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是天生给人误解的”
1947年12月14日起，《太太万岁》在上海的皇后、金城、金都、国际四大影院同时上演，前后放映了两个星期，观众十分踊跃，即使天气奇寒，大雪纷飞，仍然场场爆满。当时上海各报刊竞相报道上映盛况，誉之为“巨片降临”“万众瞩目”“精彩绝伦、回味无穷”“本年度影坛压卷之作”。[25]
然而，与观众和传媒对《太太万岁》的不绝于耳的赞美声相比较，上海评论界围绕这部影片展开了一场不小的争论。争论在公映前就已开始了。起因是张爱玲写的《〈太太万岁〉题记》，该文发表于12月3日《大公报·戏剧与电影》第五十九期。在这篇文章中，她谈到笔下的人物时说：“《太太万岁》是关于普通人的太太，上海的弄堂里，一幢房子就可以有好几个她……她的生活情形有一种不幸的趋势，使人变得狭窄，小气，庸俗……现代中国对于太太们似乎没有多少期望，除了贞操外也很少要求……”关于女主人公陈思珍的结局，张爱玲这样概括道：
她最后得到了快乐的结局也并不怎么快乐，所谓“哀乐中年”，大概那意思就是他们的欢乐里面永远夹杂着一丝辛酸，他们的悲哀也不是完全没有安慰的。我非常喜欢“浮世的悲哀”这几个字。但如果是“浮世的悲欢”，那比“浮世的悲哀”其实更可悲，因为有一种苍茫变幻的感觉。
“浮世的悲欢”可以说相当准确地总结了这部电影的基调。张爱玲在这里，是要通过“普通的太太”的“浮世的悲欢”，表现一种人性的存在。她借用Jone Gassher评美国作家T.怀尔德的Our Town（中译为《小城风光》）的话来表明《太太万岁》的创作意图：
将人性加以肯定，一种简单的人性，只求安静地完成它的生命与恋爱与死亡的循环。
为了与这种“简单的人性”相吻合，她追求的是一种“静的戏剧”的效果。她觉得剧情的发展，应该“像日光的移动，漾漾地从房间的这一角落照到那一角落，简直看不见它动，却又是倏忽的”。这样做的目的，是“冀图用技巧来代替传奇，逐渐冲淡观众对于传奇戏的无厌的欲望”。当然，为了照顾观众的趣味和电影效果，张爱玲也注意运用了巧合误会、噱头、笑话等常见的喜剧手法。
仿佛有一种《太太万岁》将要招致非议的预感，张爱玲还特别强调了她写出陈思珍这类人物并不是认同这类人物，她说：“在《太太万岁》里，我并没把陈思珍这个人加以肯定或袒护之意，我只是提出有过这样的一个人就是了。”“出现在《太太万岁》的一些人物，他们所经历的都是些注定要被遗忘的泪与笑，连自己都要忘怀的。”
在发表这篇《题记》时，主编洪深特地加了一段《编后记》。他说：
好久没有读到像《〈太太万岁〉题记》那样的小品了。我等不及地想看这个“注定要被遗忘的泪与笑”的IDYLL如何搬上银幕。张女士也是《不了情》影剧的编者；她还写有厚厚的一册小说集，即名《传奇》！但是我在忧虑，她将成为我们这个年代最优秀的High Comedy作家中的一人。
High Comedy，即“高级喜剧”。洪深的这一番话，连同张爱玲的题记，不久即遭到笔伐。在以苏商“苏中友好协会”名义向当时的上海市政府有关部门注册登记的报纸《时代日报》的12月12日的副刊《新生》上，有署名“胡珂”的一篇《抒愤》，把矛头对准了张、洪二位及《太太万岁》。该文含沙射影，贬斥张爱玲为“敌伪时期的行尸走肉”，挖苦洪深的《编后记》为“歇斯底里的绝叫”，并严厉责问道：
……难道我们有光荣历史的艺园竟荒芜到如此地步，只有这样的High Comedy才是值得剧坛前辈疯狂喝彩的奇花吗？
有意思的是，该文发表时，《太太万岁》并未上演，因此，胡珂的先入为主的评论无限上纲的指责是不够严肃的。然而，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胡珂放的空炮，却为随后的关于《太太万岁》的评论定了基调。《大公报》《新民晚报》《中央日报》发表了多篇评论，对这部影片基本上都持的是否定态度。
王戎在《是中国的又怎样？——〈太太万岁〉观后》中，针对张爱玲在《题记》中说这部影片“倒觉得它更是中国的”观点，反问说：“在中国这块被凌辱了千百年的土地上，到处都是脓包，到处都是疖疤，一个艺术工作者，是不是就玩弄、欣赏、描写、反映这些脓包和疖疤呢？这是不应该的。而张爱玲却是如此地写出了《太太万岁》。”王戎还指责了作者没有给女主人公指明出路，是一种消极病态的创作态度。显然，王戎在这里是把作家描写的对象与作家的态度横蛮地混为一谈了。方澄在《所谓“浮世的悲欢”——〈太太万岁〉观后》中，认为影片和《题记》为张爱玲“自己画了一张很好的素描”。所谓“浮世的悲欢”不过是作者的一种“装饰”。由于作品无法揭示“人生的真谛”，表明作者对人生已经麻木，并迷失了方向，只有“对镜哀怜”，“想画一个安慰自己的梦”，做“一分无可奈何的挣扎！”文章还捎带对为张爱玲叫过好的洪深进行了攻击。还有一位叫沙易的作者，在《评〈太太万岁〉》中，批评张爱玲对影片的主题“没有经过深切的考虑”，只知迎合小市民的趣味，“结果却失败了”。
这些批评要么抱有先入为主的成见，要么带有“左”倾眼镜，对作品没有仔细研读，因此是没有多大说服力的。要求作家直接跳出来对作品中人物进行善恶褒贬，或者硬要作者表明光明的前途，都是不尊重艺术规律之举。至于把作者与作品中人混为一谈，等量齐观，更是缺乏文艺常识了。在众多评论中，较为冷静客观的，是东方缀竦（李君维）的《〈太太万岁〉中的太太》一文。他认为主人公陈思珍是“介乎安分与不安分的女人”，“她的胜利一定掬了一把辛酸的眼泪”。他指出了影片的题材的普遍性，“只是一个社会新闻里最不引人注目的一条”，他认为关键在于怎样处理这样的题材。而这部影片的正面意义和积极效果是“一出High Comedy，稍微给你笑了之后，你会发觉你的笑是苦味的”。而这，正是“典型的张爱玲风”。[26]
值得注意的是，洪深起初对这场与他相关的论争保持缄默，却在论争几乎平息，同时影片首映告一段落之际，在他主编的《大公报·戏剧与电影》第六十四期上刊出两篇长文。一篇是署名莘薤的《我们不乞求，也不施舍廉价的怜悯——一个太太看〈太太万岁〉》，另一篇是洪深本人的《恕我不领受这番盛情——一个丈夫对于〈太太万岁〉的回答》。两篇文章一个以太太眼光，一个用丈夫口吻，一唱一和，中心调子是否定《太太万岁》。前文把影片与当时的政治形势联系在一起，严厉地问道：“时代是在‘方生未死之间’，反动的火焰正图浇灭新生的种子，袖手旁观的人儿是麻木无情呢？还是别有用心？”
洪深的态度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先是为发表张爱玲的《题记》及自己的《编后记》作了一番辩解。说是因为《题记》可帮助批评者更准确地理解作者的戏剧创作，文章又十分有“才气”，因此才“欣然把它发排”。之后，洪深从三个方面否定了《太太万岁》，一是影片“没有健全而清明的批评”，对太太怜悯过多，感情用事，构不成“高级喜剧”；二是影片对恶俗的丈夫“毫无惩罚，亦无训诫”，“且把人们的道德生活开玩笑”；三是“未能自圆其说，贯彻到底”，“既不好玩，更是虎头蛇尾的败笔”。
对于洪深态度的转变，有研究者作了严肃的探讨。“且不管洪深内心深处当时是怎么想的，这篇文章说明他已接受胡珂的‘批评’，公开认错。我们现在已无从知晓在那段时间里上海文艺界内部发生了什么事，洪深是否受到了什么压力，但从他的文章中隐隐约约透露出胡珂并非等闲之辈。这场论争最后以洪深让步发表自我批判的文章而告终。”[27]
“作家是天生给人误解的”[28]。张爱玲对围绕《太太万岁》的非议一直没有发表意见，但当时文华影业公司准备把《金琐记》搬上银幕的计划却流产了，这之间也许有着微妙的联系。当时专业刊物曾刊出一则消息云：张爱玲继《太太万岁》之后，新作为《金锁记》，该片将仍由桑弧导演，女主角可能为张瑞芳，张爱玲为编写是剧，曾与张瑞芳商讨是剧之内容。可惜的是电影后来没拍成，张爱玲的剧本亦不知所终，否则我们将可看出她从小说到电影剧本间改写的过程。[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