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写电影剧本
本来，张爱玲的计划是游完花莲之后，就去台东、屏东。到屏东参观矮人祭，然后经高雄返台北。然而一到台东车站的那天夜晚，站长就告诉他们说麦卡锡在到处打电话找他们。张爱玲连忙用公用电话与麦卡锡家里联系。电话费时很长，焦急中张爱玲还不忘告知旁边排队等候打电话的两个人到另一处公用电话亭去，边说边用手电筒给那人指方向。
麦卡锡在电话中告诉张爱玲，赖雅又中风了。他家中人正在设法与她联系。这样张爱玲只好取消计划，用最快的方式赶回台北。麦卡锡派人用专车到车站接张爱玲和王祯和，车子先把王祯和送到学校，再到麦卡锡的住所。两人忧伤地告别，看着车子远去，王祯和十分难过。
在麦卡锡家里，张爱玲才了解到详情。赖雅在张爱玲飞往台北一星期后，也启程乘巴士去华盛顿。途经宾夕法尼亚的比佛瀑布市（Beaver Falls）再一次中风昏迷，被送进当地一家医院。医院赶紧通知霏丝赶来。霏丝在比佛瀑布及时把这坏消息通知了麦卡锡。此时霏丝已把父亲接到了华盛顿她家附近的一所医院。
张爱玲在台湾一直是兴致勃勃的，这个消息一下子把她又拉回到美国，拉回到烦难的现实世界中。然而她并没有立即飞到华盛顿，而是决定先到香港去写剧本，多挣钱，以备来日的不时之需。事实上，她原本就是冲着香港而来的。台湾不过是东方之行的一小站。她本想采访张学良的计划，也没有得到台湾当局的批准。眼下，她只能先到香港去再说。
六年不见的香港又改变了模样，高楼林立，霓虹灯更亮了。张爱玲先在宋淇家小住，不久在附近的一间公寓的小房间安顿下来，并很快投入到电影剧本的写作中。在她上次离开香港到美国的日子里，她已为香港电懋公司写过好几个剧本，此次是应宋淇之约为该公司写《红楼梦》上、下集的电影剧本。稿酬为1600至2000美元左右。她克服了眼睛因溃疡而出血和两腿肿胀的疾患，夜以继日地工作着。眼疾是老毛病，为了控制病情就得打针，而要治愈则必须让眼睛绝对休息，这是她无论怎么也做不到的。为了早日返回美国，她每天从早上10时工作到深夜1时，这使她的眼睛怎么也好不了。腿脚肿胀是因为一个月前从旧金山出发时飞机座位过于狭窄所致，至今未消。为了节省钱，她没有去买稍为舒适一些的大一点的鞋子。连看病和住宿的费用都欠着，返程机票也没着落。本来为省钱，起初在旅行社订的船票回美国，可因赖雅的不停催促，也因在香港写作的不顺，她改订机票。但连机票的预付款也要等船票退了之后才有。她在给美国朋友的一封中写道：“得到他病重消息后，即离开台湾，但并没有回美国，现在心情非常恶劣，甫德病重之外，还有其他多种原因。”[10]
这是窘迫难堪的5个月，在给赖雅的信中诉说这些烦心事后，她写道：
当我在黑暗中孤独地徘徊在阳台上时，心中不禁猜想你是否知道我的处境，我的心情，顿时觉得在这个世上我可以投向谁？[11]
《红楼梦》电影剧本初稿完成之后，由于宋淇本身是《红楼梦》专家，难以公平地纯从电影角度判定剧本的好坏，所以电影公司决定让宋淇回避，直接由宋淇的两位上司做出决定。而上司又没有看过小说《红楼梦》，因此一下还不能拍板，也就不能为电懋公司“打工”的张爱玲付酬。这时，宋淇又让她写另外一个剧本，稿酬为800美元。张爱玲答应了。她计算了一下，她和赖雅每月在美国的开支为200美元左右，如果得到这笔稿费，就可以管四个月的生活费。因此即使她得在香港多待一些时间，她也顾不得了。她在给丈夫的信中说道：“这种阴郁寂寞的生活是我格外苍老再延一个月，我想到就懊丧。这几天有空，为麦卡锡翻译短篇小说。想到我们的家就觉得安慰。”她安慰催她快些回家的丈夫：“快乐些，甜心。试着吃得好，注重健康。高兴你觉得温暖。我仍然可以看见你在旧的暖炉面前，坐在地板上，像只巨大的玩具熊。我全心的爱。”[12]她还好几次给赖雅写信诉苦，解释自己推迟回家的原因。因为剧本写作不顺利，因为是好几个剧本交叉进行，交稿的日期都拖到了最后，因此也拿不到报酬。因为原来的写作计划和电影公司的审读之间的误差，原来谈好的报酬，又会有一些麻烦。这甚至影响了他和宋淇夫妇的感情。“增加贷款是痛苦的安排，破坏了他们与我多年的交情……花钱在我现在心情看来毫无愉悦的东西上，无法改变向朋友借债的这种穷困。事实上，想到乱花钱就减少我目前所作所为的意义……从上午十点到凌晨一点，精疲力竭工作。所以请别让我不开心。”
1962年的春节快到了，张爱玲的这部剧本又获通过，但《红楼梦》仍无消息。有人说电懋公司的对手邵氏影业公司将抢在前头开拍《红楼梦》，如果这样的话，张爱玲的香港之行就失去了一大半的意义。她在给赖雅另一封信里谈到《红楼梦》剧本稿酬的折腾之后，说：“我在此地受苦，主因在于他们持续数月的迟疑不决。我离开此地，强迫他们面对难题。宋淇是标准中国人，完全避开这个话题，反倒要我另写个古装电影剧本。第二天我了解了实情，整天在我小房间里，难过得要窒息，随时会爆炸开来。我全力争取的一年生活保障，三个月的劳役，就此泡汤。……暗夜里在屋顶散步，不知你是否体会我的情况，我觉得全世界没有人我可以求助。我爱你。”[13]寒夜枯灯下，张爱玲连夜失眠，眼睛又在出血。在元宵节的前夜，站在公寓的屋顶上，香港万家灯火，一派节日气息。而她却心如古井。
在港期间，她与赖雅保持着通信联系，关心着他的病情，诉说着自己的近况。在元月31日的信中，张爱玲再一次谈到了自己的窘况：“几个月来我工作卖力得像狗，没有支薪的迹象，但是那是因为写作与修订交相进行，好节省时间，因此所有剧本都得拖到最后一分钟才会完成。刚刚写好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剧本的大纲交给宋琪，请他在中国新年之前审读批准，一到过年他会在年庆与一个明星的诉讼案里忙得见不到人。——如果船票退款耽误了，宋淇说他们会凑足差额……他也许会反对3月16日行期，但是我会尽力在2月底以前完成大部分的工作，如果他们还是不满意，我就安排在那里完工，他们总是能够扣发付款。斯克利普拉出版公司（Scribner）拒出我的小说……‘篇幅几乎两倍过长’……‘此为集体而且完全无法做决定’之后的意见。我已去信罗德尔，请她在3月中之后用我们华盛顿的地址来信。另外必须给我房东太太足月的搬家通知。……我的处境已经够难了。如果你能看见我现在生活实况，你将知道我多么想念我们可爱的公寓。”[14]
由于不小心搞错了地址，她给赖雅的前五封信都丢失了，直到在1962年1月她写的第六封信才到赖雅手中。赖雅回信中告诉她，他在霏丝家附近找到了一座小巧的公寓房子，还给她绘了房子的草图，房租也不贵。
赖雅每次来信都催张爱玲回家，那个华盛顿的新家。张爱玲在香港也感到了疲惫，于是她于3月16日飞离了香港。
在港五个多月，张爱玲感触多多。为了生存，她这么多年来一直为香港写电影剧本，据统计，她写了十几个剧本。算得上是一个高产剧作家，且质量不低，有的非常卖座。
50年代末创作：《情场如战场》，林黛主演，打破当时国语片卖座纪录；《人财两得》，李湄、陈厚主演；《桃花运》，叶枫主演。此外，还有《六月新娘》《温柔乡》。
60年代初创作：《南北一家亲》，1962年10月上映，王天林导演，雷震、白露明主演；《小儿女》，1963年10月上映，王天林导演，雷震、尤敏主演；《一曲难忘》，1964年7月上映，钟启文导演，张扬、叶枫主演；《南北喜相逢》，1964年9月上映，王天林导演，雷震、尤敏主演。
《南北一家亲》和《南北喜相逢》以香港本地广东人和来自北方的“外江佬”的冲突为主线，交织爱情与生活的传奇，由粤剧红伶梁醒波与著名谐星刘恩甲演对手戏，彼此因为语言与地域文化的冲突，钩心斗角，势不两立，但没想到他们的儿女却私下大谈恋爱，如胶似漆，终至谈及婚嫁，而与父母不断斗智斗勇。但这不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剧，而是王尔德式《不可儿戏》的喜剧。这三部“南北和”系列的电影，都是针对香港的语言矛盾所产生的独特语境，也多有彼此不打不相识的场景。张爱玲借用好莱坞的风格，用美女俊男来包装地域之争的荒谬，穿插了种种情景喜剧的桥段，加上谐星梁醒波的即兴“爆肚”对白，让观众看得如痴如醉。在上海长大的张爱玲，曾在香港大学念书，她对于广东话和大陆其他方言与普通话的互动，都有深刻的体会，也了解不同语言的交叉渗透与交缠，都会带来巨大的戏剧张力。她的喜剧对白，充满了王尔德式的机智与嘲讽，让香港人在观赏过程中，看到自己的傲慢与偏见，也看到那些扭曲了的歧视影子。[15]
上述后三个剧本都在1987年3月《联合文学》刊出，其中《南北喜相逢》只刊出部分段落。张爱玲不谙粤语，因此剧本粤语对白为宋淇加工润色。宋淇也是这几个剧本的制片人，这些影片全由电懋公司出品。
没有拍摄的剧本除《红楼梦》外，还有根据勃朗特的《呼啸山庄》改编的《魂归离恨天》。
对张爱玲写电影剧本较多而文学创作较少，宋淇有自己的看法。他说：“不管国语片本身价值如何，至少张爱玲在美国最初几年中先后写了不止十个电影剧本（具体数字待考），不能说她在写作上减产。欧美第一流的严肃小说家和学者常用笔名写侦探或间谍小说，为好莱坞编剧者也比比皆是。张爱玲这样做无可厚非。何况她早年写过影评，在上海时编过剧本，和电影有深切的渊源。”[16]张爱玲为香港电懋写剧本，宋淇特意嘱咐导演和演员一个字也不要改。因为改了也不可能比她更好。这就是张爱玲的厉害。[17]
搜集研究过张爱玲剧作的郑树森教授曾把她的电影剧作做了分类，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可以看作是对电影剧作家张爱玲的初步总结。郑教授认为，张爱玲的电影可分为以下四类：
第一，都市浪漫喜剧。大都会的中产阶级视野与生活趣味，情节铺排和逗笑技巧都受到美国30年代好莱坞“神经喜剧”（Screwball Comedy）影响，如《太太万岁》《六月新娘》《情场如战场》。这是张爱玲成就最高的电影。第二，社会喜剧。以香港劳动阶层为描写对象，如《南北一家亲》《南北喜相逢》。第三，问题剧。剖析中年丧偶与再婚现象，显现传统观念与个人意愿的矛盾，如《哀乐中年》和《小儿女》。第四，西方作品的改编，如《一曲难忘》是根据华人社会的观点来改编《魂断蓝桥》，和以《呼啸山庄》为底本的《魂归离恨天》。[18]
谈到张爱玲电影艺术的贡献时，他尤为肯定第一类作品的价值。认为：
张爱玲肯定是美国三四十年代光芒炫目的“爱情谐闹喜剧”这个片种的中国传人。但这个片种的手法及其中产世界的关怀，大概和五四以来启蒙、救亡和革命等论调，颇有扦格，因此一直未能有所发展。……今日重新整理中国电影史的学者，似乎有必要重估张爱玲在这方面做的贡献。[19]
对电影艺术的特性，张爱玲有自己的看法。她在1968年对一位来访者谈道：“电影是最完全的艺术表达方式，更有影响力，更能浸入境界，从四面八方包围。小说还不如电影能在当时使人进入忘我。”[20]可见张爱玲是充分把握了电影作为综合艺术的特点的。惟其如此，她为香港电影公司写的剧本既快又多，且都很叫座。某些剧本未能投入拍摄的也不是剧本质量的原因。
张爱玲作为一个职业作家，对一般人事她可以我行我素，独往独来，但对于读者她是非常尊重的。写小说如此，写电影剧本也是如此。她深谙作为大众性最强的电影艺术的特点，赢得观众的喜爱是十分自然的。现代中国的电影事业十分年轻，张爱玲在这个领域的辛勤探索和成功经验，值得电影界同仁总结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