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州大学
张爱玲在美国期间，几乎从没有主动地交际应酬，朋友极少，但多亏了那几位主动关心她爱护她的美籍华人学者。在马萨诸塞州剑桥的研究所任满之后，她又“失业”了。夏志清很快又介绍她到加利福尼亚州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中国研究中心工作。
1965年，夏济安教授病逝于在柏克莱加大的任上，张爱玲曾在给宋淇的信中，谈到夏济安的逝世给她带来的哀痛。1966年，主持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陈世骧教授给他仅见过一面的青年学者庄信正[8]打电话，邀请他来顶替济安先生留下的空缺。“当时加州大学遐迩闻名，它的中国研究中心同样声誉卓绝。在台湾念大学时期我就视夏先生为振聋发聩的导师，对他的学问和品德都很钦佩，他空出‘宝座’在我看来不消说是最好的去处，何况顶级上司又是陈先生这位学术界前辈。于是连声道谢，毫不犹豫地接受了。”[9]在加大柏克莱分校工作了两年多，庄信正将应聘去洛杉矶教书，于是他和夏志清又推荐了张爱玲去接替。
庄信正此前已认识了张爱玲。那是1966年新年前后，庄信正母校印第安纳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福伦兹（Horst Frenz）教授要庄信正推荐一位资深中国学者参加他主办的中西文学关系研讨会。庄信正首先想到了学贯中西的夏志清先生，但他当时有事，不能前往，转而介绍张爱玲参加。研讨会是在当年秋季开学后不久召开的。小组研讨会上，参加者各带着自己的论文已到齐了，惟独张爱玲未到，主持人福伦兹教授急了，庄信正更是穿进穿出到处找她。最后张爱玲姗姗而至，其实她并没有迟到。庄信正以前见过她的照片，所以在门口一下子就认出了她，但她高而细的身材仍让他觉得意外，走起路来也给他“飘飘欲仙”的感觉。张爱玲的发言不是严格的论文宣读方式，而是现身说法，根据自己的实际经验谈香港的电影业情况。她的英语带有英国味，流利典雅，亦庄亦谐，幽默起来若无其事而又妙语连珠，大家听得入神，有一次还哄堂大笑。
讨论结束后，庄信正和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翻译者刘绍铭“硬着头皮”到学校附近的旅馆求见。“印象里老觉得她博才傲物，对人往往不稍假借。但开了门知道我们的来意以后，她很客气地邀我们进房间坐了一会儿。两个初出道的青年讲师能当面向这位大作家表示‘输诚’的微忱，都很兴奋。”[10]
“这次匆匆的拜会成为后来我与她三十年半师半友的交谊的开端。”庄信正回忆说。之后，张爱玲为去瑞德克利夫学院需要介绍人和《怨女》英文本的书名问题，都请庄信正帮过忙，庄信正都尽力而为了。两人的书信交流也很多。
两人的第二次见面是在1969年3月，美国亚洲学会在波士顿举行年会，夏志清主持一个专题小组。庄信正也提交了一篇论文，他正准备开讲时，张爱玲进入会场坐了下来。“我一边同夏先生交换了又惊又喜的眼光，一边在‘张看’下不由地加倍紧张。”
就在这年7月，庄信正离任，张爱玲接了他在中国研究中心的班。在庄信正看来，这个工作职位对夏济安和张爱玲而言，都是“屈就”，因为那不是个文学岗位，充其量不过是个临时落脚的地方而已。庄信正成了陈世骧和张爱玲之间的联络人，从动议到办履历表等手续，都是他一手包办的。他把这称之为“有事弟子服其劳”。
张爱玲在这里的工作任务是研究大陆术语，但1970年前后大陆偏偏没有推出多少新术语，因此张爱玲没有太多的事可做。她的同事们也不知这位新来的研究员的工作情况，她总是在别人都下班以后，才像幽灵一样出现在空无一人的办公室。张爱玲从小到现在的生活都是相当个人化的，独来独往，过不惯集体生活。偶尔有同事在5点钟下班的时候，看见她匆匆穿过车流人流，去上班工作。
陈世骧和夫人喜欢热闹，但张爱玲难得去拜望他们，也没有陪他们到中国城去小聚进餐。有一天，陈世骧在家中宴请张爱玲，叫了几个晚辈学生陪同。一个在研究中心的图书馆工作的年轻人这样形容她当时的情形：
张爱玲第一眼就令人觉得不平凡。常得加件外衣的湾区天气，又是在半山上，张爱玲却穿着一件薄料子的旗袍，深灰色，不但没有袖子，而且袖缘往里裁剪得很深，从这边的肩骨，通过敷盖着前胸骨的上襟，可以看过去那边的肩骨，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瘦削却又把衣服穿得这么瘦削的人。深色旗袍似乎是她的制服，印象中，以后也没见她穿别的衣服。[11]
张爱玲坐在沙发上，旁边是陈世骧。陈世骧叼着烟斗，热情地说着话，张爱玲则很少言语。无论是听还是说，她的眼睛总好朝上看，小孩一样的神气，有一句没一句的，声音又小，有时就像自言自语。陈世骧和张爱玲，一个是老练的学者和热心的长者，一个是如同天真小女孩的作家，“始终以不虚饰的面容，活在自己的世界里”[12]。
陈世骧长者般的关怀，给了张爱玲温暖。此前张爱玲把自己所有作品都寄送给陈世骧，包括签名本《北地胭脂》，属于入职前的“敲门砖”[13]。但张爱玲研究大陆术语的成果太少，很令陈世骧失望。夏志清认为，陈世骧专治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学理论，张爱玲的作品，可能未加细读。作为一个主管人，他只看到她行为之怪癖，而未能因欣赏她的文学天才和成就，去包涵她的失礼和失职。在陈世骧看来，她来中心两年，并未在行动上对他表示一点感激和敬意。在研究中共词语方面，可能也从未向他请教过，只一个人在瞎摸。最后交的报告他看也看不懂，还有言语顶撞。在愤怒之下，陈世骧把她“解雇”了。这是“她在美国奋斗了十六年，遭受了一个最大打击的报告”。陈世骧曾在夏志清面前表示过对张爱玲不满意，但遍查其信札，提到张爱玲者，只有“张爱玲女士已到此月余，颇觉相得”一句，并无任何怨言。[14]
一位叫若克兰·卫特基的不到三十岁的女人，是加大某教授的太太，曾专门拜访张爱玲。时卫特基正在攻读博士学位，她攻的是中国史，博士论文选题是关于中国人的“侠女崇拜”，兼论“中国功夫”与女权运动。卫特基问张爱玲，中国人对女人的要求是“幽娴贞静”，为什么又特别喜爱侠女形象。
这个问题使张爱玲想起阿拉伯人。他们对女人的管束比中国紧得多，以布蒙面，不许随便外出，使女人像填鸭似的在帐篷里的地毯上吃了睡，睡了吃，一个个肥胖多肉，令男人瞧不起，反而喜欢男风。而“中国人是太正常了，把女人管得笔直之后，只另在社会体系外创造了个侠女，也常在女孩子中间发现她的面影”。
张爱玲在她狭小的办公室里与卫特基谈了不到一个小时。后来卫特基寄了一本《毛泽东革命性的不朽》这本她自己写的书送给张爱玲，作为酬谢。
两人未再谋面，但张爱玲还知道卫特基以后的情况，显然是她研究中国当代历史时知道的。这个在张爱玲眼中漂亮得“差不多的影星都还比不上”的女人，和她的丈夫于1972年双双去北京。
关于张爱玲习惯独处、不爱见人的说法，有很多材料可以印证。当时的中国研究中心在校外办公，在柏克莱市中心找到她当时的办公楼，是一座数十层的巧克力大厦，就在Bart车站边上，是这座朴素的小城最显赫的建筑之一。那里现在变成一座银行。张爱玲几乎从来不见她的同事，包括她的助手。据她的助手、台湾学者陈少聪介绍，张爱玲通常是在下午到办公室，等大家都下班了，她仍留在那里。大家只是偶然在幽暗的走廊一角，瞥见她一闪而过的身影。“她经常目不斜视，有时面朝着墙壁，有时朝地板。只闻窸窸窣窣一阵脚步声，廊里留下似有似无的淡淡粉香。”陈少聪与张爱玲同在一间办公室办公，只是中间隔了一层薄板。外间是助手的，张爱玲在里间。所以，张爱玲每天不可避免地要与陈少聪打一个照面，她们互相微笑一下，或者点头致意，这种最低限度的交往，是她们每天必须履行的程序。后来，她们连此也嫌麻烦。每天下午张爱玲要来的时候，陈少聪干脆及时地躲开。
“我尽量识相地按捺住自己，不去骚扰她的清静，但是，身为她的助理，工作上我总不能不对她有所交代。有好几次我轻轻叩门进去，张先生便立刻腼腆不安地从她的座椅上站了起来，眯眼看着我，却又不像看见我，于是我也不自在起来。她不说话；我只好自说自话。她静静地听我嗫嗫嚅嚅语焉不详地说了一会儿，然后神思恍惚答非所问地敷衍了我几句，我恍恍惚惚懵懵懂懂地点点头，最后狼狈地落荒而逃。”[15]
如同默片里的人物，张爱玲很少发出声响。即使在办公室，她在与不在几乎没有区别。她把自己视作一件宝贝，秘不示人。她与外界的联系大多通过纸页进行，连电话都很少打。陈少聪说，每过几个星期，她会将一沓她做的资料卡用橡皮筋扎好，趁张爱玲不在的时候，放在她的桌上，上面加小字条。“为了体恤她的心意，我又采取了一个新的对策：每天接近她到达之时刻，我便索性避开一下，暂时溜到图书室里去找别人闲聊，直到确定她已经平安稳妥地进入了她的孤独王国之后，才回到自己的座位来。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让她能够省掉应酬我的力气。”“除非她主动叫我做什么，我绝不进去打搅她。结果，她一直坚持着她那贯彻始终的沉寂。在我们‘共事’将近一年的日子里，张先生从来没对我有过任何吩咐或要求。我交给她的资料她后来用了没用我也不知道，因为不到一年我就离开加州了。”[16]张爱玲生病，陈少聪去探望，知道她不会开门，便揿了门铃，把配好的草药放在门外地上。几日后，陈少聪上班，发现自己书桌上有一个字条，是张的笔迹，压在一小瓶“香奈儿五号”香水下面，字条写着：“谢谢。”
为了研究布莱希特，哈佛大学教授莱恩追踪至柏克莱。初次求见张爱玲遭拒，在夜间苦等终于见面聚谈。他对张爱玲有两点深刻印象。一是她的英语无论文法、用词遣字或是句型结构，“都可以用完美来形容，仅听得出些微的口音”；二是她的友好热心，“在整个访谈过程中，张女士的表现热诚又令人舒坦，且相当帮忙。她的谈吐闲雅，怡然自若，我的印象是她对整个访谈很是满意；在我们相处的时刻，我丝毫不觉她有任何不自在或者有逃避与人接触的想法”。[17]
尽管这次见面是事先约定了的，但莱恩还是等了整整一天才见到张爱玲。“对于柏克莱来说，张爱玲既存在，又不存在。这与现在没有什么不同。现在，2006年秋天，在柏克莱，我可以找到她，又找不到她。她在柏克莱大学两年的时间内，完成她的研究工作，并撰写了论文。但很少有人看见过她。我询问过当年在中国研究中心和东语系工作过的教授，并得到印证。1971年，张的上司陈世骧去世，张爱玲参加他的葬礼，是她在柏克莱屈指可数的公开露面。但她只待了几分钟，就匆匆离去了。对于很多人而言，张爱玲只是一个名字，而不是身体。”[18]
莱恩教授把这次相见称为“人生奇遇”之一，水晶也把他有幸拜访张爱玲视为人生奇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