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魇”
住在“老鼠洞”里的张爱玲过着蜗居的生活，然而她的梦魇不断，她做的是“红楼梦”。“偶遇拂逆，事无大小，只要‘详’一会《红楼梦》就好了”。
60年代后期很少创作、翻译的张爱玲开始了“学者式”生涯，她花了十年时间研究《红楼梦》。《红楼梦》是她终生的伴侣，精神的源泉，享用不尽的盛宴。七八岁的时候，她就读过这部小说，那时她就感到，八十回以后“怎么不好看了”，一个个人物都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起来。她每隔几年就要读上一遍，十四岁的时候的戏作《摩登红楼梦》已深得《红楼梦》的神韵。
生命的历程在变，每看一遍《红楼梦》都有新的感觉。1954年，在香港才第一次看见根据脂批研究八十回后事的书，她觉得“石破天惊，惊喜交集”。后来只要是有关《红楼梦》的书，她总是“等不及地看”。张爱玲对《红楼梦》未完（即后四十回乃他人续写）一直耿耿于怀。古人有“五恨”之说：“一恨鲥鱼多骨；二恨金橘太酸；三恨莼菜性冷；四恨海棠无香；五恨曾子固不能诗”。张爱玲套改其意，对宋淇夫妇说：
人生恨事：
（一）海棠无香。
（二）鲥鱼多骨。
（三）曹雪芹《红楼梦》残缺不全。
（四）高鹗妄改——死有余辜。[9]
张爱玲这几句话，前三句用在《红楼梦未完》这篇文章中，重抄时差一点删掉。宋淇说：“如果你不用，我用。”爱玲就用了。
从1967年开始，张爱玲把精力花在了《红楼梦》的考证研究上。她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和柏克莱加大，看到了《红楼梦》的很多版本及各种研究资料，包括近人胡适、周汝昌、吴世昌、俞平伯、冯其庸等人的论著。她在图书馆是站着看的，贪读了不少书。她对《红楼梦》太熟了，不同的本子稍微生一点儿的字就会蹦出来。她说自己研究红学的“惟一资格实在是熟读《红楼梦》”，其实她还有作家对创作甘苦的独特体会和文学感受力的敏锐，这都是研究的“资格”。“首先，是她对《红楼梦》的熟悉和体会无疑超过绝大多数红学专家。”[10]身为红学专家的庄信正这样评价道。
对《红楼梦》，她是熟读其文而又深得其神的。因为得其神，她的创作颇受影响。以家庭琐事反映时代变迁的构思特点，对建筑布局、风俗人情、起居礼仪的描绘兴趣，对人物无常命运的细致把握，皆有《红楼梦》的神韵。以至于夏志清称二者为“闺阁现实主义”，这当然是就题材和手法而言的。
张爱玲自己也乐于提到《红楼梦》《金瓶梅》对她的影响，甚至不无夸大地说：“这两部书在我是一切的源泉，尤其是《红楼梦》，《红楼梦》遗稿有五六稿被借阅者遗失，我一直恨不得坐时间机器飞了去，到那人家里去找出来，抢回来。”因此，张爱玲花费如此多的时间研究考证，既不枉她对《红楼梦》的熟悉，也算是对《红楼梦》滋养她一生的报答和酬谢！
张爱玲把考证研究《红楼梦》的大纲寄给远在香港的宋淇看，因其研究内容与考证方式的奇特，宋淇戏称为Nightmare in the Red Chamber，还不时地在信中问她：“你的红楼梦魇做得怎么样了？”张爱玲觉得“红楼梦魇”是对自己与《红楼梦》的关系的奇妙看法，就把自己陆续发表的七篇红学研究论文，包括《红楼梦未完》《红楼梦插曲》和《“五详”〈红楼梦〉》，合称为《红楼梦魇》，1976年由皇冠出版社结集出版。
在该书的序的末尾，张爱玲自嘲式地总结道：
我这人乏善足述，着重在“乏”字上，但是只要是真喜欢什么，确实什么都不管——也幸而我的兴趣范围不广。在已经“去日苦多”的时候，十年的工夫就这样掼了下去，不能不说是豪举。正是：
十年一觉迷考据，
赢得红楼梦魇名。
《红楼梦魇》是一本很有特色的红学专著。她是作家，懂创作，因而能以知人论世的态度从曹雪芹与高鹗的身世与创作过程入手，进行分析研究。她认为这部小说改写时间很长，何止十年“增删五次”？作者并非一出手便十分成熟的天马神兵，改写的情形亦可看出作者自身的成长进步。改写的工程浩繁，不一定每改一次就重抄一次。因为是一回一本的线装书，为了换页的方便，往往在回首回末改写得较多。可见张爱玲对《红楼梦》作者的态度常常是设身处地，理解甘辛。以作家的立场论作家，有知遇的共鸣感。此为《红楼梦魇》的特点之一。
其二，张爱玲反对主观推测，强调考据论证。全书的主干也是这样。她熟悉各种版本，常能从不同版本的区别中发现问题。对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的区别，她亦相当重视。而她所有的考据论证，都是建立在对作品中大量细节的分析比较和精细品味之上的。如在《红楼梦未完》一文中，通过比较原作中对缠足、称呼等风习的描绘，分析续书中五个重要问题：所写的人是满人还是汉人；元春影射的是某王妃；王妃的寿数；秦可卿自缢；任上抄家。在《红楼梦插曲》一文中，对部分人认为续书不可能是高鹗所作的观点提出了新的论据。初详、二详红楼梦两篇文章对全抄本、甲戌本与庚辰本作了细致研究，《三详红楼梦》则对其是“创作还是自传”的老问题提出了新的论证，认为它是创作而非自传。
第三，对《红楼梦》的传播与影响问题，张爱玲亦有明确看法。她说：“《红楼梦》被庸俗化了，而家喻户晓，与《圣经》在西方一样普及，因此影响了小说的主流与阅读兴趣。”她举例说，美国的大学生视《红楼梦》如巴金的《家》，都是表兄妹的恋爱悲剧。这种读法当然大大缩小了原作的深广度。
对《红楼梦》被庸俗化的问题，张爱玲的看法是敏锐有力的。而圈内人士（指专门的红学家）往往受视野所限，忽略了这一点。以张爱玲既是作家又是研究者这样的双重身份，她本应长篇大论地谈及这一点，遗憾的是她只在序文中略为提及。也许因为这个问题与全书主旨和风格不太相干，也许她心中自有她的红楼，不在乎别人怎么读。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红楼梦》流传至今已两百余年，它有无数的崇拜者，经久不衰。一代又一代读者各有各的读法，这正是文学传播过程中的变异特征，《红楼梦》的被庸俗化，因其自身的博大广泛，更因读者的文化心理。尤其是在它的本土，被人们熟悉得一塌糊涂，也被庸俗得一塌糊涂。鲁迅曾嘲笑过30年代有人以宝玉附会歌德笔下的少年维特，以《红楼梦》附会西方19世纪恋爱的看法。他更有才子看见缠绵，革命者看见排满，道学家看见宫闱秘事的著名分析。鲁迅这些观点也是对庸俗《红楼梦》倾向的批评。《红楼梦》的各种改编过程，很大程度上也是庸俗《红楼梦》的过程。迎合读者观众心理，是改编者的共同做法。而中国人之喜欢读《红楼梦》，实有其文化心理积淀因素。他们在这本作品中对家庭热闹、四世同堂、人事纠纷、婚丧嫁娶、表亲恋爱有一种异常的亲近感，而最终停留在“人生如梦”的浅层次感喟上。因此，在《红楼梦》中，家庭本位、婚礼之合、梦幻人生的内容被一步步庸俗化了。一部《红楼梦》，满足的是千百万中国人的白日梦。张爱玲提出的问题是很有意义的。
张爱玲的这本《红楼梦》研究，在仔细研读了胡适、顾颉刚、俞平伯、吴世昌、周汝昌、赵冈等红学家学术成果的基础上，注重从版本和细节的角度进行探讨，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看法，这不能不说是红学研究的可喜进展。仅1977到1986年就印了八版，亦可见其学术价值。但作者不习惯于写理论文章，论文很长而不分章节，头绪较乱，似读书卡片的堆砌，琐细零碎，以至有时不免要用“总结一下”之类的笨笔法。读这部著作特别需要耐心才有收获。
《红楼梦魇》出版后，张爱玲仍然关注着红学研究的进展。1978年，冯其庸《论庚辰本》一书，庄信正订购了一本寄给了张爱玲。那年12月她给庄信正写信说该书对她极其重要，1980年9月的信却表示了失望。她说：“夏天威斯康星大学开红楼梦研究会……这次冯其庸也出席，看来他的学说非常靠不住，《论庚辰本》我看不进去也罢，但是有在这里到底放心些。”
在庄信正看来，张爱玲的出身经历和文学素养，使她成为曹雪芹的真正传人。因此，曾有让张爱玲续《红楼梦》之类的建议。他说：
她在《红楼梦魇·自序》里痛惜“《红楼梦》未完还不要紧，坏在狗尾续貂成了附骨之疽”。但狗尾续貂者却不是张爱玲——曹雪芹之后另一伟大的小说天才。所以我不止一次地建议她试试看。我说不一定要像其他续书那样亦步亦趋学原书的规格和笔法，大可自辟蹊径，用张爱玲风格；不然至少可以根据前八十回已伏的线索和脂批的许多提示以及其他有关资料把她心目中贾家的结局细说端详。她也没有反应。[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