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赖雅谢世
赖雅已经完全不习惯没有张爱玲的生活了。在张爱玲居住香港的日子里，他度日如年。多次写信催她回来。眼下他得到张爱玲的来信，得知她将返回，十分兴奋。尽管张爱玲的信中明明告诉他到达华盛顿的时间是3月18日，可他17日那天就按捺不住自己，一个人跑到机场去了一趟，虽然他明明知道是明天而不是今天。第二天，他和霏丝去接到了张爱玲，把她带回了他们的新家——第6街105号的一个叫皇家庭院的公寓里。夫妇俩还不顾大风，游览了国会大厦和国会图书馆。
他们的新居距霏丝家和国会图书馆都比较近。街道干净，环境清幽。赖雅陪她一起去国会图书馆申请了一个座位，他自己也早有一个座位，随后她又查出了写小说《少帅》的所需材料。晚上，他们到了霏丝家用晚餐。霏丝的丈夫迈尔文（Melvin）是史密斯索尼亚学院（Smithsonian Institute）的海事历史学家，张爱玲与他一起谈过关于中国海轮的话题，而她的海船知识恐怕也仅限于与她祖父张佩伦海上战败相关的内容吧。霏丝与张爱玲年龄相仿，在华盛顿芭蕾学校（Academy of Washington Ballet）工作。他们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快读大学了，小儿子也过了十岁。
霏丝家至少每周都要邀请一次赖雅和张爱玲去小聚、用餐，赖雅乐此不疲，与孩子们一起下棋、看棒球比赛、讲故事，他寻找到了老年的欢乐。但张爱玲很少同行，总是以胃病等理由推托。她本不喜欢应酬，哪怕是亲戚间的应酬；她还觉得自己无法回请他们。此外，她与霏丝年龄接近，共同拥有着赖雅这个老年男人，一个是他妻子，一个是他女儿，在名义上张爱玲是后母，这是一个令她尴尬的角色。60年代初，霏丝曾经问张爱玲，对1949年后新中国有什么看法，张爱玲并有直接回答，而是说：“对一个女人来说，没有一个社会比1949年前的中国还要坏。”[32]
当然，张爱玲还在忙于写作，她要积蓄更多的时间思考和运笔。常常白天她和赖雅去图书馆，一起去购物，一起做晚餐。他们也仍然光顾电影院，不过次数比前几年少多了。
赖雅还是一如既往深爱着爱玲，他瞧她睡着的时候，觉得她的脸真美。他将一天傍晚步行回家的情景描绘成：“走向他的家，他的光明，他的爱。”[33]
但赖雅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时有小病大病的折磨，打针吃药，有时还得住院。这可苦了他最亲近的两个中年女人。她们都有自己的工作和家务，但在照顾赖雅的问题上是不遗余力的。糟糕的是，1963年7月的一天，赖雅从国会图书馆出来时，不慎摔倒，摔断了股骨，随即又中风，他完全不能活动了，只能卧床休息。赖雅生活的最后几年，健康状况一直很糟糕，所以他在日记中经常写到疾病和死亡。“如何好好保持状况？死亡”“死亡：沉重的心重击，身体在发抖，睡眠或闭眼，已经是长眠了，并且不再醒来”这样的句子经常出现在他日记中。[34]摔跤中风后日记中止。之后几年一直是妻子和女儿的累赘，他满心的愧疚。
张爱玲自己也是小病不断，她的眼、牙、足都有毛病，常常要看医生。在经济方面，夫妇俩都有版税收入，但数额甚小，加上赖雅每月52美元的社会福利金，这是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从香港回来之后，她把台港之行写成一篇散文：A Return to the Frontier（《重回前方》），有300美元的稿酬。但在1964年夏天，她的主要经济来源断了。香港电懋电影公司的靠山，一位新加坡富翁在6月20日的空难中丧生。电懋公司随后解体，作为公司制片人的宋淇也不得不另谋他途。失去了宋淇的牵线搭桥，张爱玲也就失去了与香港电影业的联系，也就失去了来自香港的可靠的收入。
面对经济的压力，张爱玲又决定搬家，搬到黑人区中的肯塔基院（Kentucky Court），这是政府的廉价住所。张爱玲还与美国新闻处接洽，觅到了一些翻译任务。这时麦卡锡已被美国政府召回在华盛顿工作，并给她开付最高酬金。在张爱玲的海外生涯中，麦卡锡多次给予她经济和事业上的帮助。此时，麦卡锡在“美国之音”广播电台负责。他介绍张爱玲为电台做一点“散工”（Purchase order）。她为“美国之音”编了好几个广播剧。第一部是把陈纪滢的长篇小说《荻村传》改编为每半个小时播出一节的连续性广播剧。随后又改编苏联著名小说家索尔仁尼琴的成名作《伊凡生命中的一天》。原作刚出版一两年，“美国之音”就十分重视它的价值。伊凡是个农民，从德国军人的手中逃回后被当作奸细遭逮捕，判十年徒刑，在西伯利亚做苦力。小说写的就是伊凡这十年中的一天。张爱玲把它改编为六幕，分三次播出。没有太多的连续性的情节，没有人为夸张的戏剧性高潮，以平实的对话表现原作的写实风格。“美国之音”还请她改编过索尔仁尼琴的另一部作品，《玛曲昂娜的家》，以及莫泊桑、亨利·詹姆斯的作品。
负责与张爱玲接洽的是“美国之音”的编辑高克毅。有一次，张爱玲到位于华府西南区V.OA的总部来交稿，这是两人第一次见面。当时的情形，高克毅印象颇深：
果然是一位害羞、内向的女作家，她不肯涉足我们的办公室。我接到外边接待处的电话，出来迎迓，只见一位身段苗条、身着黑色（也许是墨绿）西洋时装的中年女士，在外厅里徘徊，一面东张西望，观看四壁的图画。那天我回家告诉太太，梅卿说：“啊呀！爱玲是我在上海圣玛利的中学同学呀。”当时我们就跟她接头，要请她吃饭聚一聚，可是被她委婉而肯定地推辞掉。[35]
不多久，高克毅为谈稿子的事，到东南区宾西凡尼亚大道附近张爱玲租的公寓去登门拜访，他很想能见识一下曾经大名鼎鼎、如今悄无声息的赖雅，但被张爱玲婉拒了。她说赖雅卧病在床，不能会客。
赖雅确实不能出来会客了。他瘫痪了两年，大小便失禁，张爱玲苦不堪言。她没有汽车，也不会开车，每次需要送赖雅到医院时，就找霏丝帮忙。张爱玲在起居室安置了一张行军床，以便自己能随时照顾赖雅。她既要做护理工作，又有翻译任务，十分劳累，家里也充满了压抑的空气。张爱玲又一次陷入了困境。
正在这时，张爱玲得知地处俄亥俄州牛津镇的迈阿密大学正在招聘一位驻校作家，她的心思活动了。她在印第安纳大学的一次会议上认识了刘绍铭、庄信正等比她年轻的同胞，曾托他们帮着介绍“适当的差事”。刘绍铭和两位师兄当年6月在印第安纳大学一个会议上跟张爱玲第一次见面，“那天，张爱玲穿的是旗袍，身段纤小，叫人看了总会觉得，这么一个‘临水照花女子’，应受到保护。”前一个月他们已经有过书信往来。“由此可以推想，她在印大跟我和我两位学长见面时，境况相当狼狈，如果不是在美举目无亲，她断不会贸贸然地开口向我们三个初出道的毛头小伙求助，托我们替她留意当差适当的差事。”当时为张爱玲奔走的还有刘绍铭的前辈罗郁正教授，他替张爱玲求职的信函都留有副本。但可惜不果。[36]
他们几番努力，迈阿密大学同意聘用张爱玲，时间为七个半月，月薪约千元。她很想决计前往，以寻求个人的发展，但眼下赖雅的病情已无好转的可能，这使她不知所措，犹豫不决。她与霏丝商量，能否由霏丝负责照顾赖雅。但霏丝实在太忙，无暇把照顾赖雅的事全包下来。张爱玲又请两个相邻的黑人女性照看，以付费的方式，但赖雅大小便失禁的问题使她们难以保持公寓卫生，所以也难以说服。这样，麻烦还是由张爱玲自己来解决，她决定“双肩挑”。她到迈阿密大学去了不久就回华盛顿来带走了赖雅。
1966年9月17日。他们寄居在牛津镇一个小规模的女子贵族学院。在20号那天，她给刘绍铭写了一封信，说自己虽然生病了，还是支撑着参加校长为自己设的晚宴。但害怕因为自己不善于交际，让刘绍铭帮她在迈阿密大学建立的友好关系破坏了。后来向当天参加晚宴的朋友打听张爱玲赴宴的结果，是张爱玲不仅迟到，还对请来为她接风的客人爱理不理。[37]
在这年10月份的《迈阿密校友会》上，刊登了一则消息：Top Chinese Authoress：Miami's Writer—In—Residence（《一流的中国女作家，迈阿密驻校作家》），并报道说张爱玲是迈阿密大学的第一位外国人担任的驻校作家，还附有她的创作介绍和照片。迈阿密大学并没有给张爱玲安排授课的任务，但希望她能每周与教职员和学生交谈几小时。张爱玲去迈阿密大学任住校作家时的接待人、英文系教授华尔佗·哈维荷斯托（Walter Havighurst）邀请她参加他的研究班，几次提醒不要缺席，她一次也没去过。她只在迈阿密大学英文系研讨会上宣读过中文翻译历史的论文，还做过一个公开演讲《中国政治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在11月4日给夏志清的信中，她谈到自己不大会周旋，在迈阿密大学，除了和Badgley教授有过接触之外，跟其他人很少见面。“最初上两课是Badgley的学生，他对我很失望。后来好点，但远没有摸着窍门。Ferd久病，我在华盛顿替他安排的统统被她女儿破坏了，只好去把他接了来，预备在附近城里找个公寓给他住着，另外找人每天两次照料，但迄未找到人，在我这极小的公寓里挤着，实在妨碍工作，与华府时不同。”[38]
“她竭尽全力只忙于自己的写作和照管赖雅，无闲他顾。大学里的官员们自然因为她在校园中不肯露脸而失望。他们当然不可能事先知道，张爱玲是20世纪最少露脸的作家之一。而对张爱玲来说，她可能觉得这就像是再一次生活在文艺营中，除了笔耕不辍外，并无其他义务。由于大学仅提供公寓的住宿条件，以及适量的车马费，而不支付薪水，因此，她觉得在校园中当一名驻校作家并没有什么义务。”[39]
“不管我多照顾自己，体重还是不断减轻。这是前途未明、忧心如焚的结果。你和你的朋友虽常为我解忧，但情况一样难见好转。”在给刘绍铭信中，流露出身心疲惫、心焦力瘁之感。[40]1967年4月，张爱玲带着赖雅悄悄地离开迈阿密大学前往剑桥。位于麻州剑桥的赖德克夫大学邀请她去工作，该大学是哈佛的姊妹大学。张爱玲在其研究所专心翻译《海上花列传》，这是夏志清推荐她申请并获得了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项目。张爱玲的工作性质是“独立研究”（Fellowship Grant for Independe nt study）。
这时的赖雅已病入膏肓，无药可施了。他瘦得不成人形，但意识还是清醒的。他决不愿拖累霏丝和张爱玲，但事实上他拖累了她们很长时间，对此他深表感激也深感抱歉。他的一个表亲专门来看望他时，他把脸转向墙壁，并坚决要表亲离开，他不愿别人为他难受。
1967年10月8日，赖雅离开了人间。他的遗体火化后没有举行葬礼，骨灰转交给霏丝并由她安葬。
【注释】
[1]“重回前方”，张爱玲1963年所作英文散文名。该文介绍她60年代初台湾之行的经历，本章所叙亦正是这些内容。
[2]白先勇：《〈现代文学〉的回顾与前瞻》，《第六只手指：白先勇散文精编》，文汇出版社2004年版。
[3]陈若曦：《张爱玲一瞥》，《现代文学》1961年11月号。
[4]曹可凡：《白先勇谈张爱玲》。
[5]丘彦明：《张爱玲在台湾——访王祯和》，《联合文学》1987年第29期。
[6]高全之：《张爱玲学》。
[7]丘彦明：《张爱玲在台湾》。
[8]陈若曦：《张爱玲一瞥》。
[9]丘彦明：《张爱玲在台湾》。
[10]司马新：《张爱玲的今生缘》。
[11]参见周芬伶：《哀与伤——张爱玲评传》，第82页。
[12]高全之：《张爱玲学》。
[13]高全之：《张爱玲学》。
[14]高全之：《张爱玲学》。
[15]邱立本：《张爱玲洞悉香港焦虑》，邱立本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qiuliben，2012-02-03。
[16]《文学与电影中间的补白》，台北《联合文学》第30期，1987年4月出版。
[17]张敞：《桑弧与张爱玲的“影缘”：浮世的悲欢内敛的力量》，《北京青年报》，2016年4月15日。
[18]《张爱玲的电影艺术》，台北《中国时报·人间副刊》1995年9月11日。
[19]郑树森：《从现代到当代》，台北三民书局1994年版。
[20]殷允芃：《访张爱玲女士》，载《中国人的光辉及其他》，台北志文出版社1977年版。
[21]冯晞乾：《〈少帅〉考证与评析》，《少帅别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74页。
[22]何杏枫：《爱情与历史——论张爱玲〈少帅〉》，《重探张爱玲：改编·翻译·研究》，第344页。
[23]何杏枫：《爱情与历史——论张爱玲〈少帅〉》，《重探张爱玲：改编·翻译·研究》，第315、316页。
[24]冯晞乾：《〈少帅〉考证与评析》，《少帅别册》，第36、37页。
[25]冯睎乾：《张爱玲〈少帅〉的幕后故事》。
[26]高全之：《张爱玲学》。
[27]张瑞芬：《童女的路途——张爱玲〈雷峰塔〉与〈易经〉》，《雷峰塔》，皇冠出版社2010年版。
[28]张爱玲：《流言·私语》。
[29]张瑞芬：《童女的路途——张爱玲〈雷峰塔〉与〈易经〉》。
[30]夏志清：《张爱玲给我的信件》，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13、14、23页。
[31]杨联芬语，见宋以朗、付立中主编《张爱玲的文学世界》，第71页。
[32]司马新：《张爱玲的今生缘》，《联合文学》第151期。
[33]司马新：《张爱玲在美国》，第124、125页。
[34]周芬伶：《艳异——张爱玲与中国文学》。
[35]高克毅：《请张爱玲写广播剧》，载《永远的张爱玲》。
[36]刘绍铭：《到底是张爱玲》，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57页。
[37]刘绍铭：《到底是张爱玲》，第61页。
[38]夏志清：《张爱玲给我的信件》。
[39]司马新：《张爱玲在美国》，第132、133页。
[40]刘绍铭：《到底是张爱玲》，第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