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一、忘年之交
张爱玲邀着炎樱与她一同去看胡适。在12月18号给邝文美的信中，谈到了跟炎樱现在相处的情形：“Fatima并没有变，我以前对她也没有illusions（幻想），现在大家也仍旧有基本上的了解，不过现在大家各忙各的，都淡淡的不大想多谈话。我对朋友向来期望不大，所以始终觉得，像她这样的朋友也算是了不得了，不过有了你这样的朋友之后，也的确是spoil me for all the friends（宠坏了我，令我对其他朋友都看不上眼）。”[4]渐近中年，又在异域环境，各忙各的，她和炎樱后来的来往日渐稀疏。
走到胡适所在的大使级住宅区东城81街，一排白色水泥方块房子出现在她们的面前。再走近些，到104号公寓门口，门洞里现出了楼梯，完全是港式公寓建筑。那天下午阳光灿烂，张爱玲不由得恍惚起来，觉得又回到了香港。上了楼，进入胡宅，室内的陈设也觉得熟悉得很。而听着胡适太太的安徽口音，因外祖父是安徽人而家族中有不少安徽腔，张爱玲从小听惯了，眼下更觉得熟悉亲切。
此时胡适先生已六十四岁了，穿着长袍子，戴着眼镜的先生已让张爱玲不能像姑姑那样有他年轻的感觉。1949年4月，胡适也是乘坐克里夫兰总统号到美国的，他做起了流亡寓公。对政治已失望的胡适“取消一切约会，关起门来继续考他的《水经注》”。[5]第二年，夫人江冬秀也到纽约。平时无甚积蓄的胡适夫妇，此时没有固定收入，雇不起用人，自己学会了做家务，成了一个“老来穷”。1950年5月，胡适谋得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管理员职务，两年后卸任。之后他又再去台湾讲学。张爱玲这次来拜访后的第三年（1958年）他去了台湾，再也没有来过美国。
看到温和的胡适先生，喝着玻璃杯里泡着的绿茶，听到他与炎樱用国语吃力而有趣的交谈，张爱玲的“时空交叠”的感觉更浓了。她也想起了人们所言的胡适夫妇是旧式婚姻罕有的幸福的例子。
在与胡适一见之后，炎樱有次突然像有重大发现似的对张爱玲说：“喂，你那位胡博士不大有人知道，没有林语堂出名。”其实，毕竟是文学圈、学术圈外人，炎樱的发现未必准确。对此，张爱玲另有解释：
我屡次发现外国人不了解现代中国的时候，往往是因为不知道五四运动的影响。因为五四运动是对内的，对外只限于输入。我觉得不但我们这一代与上一代，就连大陆上的下一代，尽管反胡适的时候许多青年已经不知道在反些什么，我想只要有心理学家荣（Jung）所谓民族回忆这样的东西，像五四这样的经验是忘不了的，无论淹没多久也还是在思想背景里。荣与弗洛伊德齐名。不免联想到弗洛伊德研究出来的，摩西是被以色列人杀死的。事后他们自己讳言，年代久了倒又倒过来仍旧信奉他。[6]
这是张爱玲为数不多的谈论五四的文字。虽然她十分在意五四运动的价值与影响，也一并承认着作为五四新文化干将的胡适的影响。不管怎么说，张爱玲也是吃五四的奶汁长大的。在这里，她还注意到了50年代中期大陆对胡适的批判和台湾对要“自由中国”的胡适等人的冷遇，那时正是胡适两面不讨好的时期。然而，张爱玲认定胡适等人开创的五四精神不会消失，胡适的价值也不会永受误解。她巧妙地借弗洛伊德关于摩西与以色列人的关系的观点，暗示胡适的贡献将会得到承认。“年代久了倒又倒过来仍旧信奉他。”张爱玲真还有点先见之明。张爱玲后来在台湾对王祯和也谈道，“现代的中国与胡适之的影子是不能分开的”[7]。80年代和90年代对胡适的研究在海峡两岸都很火热。不论胡适与张爱玲有多大的年龄差异、兴趣差异、贡献大小的差异，但有一点他们是相通的，那就是：他们都是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文人。
在1955年11月10日这天的日记中，胡适记下了有关两家交往的故事——
这天收到张爱玲《秧歌》英译本。
始知她是丰润张幼樵的孙女。
张幼樵（佩纶）在光绪七年（1881）作书介绍先父（胡传，字铁花）去见吴惠斋（大澂）。此是先父后来事业的开始。
幼樵贬谪时，日记中曾记先父远道寄函并寄银二百两。幼樵似甚感动，故日记特书此事。（《涧于日记》有石印本）
《幼樵日记》中竟收此介绍一个老秀才的信，——我曾见之，——可见他在当时亦不是轻易写此信也。
由此可见，在张爱玲走后，胡适认真查了资料，理清了两家先辈之间的关系。张爱玲的祖父给胡适的父亲帮的可不是一个小忙，而是帮了大忙。胡传是知恩图报的人，胡适也是。他对张爱玲特别关心，是自然而然的。[8]1955年，正是内地大规模开展批判胡适思想运动的高潮期。胡适那些在香港和曼谷的朋友们零零碎碎地为他剪寄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刊登的清算俞平伯和胡适思想的资料。所读的《秧歌》这本小说里描绘的某种倾向似乎很符合彼时胡适对内地的想象。[9]
后来张爱玲又去看过胡适一次，如果说上次与炎樱同去是在客厅中的礼节性见面的话，这次她只身前往，且在胡适的书房与他对谈了很长时间。书房里有一整面墙全是书架，高齐房顶，似乎是定制的，但没搁多少书，全是一沓一沓的文件夹子，多数乱糟糟露出一截纸，这大概是胡适考证《水经注》的材料吧，张爱玲看着就心悸。话题也就从看书开始。
胡适问她在纽约看书方不方便，说：“你要看书可以到哥伦比亚图书馆去，那儿书很多。”
张爱玲笑着说，她常到市立图书馆借书，但还没有到大图书馆看书的习惯。这种回答其实婉拒了胡适的建议。
胡适又谈到他父亲与张佩纶的旧交，但张爱玲表示不知道此事，因为她家里从来不提祖父。张爱玲曾在另一处谈到，张廷重从来不在子女面前谈上一代的事。“我姑姑、我母亲更是绝口不提上一代。他们在思想上都受五四影响……”[10]大意是说五四时期提倡人格独立，个人选择，反对门第观念，因此不谈家族。
胡适接着说不久前他还在摊子上看到了张佩纶的全集，但没有买，因为正忙着给《外交》杂志（Foreign Afairs）写文章。还谈“他们这里都要改的”，有点儿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张爱玲没有想到大名鼎鼎的胡适的文章也有人改动，很想找《外交》杂志看看，但一忙，终于没有看成。
他们先后从大陆出走，因此也谈到了大陆的情形，胡适说：“纯粹是军事征服。”爱玲的反应是：“我顿了顿没有回答，因为自从一九三几年看书，就感到左派的压力，虽然本能地起反感，而且像一切潮流一样，我永远是在外面的，但是我知道它的影响不止于像西方的左派只限于1930年。我一默然，适之先生立刻把脸一沉，换了个话题。我只记得自己不太会说话，因而梗梗于心的这两段。”[11]
这次见面之后不久就是感恩节。张爱玲和炎樱到一个美国女人家里吃饭。人很多，气氛也很热闹，告别后出来天都快黑尽了。在新寒暴冷的天气里，看见满街灯火，商店的橱窗亮丽鲜热，深灰色的街道也特别干净，又有与炎樱的相依而行，张爱玲仿佛觉得又回到了上海，回到当年在上海她与炎樱逛街贪吃的日子，她觉得十分快乐。然而体弱的她，因为吹了风，回去就呕吐。这时胡适打电话约她去吃中国馆子她只得婉拒。“他也就算了，本来是因为感恩节，怕我一个人寂寞，其实我哪过什么感恩节。”[12]
最让张爱玲感动的是，有一天胡适竟然在大冷天跑到她的宿舍来看她。张爱玲请他在一个公用客厅里坐，里面黑洞洞的，足有个学校礼堂那么大。平时谁也不愿意到这里来，张爱玲也是第一次进这个客厅，她无可奈何地笑着，对胡适表示歉意。但胡适很有涵养，直赞这个地方好。
送胡适到大门外，两人站在台阶上说话，冷风从远方吹来，胡适看着街口露出的一角空漾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雾，看得怔住了。望着严严实实裹着围巾、脖子缩在半旧的黑大衣里、肩背厚实、头脸显得很大的胡适，爱玲也怔住了。
这是她的神明、她的偶像，距她这样近，这样衰老而可亲。
我也跟着向河上望过去微笑着，可是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适之先生。[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