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寻实际的人生”
煐煐十岁时被母亲正式取名为爱玲。十年后，这个名字红遍上海滩。她的小说有灵气、有仙气，但她写的是世俗生活，俗世中的尴尬，俗世中的荒凉。她是大雅又大俗的。在一篇散文中，她谈到“我自己有一个恶俗不堪的名字。明知其俗而不打算换一个，可是我对于人名实在是非常感到兴趣的”。接着谈到了中外取名的一些趣事，她最后总结道：
中国是文字国。皇帝遇着不顺心的事便改元，希望明年的国运渐趋好转。本来是元武十二年的，改叫大庆元年，以往的不幸的日子就此告一结束。对于字眼儿的过分的信任，是我们的特征。
中国的一切都是太好听，太顺口了。固然，不中听，不中看，不一定就中用；可是世上有用的人往往是俗人。我愿意保留我的俗不可耐的名字，向我自己作为一种警告，设法除去一般知书识字的人咬文嚼字的积习，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找寻实际的人生。[2]
作为一个年轻的女性，身处现代都市，张爱玲也有现代女性常有的爱好。喜欢服饰、精致小点心、小报、逛商店、与好友聊天等，从衣食住行方面来说，她是既普通又别致的。譬如穿衣，她喜欢穿漂亮的衣服，与一般女性一样；但常以奇装炫人，她又不一样了。譬如住家，她对家常有一种温馨的眷念，与常人并无二致；但她不喜欢独门独户的私家院，也不爱郊野之居，她喜欢公寓生活的情趣，与很多人的心理相反。张爱玲是一个很在乎自己的人。小处不自私，大处却很自私，她这样评价自己。[3]所谓大处自私，是说她顽强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在不妨碍、不伤害他人的前提下随心所欲，做自己想做的事，不在乎外人的评价，不在乎习俗的传统。张爱玲常被人视为“奇人”“怪人”，其实，正是这些地方显示了她心性的硬朗、人格的魅力。
张爱玲曾对弟弟说：“一个人假使没有什么特长，最好是做得特别，可以引人注意。我认为与其做一个平庸的人过一辈子清闲生活，终其生，默默无闻，不如做一个特别的人，做点特别的事，大家都晓得有这么一个人。不管他人是好是坏，但名气总归是有了。”[4]这是张子静的回忆，字句不一定很准确，对，当时是什么样的语境下说这个意思也没有交代。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张爱玲做人的哲学。对于名，她有坦然的追求；对利，她也是该得就得，不该要的不要，分得很清。
说到张爱玲的衣着打扮，有一些生动的故事。在这一点上，她有点像她母亲。黄逸梵当年爱做衣服，张廷重取笑说：“一个人又不是衣裳架子！”那时张爱玲才几岁，她就恨不得马上长大成人，好好打扮自己。十二三岁时她的习作《理想村》中就有盛大的时装表演。中学时代她仍想着比林语堂更出风头，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可是，正当她长到青春期时，到了可以自由地打扮自己的年龄，她却不能自由地打扮自己。我们曾经谈到，中学时代她穿继母旧衣的难堪，使她成了“衣服狂”。她在与姑姑张茂渊的闲谈中，也曾提到过那些不愉快的过去。她说：“姑姑虽然经过的事很多，这一类的经验是没有的，没做过穷学生、穷亲戚。其实我在香港的时候也不至于窘到那样，都是我那班同学太阔了的缘故。”
张茂渊笑了一下，表示理解侄女在港大的情形。但又不解地问她：“你什么时候做过穷亲戚的？”
爱玲回道：“我最记得有一次，那时我刚离开父亲家不久，舅母说，等她翻箱子的时候她要把表姐们的旧衣服找点出来给我穿。我连忙说：‘不，不，真的，舅母不要！’立刻红了脸，眼泪滚下来了，我不由得要想：从几时起，轮到我被周济了呢。”
作家是面向世俗人生的，而且能够将世俗人生经历转化为某种人生体验和美学情趣。这件旧事，她记得非常牢，并发了一番感慨：
真是小气得很，把这些都记得这样牢，但我想于我也是好的。多少总受了伤，可是不太严重，不够使我感到剧烈的憎恶；或是使我激越起来，超过这一切；只够使我生活得比较切实，有个写实的底子；使我对于眼前所有格外知道爱惜，使这世界显得更丰富。[5]
张爱玲的文学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她的个人生活也很有趣味性。成年以后，她卖文为生，自己养活自己，随自己的心愿花钱买衣料、做衣服，这对她是写作之年的一大快事。刚从香港回来时，张子静去看她，她穿着一件矮领子的布旗袍，大红颜色的底子，上面印着一朵一朵蓝的白的大花，两边都没有纽扣，是跟外国衣裳一样钻进去的。领子低得几近于无，也近于无袖，长度只到膝盖。张子静从没见过这样的旗袍，问她是不是新款式。张爱玲淡漠地笑道：“你真是少见多怪，在香港这种衣裳太普通了，我正嫌这样不够特别呢！”
这话吓得张子静不敢再往下问。有一次，张爱玲参加朋友哥哥的婚礼，穿的是一套前清老样子绣花的袄裤，满堂宾客惊奇不已。又一次，她穿着奇装异服到苏青家里去，巷子里的人惊奇地看着她，大人们说不出什么感觉，小孩子追在后面叫着闹着。张爱玲仍如入无人之境一般，我行我素。还有一次，她为出版《传奇》到印刷厂去校稿样，整个工厂的人都停了工，纷纷跑来看她的衣装，可她仍是一副泰然自若的神情。
女作家潘柳黛生动地记叙了她和苏青去访张爱玲的情形：
有一次我和苏青打电话和她约好，到她赫德路的公寓去看她，见她穿一件柠檬黄袒胸露臂的晚礼服，浑身香气袭人，手镯项链，满头珠翠，使人一望而知她是在盛装打扮之中。
我和苏青不禁为之一怔，问她是不是要上街，她说：“不是上街，是等朋友到家里吃茶。”当时苏青和我的衣饰都很随便，相形之下，觉得很窘，怕她有什么重要客人要来，以为我们在场，也许不方便，便交换了一下眼色，非常识相地说：“既然你有朋友要来，我们就走了，改日来也是一样。”谁知张爱玲却慢条斯理地说：“我的朋友已经来了，就是你们俩呀！”这时我们才知道原来她的盛装正是款待我们的，弄得我们俩感到更窘，好像一点不懂礼貌的野人一样。[6]
潘柳黛以女性作家的细腻捕捉到张爱玲在待人接物上的独立性，这是一种非常可爱可敬的性格，盛装待朋友，哪怕是熟悉的朋友，也是对人对己的尊重。在遵守时间这一点上，张爱玲也是非常地西方化的。潘柳黛记述道：
……她在上海时，又一度攻读于圣约翰大学，虽然没有毕业，但教会学校的神髓被她领会到了。所以在处世待人的手法上，有时虽不合于中国人的习惯，但是却颇合乎“外国人”脾气。比方与人约会，如果她和你约定的是下午三点钟到她家里来，不巧你若没有把握准确，两点三刻就到了的话，那么即使为你应门，还是照样会把脸一板，对你说：“张爱玲小姐现在不会客。”然后把门嘭的一声关上，就请你暂时尝一尝闭门羹的滋味。万一你迟到了，三点一刻才去呢，那她更会振振有词地告诉你说：“张爱玲小姐已经出去了。”她的时间观念，是比飞机开航还要准确的。不能早一点，也不能晚一点，早晚都不会让她通融。所以虽然她是中国人，却已经养成了标准的外国人脾气。[7]
张爱玲的个性化的生活方式包括奇装异服等透露的是自信与“自私”——为自己活着的自私。她在衣着上也有着艺术的匠心、创造的乐趣、游戏的喜悦。她的散文《更衣记》可以说是现代中国谈服饰文化的最具睿智与魔力的作品，从清末到民国，服装的变迁与世态人心的变化的微妙关系，服装与人的关系，她写得颇具深度。她说：“我们不大能够想象过去的世界，这么迂缓、安静、齐整——在满清三百年的统治下，女人竟没有什么时装可言！一代又一代的人穿着同样的衣服而不觉得厌烦。”接着她详细地描写了清代服饰的特征，是“对于细节的过分的注意”，点缀装饰物太多太滥。她分析说：“这样聚集了无数小小的有趣之点，这样不停地另生枝节，放恣、不讲理，在不相干的事物上浪费精力，正是中国有闲阶级一贯的态度。惟有世界上最清闲的国家里最清闲的人，方才能够领略到这些细节的妙处。”在对服饰的品评中也融进了她对传统中国审美文化的批判。
然而，一个女人到底不是大观园，太多的堆砌使兴趣不能集中。“我们的时装的历史，一言以蔽之，就是这些点缀品的逐渐减去。”在对民国以来的服装变化与社会心理的关系做了一番精妙的描述之后，张爱玲有一段十分精彩的议论：
时装的日新月异并不一定表现活泼的精神与新颖的思想。恰巧相反，它可以代表呆滞；由于其他活动范围内的失败，所有的创造力都流入衣服的区域里去。在政治混乱期间，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他们只能够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服。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