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六、垃圾事件
躲过了跳蚤之患，搬家搬累了的张爱玲以为自己可以“定居”下来了，然而，“跳蚤事件”刚过，又碰到了“垃圾事件”。
张爱玲此时住在一条嘈杂的街上，有很多黑人、墨西哥人、东南亚难民、印度人，但她所住的公寓宛如街中的贵族，设备洁净、房租昂贵，一个月380美元。张爱玲住在通道底的一个套房里，家具较为齐全。门口有信箱和对讲机，她的信箱也用的本名E.CHANG。两棵棕榈树在张爱玲的窗口轻轻地飘摇着枝叶。
张爱玲入住不久，她的旁间住进了一位神秘的女客——秘受台湾《联合报》采访之托的作家戴小姐。
戴小姐从十九岁起就崇拜张爱玲，她刻意学习张爱玲的文笔。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得到了张爱玲在洛杉矶的住址，便写信给张爱玲，表达了自己的敬意，并希望能采访她。但这又是一封石沉大海的信。久候没有回音，戴小姐并不甘心，“当即擅自主张另辟歪径”。她前往张爱玲的公寓，跟房东说明要住在张爱玲隔壁，等了十多天，隔壁的房间空出，她便搬了进去，为了表明自己的坦诚，戴小姐所填的住房材料上全具真名真身份。
但她没有贸然登门，而是静候着张爱玲的起居和出现。整整一个月，才见到过她一次。但也只是静静地看着，并没有打扰她。戴小姐为“爱张”而见不着张的人们精细地描绘了一幅张爱玲的晚年肖像：
她真瘦，顶重略过八十磅，生得长手长脚，骨架却极细窄，穿着一件白颜色衬衫，亮如洛佳水海岸的蓝裙子，女学生般把衬衫扎进裙腰里，腰上打了无数碎细褶，像只收口的软手袋。因为太瘦，衬衫肩头以及裙摆的褶线光绫绫的始终撑不圆，笔直的线条使瘦长多了不可轻侮。午后的阳光邓肯式在雪洞般墙上裸舞，但她正巧站在暗处，看不出衬衫白底上是不是印有小花，只觉得她皮肤很白，头发剪短了烫出大鬈发花，发花没有用流行的挑子挑松，一丝不苟地开出一朵一朵像黑颜色的绣球花。她侧身脸朝内弯着腰整理几只该扔的纸袋子，门外已放了七八只，有许多翻开又叠过的旧报纸和牛奶空盒。她弯腰的姿势极隽逸，因为身体太像两片薄叶子贴在一起，即使前倾着上半身，仍毫无下坠之势，整个人成了飘落两字，我当下惭愧我身上所有的累赘太多。她的腿修长，也许瘦到一定程度之后根本没有年龄，叫人想起新烫了发的女学生；我正想多看一眼，她微偏了偏身，我慌忙走开，怕惊动她。……她也许察觉外头有人，一直没有出来，我只好回房，待我一带上门，立即听到她开门下锁急步前走，我当下绕另外一条小径躲在墙后远远看她，她走着，像一卷细龙卷风，低着头，仿佛大难将至，仓皇赶路，垃圾桶后院落一棵合欢叶开满紫花的树，在她背后私语般骇纷纷飘坠无数绿与紫，因为距离太远，始终没有看清她的眉眼，仅是如此已经十分震动，如见林黛玉从里走出来葬花，真实到几乎极不真实。岁月攻不进张爱玲自己的氛围，甚至想起绿野仙踪。
戴小姐所见的是张爱玲出来倒垃圾的一幕，张爱玲真是个“岁月攻不进”的人，连倒垃圾也惟恐避人不及，戴小姐更不敢有面访之念了。这一个月来，她除了听得见张爱玲房间中开得很响的电视机声之外，对她一无所知。于是她灵机一动，半个身子吊在垃圾桶上，用一截菩提树枝把张爱玲刚丢下的全部纸袋子钩了上来，坐在垃圾桶边忘我地读着翻找着。经过对垃圾的“研究”，戴小姐觅得了关于张爱玲生活的许多细节：平时吃什么、喝什么、读什么报，煎鸡蛋的技术如何糟，没有什么零食可见牙已坏了，存钱的银行是哪一家，出门买东西时的购物单，十天半月才拿一次信函，等等。
戴小姐如获至宝，兴奋地写下了《我的邻居张爱玲》这篇纪实散文，并给住在旧金山的T女士打电话，谈到这些情况。T女士觉得在张爱玲不知情的情况下，戴女士的做法也许不够妥当，就给夏志清先生打电话，夏志清立即通知庄信正，庄信正又打电话告诉张爱玲。张爱玲平素不接电话，这次却一打通就接了。
庄信正在电话中说：“现在你隔壁房间住了一个戴小姐，据说是台北的某报委托的……”
张爱玲立即挂掉了电话。第二天庄信正又打了电话去，没有人接。他又给好友林式同打电话。林式同这些年一直受庄信正之托负责张爱玲的迁居事宜。林式同在电话中回答说：“没问题，已经搬好了。”
戴小姐好几天没有听见邻居房间的动静了，也没听见她房中的电视机在响了，问房东才知，张爱玲已搬走。戴小姐于是给《联合报》副刊寄去了文章，副刊主编看后，认为涉及张爱玲个人隐私，答复是“我们要等张爱玲百年之后，才能发表你这篇稿子”。戴小姐又转而给台北另一家大报《中国时报》的副刊编辑季季打电话，出于对张爱玲的尊重，她也拒绝刊发这篇稿子，并立即跟美国方面联系，告诉庄信正这件事，希望他通知张爱玲，她还不知道张爱玲已闻讯搬走了。
1988年底，从庄信正处得知“垃圾事件”的处理经过后，张爱玲给季季寄来一张圣诞卡，有一句话是：
“感谢所有的一切！”
客观地看，戴小姐的采访并没有恶意的动机，但她后来还是另找出路发表了《我的邻居张爱玲》这篇采访记，对采访对象没有足够的尊重。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她写道：“我们何必像顽童般非要扔石头惊她一惊呢？这就是为什么我终于改变计划没有蛮横地去敲她的房门，目的求得她露脸；这也是为什么自动放弃拍下她的身影，我有过那样好的机会——只是觉得，没有资格……”
但这事确实给身心疲惫的张爱玲又带来了一些麻烦。在给司马新的信中，她谈到了对“垃圾事件”的看法：
五月份我听见说有家台湾报馆记者住进我那幢公寓，要不择手段采访。刚巧我患感冒一个多月没出去，没碰上。一好了就搬家，累得筋疲力尽，不能再搬了。只好住址绝对保密，仍旧用旧有的信箱作惟一的通信处。否则一个告诉一个不告诉，会使人见怪。[5]
这封信写于1988年秋天，1989年初她又在给司马新的信中谈及戴小姐采访事：
那台湾记者那篇淘垃圾记还是登出来了。中国人不尊重隐私权，正如你说的。所以我不能住在港台。现在为了住址绝对保密，连我姑姑都不知道，已经有好些人不高兴。一旦发现你来看过我，更要得罪人，无论我怎样解释是因为实在感激，不亏了你热心，我还在住旅馆流浪。[6]
看到“累得筋疲力尽，不能再搬了”和“我还在住旅馆流浪”这样的句子，司马新心情沉重。
在这一年她还写过一篇生前没有发表过的散文《1988至——？》，这是她的自我封闭身心最孱弱最寂寞的时候写的。一个长期离散的异乡女子，在苦等巴士穷极无聊的东张西望中，胡乱记下对异乡、种族、爱情、姓氏、难民、阶级、贫富、死亡的诸多感慨。她常常觉得剩下的时间只够吃睡，连收信都不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