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六、罗湖桥畔
这是张爱玲小说《浮花浪蕊》中的一个情节，它讲述的是一个叫洛贞的三十来岁的女人怎样离开上海，乘火车南下广州，又从深圳罗湖桥“脱逃”到香港的经过：
罗湖的桥也有屋顶，粗糙的木板墙上，隔一截挖出一只小窗洞，开在一人之高上，使人看不见外面，因陋就简现搭的。大概屋顶与地板是现有的。漆暗红褐色。细窄横条桥板，几十年来快磨白了，温润的旧木略有弹性。她拎着两只笨重的皮箱，一步一磕一碰，心慌意乱中也像是踩着一软一软。桥身宽，屋顶又高，屋梁上隔老远才安着个小电灯，又没多少天光漏进来，暗昏昏地走着也没数，不可能是这么个长桥——不过是边界上一条小河——还是小湖：罗湖。
桥堍有一群挑夫守候着。过了桥就是出境了，但是她那脚夫显然认为还不够安全，忽然撒脚飞奔起来，倒吓了她一大跳，以为碰到了路劫，也只好跟着跑，紧追不舍。
是个小老头子，竟一手提着两只箱子，一手抡着扁担，狂奔穿过一大片野地，半秃的绿茵起伏，露出香港的干红土来，一直跑到小坡上两棵大树下，才放下箱子坐在地上歇脚，笑道：“好了！这不要紧了。”
广东人有时候有这种清瘦的脸，高颧骨，人瘦毛长，眉毛根根直竖披拂，像古画上的人物。不知道怎么童心大发起来，分享顾客脱逃的经验，也不知是亲眼见过有人过了桥还给逮回去。言语不大通，洛贞也无法问他；天热，跑累了便也坐下来，在树影下休息，眺望着来路微笑，满耳蝉声，十分兴奋喜悦。
在大陆解放之初，从罗湖桥到香港并非难事，只有到了1955年前后才管严了。这里花了较多的文字引用原文，是为了说明作者对这一带的情况是十分熟悉的，难道她到过这里？
作品是这样描写洛贞外貌的：
其实她并不是个典型的上海妹，不过比本地人高大些，脸色暗黄，长长的脸有点扁，也有三分男性的俊秀，还有个长长的酒窝，倒是看不出三十岁的人；圆圆的方肩膀，胸部也还饱满，穿件蓝色密点碎白花布旗袍，又没衬硬里子，一
望而知是大陆出来的，不是香港回来探亲的广东同乡。
这洛贞的外貌我们似曾相识，她酷似一个人，谁呢？她像本书的传主张爱玲。
张爱玲怎么会熟悉广东深圳的地形和边界呢？
——因为她刚从罗湖桥走过。
她像洛贞一样匆匆地惶惶地走过去了，而且一去不回。这是1952年的夏天。
张爱玲是以到香港完成被战事中断的学业为理由申请出境的。大约在1952年春天提出申请，她可能是用张煐的名字，没有暴露自己的作家身份，初夏获批准，然后就准备出发了。行前，她特地去杭州游玩了一次。她还与姑姑约定，彼此不再联系，以免给姑姑带来麻烦。姑姑也是出于避免麻烦和作为纪念两方面的原因，把关于家族的照片都让爱玲带走了。张爱玲没有带太多的行李，连自己的小说手稿也几乎没有带上。孑然一人，行李简单，奔向了由广州去香港的行程。直到老年，她还记得离开大陆前后的一些细节。她回忆说：
离开上海的前夕，检查行李的青年干部是北方人。但是似乎是新投效的，来自华中一带开办的干部训练班。
我惟一的金饰是五六岁的时候戴的一副包金小藤镯。有浅色纹路的棕色粗藤上镶有蟠龙蝙蝠。他用小刀刮金属雕刻的光滑的背面，偏偏从前的包金特别厚，刮来刮去还是金，不是银。刮了半天，终于有一小块泛白色。他瞥见我脸上有点心痛的神气，便道：“这位同志的脸相很诚实，她说是包金就是包金。”
我从来没听见过这等考语。自问确是脂粉不施，穿着件素净的花布旗袍，但是二三个月前到派出所去申请出境，也是这身打扮，警察一听说要去香港，立刻沉下脸来，仿佛案情严重，就待调查定罪了。
幸而调查得不很彻底，没知道我写作为生，不然也许没这么容易放行，一旦批准出境，马上和颜悦色起来，因为已经是外人了，地位仅次于国际友人。像年底送灶一样，要灶王爷“上天言好事”。[2]
于是，张爱玲到了大陆的边地，到了罗湖桥。罗湖桥的桥面是粗木铺的，中英两方的军警各守着桥的两端，戒备森严。过大陆海关检查时，因用的是化名，张爱玲心里忐忑不安。检查员大概是个文学爱好者，端详着照片和真人，问她：“你就是写小说的张爱玲？”她心里一惊，不知怎么回答，含混了一声：“是。”生怕被扣下来。谁知那人只笑了笑，就放她过去了，去等候港方的检查。当香港警察把入境者的一个个入境证拿去查验时，张爱玲和其他人心事重重地等着，等了很长时间，还没有丁点消息。一个还有几分少年的稚气和北方农村人憨气的大陆士兵，对这群在烈日下暴晒了个把小时的人说：“这些人！大热天把你们搁在这儿，不如在背阳处去站着吧。”他边说边示意他们退到阴凉的地方去，可他们谁也没有动，客气地讨好地对战士笑了笑，依旧紧贴着栅栏，生怕入境时掉了队。终于开始放行了。只有到这时，当他们的双脚踏在了香港的土地上，他们悬着的心才放下来。本节开头所引小说《浮花浪蕊》中的一段话，正是张爱玲出走经过和心境的实录。
十三年前，她来到这里时，是一个单纯的学生。三年多的大学生活，是她难得的快乐时光。但她是喜欢上海的，上海给她家的感觉。在她只身面对世界，卖文为生的日子里，她在上海是如鱼得水，自有一番天地，自有一种乐趣的。如今，她离开她出生和成长、成名的上海，而且一去不复返了，她的心情是百感交集，万念俱灰的。
表面上看，张爱玲此次去香港，只是为了完成未竟之学业，理由正当，其情可解。但她一开始做的就是去而不回的准备，她割断了与在大陆一切亲友的联系，连弟弟也没有通知。只有姑姑知道她的计划、她的心思，而且她随后又割断了与姑姑的联系。从她不多的关于50年代初的生活包括出走前后的带有倾向性的文字中，比如上引小说情节和办出境手续的回忆，可以明显看出她当时对自己在上海继续生活下去没有信心，对那时的环境有一种不适应的感觉。可见，她试图以复学为契机，换一个生活环境，重寻自己的人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