写道：
《易经》决定译，至少于上半部《雷峰塔倒了》，已够长，或有10万字。看过我的散文《私语》的人，情节一望而知，没看过的人是否有耐性天天看这些童年琐事，实在是个疑问。下半部叫《易经》，港战部分也在另一篇散文里写过，也同样没有罗曼斯。我用英文改写不嫌腻烦，因为并不比他们的那些幼年心理小说更“长气”，变成中文却从心底里代读者感到厌倦，你们可以想象这心理。
1995年9月，张爱玲逝世遗嘱执行人林式同在其遗物中找到了The fall of the Pagoda及The Book of Change的手稿后，按照遗嘱把它们都寄给了宋家。到了2010年，才由皇冠出版社翻译成中文出版，大概有30余万字，近800页的篇幅。翻译者赵丕慧。
《雷峰塔》原名《雷峰塔倒了》，在《今生今世》里雷峰塔出现过5次。其中有白蛇娘娘的儿子中状元回来祭塔，三拜塔就倒了。所以传说中雷峰塔倒，西湖水干，白蛇娘娘出世，天下要换朝代。雷峰塔倒了，对张爱玲来说意义非凡。《易经》在今生今世里出现过15次，胡兰成还靠《易经》在日本讲学。有人认为这是张爱玲和胡兰成对话。
《雷峰塔》是张爱玲以自己4岁到18岁的成长经历为主轴，糅合其独特的语言美学所创造的自传体小说，情节在真实与虚构间交织，清末的社会氛围，人性的生存阴暗浓缩在大家族里。张爱玲到美国未久，以一个新人之姿打算用英文发表私我性很高的小说，或许是个错招。但她还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书中加重了对白的分量，还原这个时代败落家族的氛围，前所未有地揭开了人性在物质下的幽暗、亲情的决绝。
《雷峰塔》的寓意何在？书中婢女葵花和保姆何干的闲话或许道明了真意。“雷峰塔不是倒了么？”“难怪现在天下大乱了。”两句明灭不清的破碎语句，像是梵文里流出的古老而恍惚的歌声，拍着房檐入睡。
《雷峰塔》一开始，就是以幼童沈琵琶的眼，扫射那个不断沉下去的灰扑扑的成人世界。看着母亲杨露和姑姑沈珊瑚打理行李出国如海洋般无穷尽的颠簸悲恸，父亲沈榆溪阴暗杂乱房间里的烟雾缭绕，姨太太带来的蓊郁却绝望的热闹。在宅子另一个日光永远照不到的潮湿角落，厨子花匠男工闲散地赌钱，婢女老妈子做藤萝花饼吃，老婆子们解开裹脚布洗小脚，不厌其烦地讲起白蛇法海雷峰塔的传说，带着鬼鬼祟祟的神气……幼时往事还历历在目，即使离她那么遥远，那么遥远，远在她记忆的黑洞中，靠近不得：连光都不放过，过去未来，前吞后咽。
漂亮的大眼睛弟弟，因为跟姐姐长得很不一样，被家里别的人怀疑他的出处，怀疑是一个会唱歌的意大利人跟他母亲偷情的产物。而且这个弟弟到17岁的时候就病逝了。《雷峰塔》和《易经》令人惊悚的情节还有：姑姑与母亲在异国“共侍”同一个男人；大爷偷偷纳了丫头吉祥做妾，在外面又建了一个家，生出儿子还把照片寄给大婶看，说是吉祥跟了南京的一个男人；港战期间，琵琶跟着同学们一起去做护士；姑姑与表舅妈的儿子绪哥哥陷入不伦之恋，临了为搭救表舅，姑姑把嫂子的钱全部填进去，姑嫂心生裂隙依然同居一个屋檐下；母亲一个晚上就在牌桌上输光她误以为女儿的卖身钱800元；香港失守后她跟着同学们去人去楼空的老师家洗澡把比亚兹莱的画册撕下藏起来带回去；校医勾结外人趁着黑夜一车一车地往外拉货卖，最后把一个伤员杀死灭口；作者为了早点回到内地，不惜拿这个“秘密”前去威胁校医帮她搞几张回上海的船票，结果真的成功了；回上海的那艘轮船上竟也有梅兰芳同行……
《易经》有一个情节，正读香港大学的琵琶生活拮据，历史老师布雷斯代好心资助了一笔800元的学费。这时母亲杨露从国外回来探亲，琵琶将款交给母亲，后来竟无意间发现母亲轻易把这笔钱输在牌桌上了。杨露以为女儿必然是以身体做了交换，催促琵琶亲自前往老师处道歉，之后还偷窥琵琶入浴的身体，想发现异状。这事情使琵琶感到羞辱极了。
比之让张爱玲狼狈灰心的胡兰成，母亲更是贴在她皮肤上的蚤子，她不敢去抓，一抓，就会溅起血来。“雷峰塔”一词，囚禁女性意味浓厚，《易经》里有一段描述母亲当年被迫结婚时的隆重花轿婚礼：“每一场华丽的游行都敲实了一根钉子，让这不可避免的一天更加的铁证如山”，“他们给她穿上了层层的衣物，将她打扮得像尸体。死人的脸上覆着红巾，她头上也同样覆着红巾”。“她被献给了命运，切断了过去，不再有未来。婚礼的每个细节都像是活人祭，那份荣耀，那份恐怖与哭泣”，这里哪有婚礼的旖旎明艳，分明是挤满死亡的皱纹与诅咒，简直让人不寒而栗。张爱玲和母亲一样，奋力想挣脱传统的枷锁，却因其锋利的齿沿磕伤了好几个人。女儿总是复制母亲的悲剧，日日夜夜地唱，苟延残喘不知疲倦，加之母亲施加给张爱玲的自卑自伤，雷峰塔于是轰然倒塌。
“琵琶尽量不这样想。有句俗话说：‘恩怨分明’，有恩报恩，有仇报仇。她会报复她父亲与后母，欠母亲的将来也都会还。”父母罩在琵琶身上的阴影她一辈子都没驱散。人之不自由，挣不脱的多是人与人之间亲情、友情、爱情——所有别人为你的付出。然后被紧紧地捆在一起，生于温情，死于温情。她也想爱一个人，非常想。但所有她曾试图去靠近的人都乌泱泱坍塌在她面前，溃不成军。晚年的张爱玲幽闭茧居，爱的安亡，使她成了守墓人。于火树银花的冷凉夜色中，她用孱弱如柴的食指和拇指捏起牙牌，一手卜出早已熟稔于心的真相，一手托起深不可测的夜。彻头彻尾的昏闷、恐怖、心酸、幻灭，像脏玻璃上的一层厚厚的雾气，叫她看不见回去的路。这次，和胡兰成无关。
每个人性格中的阴晦面几乎都可在其童年经历里探寻出答案。张爱玲后来的“怪”、别扭、孤僻，皆因母亲给她留下的重创多年以后还在她身上。人生中若发生了某些事，便有一道门被永久关闭。这就是损伤。母亲在张爱玲的成长过程中是缺席的，但却长期被她视为“圣女”一样的存在，“我把世界强行分作两半，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属于我父亲这一边的必定是不好的”，然而，父亲的堕落荒唐并没有伤过她的心，因为她“从来没有爱过他”。对他人有需索，才终成恐慌；对他人抱期许，才有失望的可能性。与之相反的是，对他人的容纳，会救赎自我的安宁；对他人感到怜悯，方能成为容纳所有沧海一粟的无垠，摘取宽恕的果子。我们往往以爱为名来挑战人性中畏缩狭窄的边缘，必然破绽百出。置身事外，反倒不易画地为牢。所以她有时候也喜欢“鸦片的云雾，雾一样的阳光，屋里乱摊着小报”[28]，这些都给她家的感觉，父亲“在寂寞的时候”喜欢她。属于母亲的这一半则是全部美好之所在。而在现实人生中，那些琐屑的难堪，尤其是钱，使她了解了母亲的为人，母亲的形象濒于瓦解，并最终荡然无存。“这时候，母亲的家不复是柔和的了。”
《雷峰塔》起首是母亲出国离弃了她，《易经》的结尾则是她战事中拼了命回到上海，回到那栋母亲曾住过的公寓。“打从小时候开始，上海就给了她一切的承诺。”“我回来了，她道。太阳记得她。”这几句话里隐藏了太多对母亲小心翼翼的眷念，这份眷恋可以在静默中，没有任何声响和要求地存在，暗中点燃的小小火焰，只用来温暖她卑微的灵魂。除此以外，《易经》用了极大的篇幅着墨母女之间，这是张爱玲早期作品不曾有过的。《雷峰塔》起笔于1957年，正是她母亲去世前后，是否也说明了什么？后来的她沦落至那般的自私而不信，即便给予，也要在千般地确认能够不被辜负之后。爱着他人，只是为了证明别人能够爱自己。“他喜欢过她，照理她不会忘记，喜欢她的人太少了。”她生来带着欠缺降临世上，一生就像带着一种注定。母亲是她命途之中的一个巨大地堑，黑的裂缝触目惊心地横在路上，深不可测，一直劈入地心去。或许她常常一整日地独坐，千百次地问，母亲为什么要以那般冰冷不留情面的方式对待自己呢？甚至骂她“猪！”回答她的声音除了墙上的挂钟又咔嗒一声走过一秒之外，仍然是阒静。这永远是没有答案的提问，她到底不能够变成母亲想要的样子，成为她的希望。但凡想到这里，她心里便有隐隐的恨意。
这是个发了霉的故事，刻着凹凸有致的碑铭，关于爱或者恨。它被张爱玲缠绕煎熬地反复咀嚼、书写，一言难尽，尽处已然换了天涯。那些她不忍目睹的事情，并不会因为她的不堪而延迟了脚步。她在试图遗忘却又贪婪的回忆中惨烈无比地继续生活下去。这是种记得与遗忘之间流盼的浮躁姿态，向死而生。写作是何等伤人且自伤的行当，回忆里几番欲说还休事，尽付无常，现如今只留下她一个活口来见证它们曾经的存在。张爱玲的第一炉香和第二炉香都已烧完，故事也该完了。再也不需要相互苛求，中伤。那些彼此都将自己对命运的怨恨发泄给亲人，并且因此刻薄相待的日子，终将在那个童女四岁时就怀疑一切的眼光中式微、朽烂、湮灭，然后被原谅。
“《雷峰塔》和《易经》就像是《红楼梦》的民国版或者续集。眼看它起高楼，眼看它宴宾客，眼看它楼塌了，遗老遗少和他们的儿女同舟一命，沉沦到底。”[29]
在50年代，张爱玲的双语写作还是比较顺利的，《秧歌》等是很好的例证。可是她60年代的《少帅》《易经》和《雷峰塔》的写作和出版受到挫折。在1957—1964年间给宋淇夫妇的信中，她屡次说到书卖不出去。1965年给夏志清的信里说这些小说出版受阻的原因是“语言障碍外的障碍”，此前在1964年11月21日给夏志清的信里面说：“我一向有个感觉，对东方特别喜爱的人，他们所喜欢的往往正是我想拆穿的。”这话应该看作是理解张爱玲的中国故事、中国书写的一把钥匙。夏志清对此也感慨良多。因为他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他在美国也是努力想“拆穿一些传统中国的东洋镜”，但是势单力薄，那个时代新儒家是热门，而五四时期提倡的批判精神反而被看作是过时的。[30]“《秧歌》《赤地之恋》命运与《雷峰塔》《易经》的截然相反，使我们大概有理由相信，东方主义是张爱玲五六十年代遭遇传播困境的主要原因。张爱玲并非没有能力写出美国人懂得且愿意接受的英文作品，她的寂寞和固执，透露了其骨子里的清高和自信，而这大概也是张爱玲与林语堂的差别。”[31]张爱玲比林语堂有更多的中国元素，但有一点生不逢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