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活“海上花”
张爱玲在研究《红楼梦》的同时，还不忘晚清的另一部小说《海上花列传》。对前书，她是考据，对后者，则是译介。她发誓要把它的吴语译成国语，把中文译成英文，工程十分浩大。清末韩邦庆于1894年出版的这部长达四十万言的吴语方言小说，直接描写了上海娼家丑闻，间接揭露洋场黑暗。其价值远远高出同类同期作品，备受中国文学史家首肯。胡适有《海上花列传考证》，称之为“一个第一流的作者用他的全力来描写上海妓女家生活”的优秀小说。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将之视为清代“狭邪小说”的压卷之作，认为“上海此类小说之出尤多……惟大都巧为罗织，故作己甚之辞，冀震耸世间耳目，终未有如《海上花列传》之平淡而近自然者”。
胡适、鲁迅皆盛赞其写实风格，张爱玲的看法也一样。她认为这本书写得淡，是最好的写实作品，并常为它抱不平，称《海上花列传》应跻身于世界名著之林而毫不逊色。她说：“《海上花》其实是旧小说发展到极端，最典型的一部。作者最自负的结构，倒是与西方小说共同的。特点是极度经济，读着像剧本，只有对白与少量动作。暗写、白描，又都轻描淡写不落痕迹，织成一般人的生活的质地，粗疏，灰扑扑的，许多事‘当时浑不觉’。所以题材虽然是八十年前的上海妓家，并无艳异之感，在我所有看过的书里最有日常生活的况味。”[12]
早在50年代，张爱玲就有移译《海上花》的志愿。她在1956年给胡适先生的一封信中就表达了这个愿望。她说：
《醒世姻缘》和《海上花》一个写得浓，一个写得淡，但是同样是最好的写实的作品。我常常替它们不平，总觉得它们应当是世界名著。《海上花》虽然不是没有缺陷的，像《红楼梦》没有写完也未始不是一个缺陷。缺陷的性质虽然不同，但无论如何，都不是完整的作品。我一直有一个志愿，希望将来能把《海上花》和《醒世姻缘》译成英文。里面对白的语气非常难译，但是也并不是绝对不能译的。我本来不想在这里提起的，因为您或者会担忧，觉得我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会糟蹋了原著，但是我不过是有这样一个愿望，眼前我还是想多写一点东西。如果有一天我真打算实行的话，一定会先译半回寄了来，让您看行不行。
然而，在70年代中期张爱玲真的动笔翻译《海上花列传》的时候，想到胡适先生对这本书的推崇、对自己的鼓励，“这才真正觉得适之先生不在了。往往一想起来眼睛背后一阵热，眼泪也流不出来。”[13]假若早几年的话，不但可以请适之先生帮忙介绍，而且还会看到他为此而高兴的笑容。
水晶面晤张爱玲时，两人也讨论过这部小说，水晶认为《海上花》文笔虽然干净利落，可惜太过隐晦。张爱玲比画着说：“像红楼有头没有尾，海上花中间烂掉一块，都算是缺点。”水晶还对这部作品中的对话全部用苏白提出质疑，谁敢保证书中人，各个都只会说苏州话呢？张爱玲的看法不同。她说韩庆邦只会说苏白，不会道京腔，而且他在模拟苏白时，有一番“再创造”并不容易。水晶还批评作品中的一些情节把妓女写得过于“温情理想化”，张爱玲说它的主题之一是描绘形形色色的妓女，并不仅仅暴露人性的阴暗面，所以带有“温情理想化”的妓女也是可能有的。通过这次谈话，水晶佩服张爱玲读《海上花列传》读得真仔细。张爱玲还专门给夏志清写信，请教《海上花列传》某些方言的含意，因为夏志清小时候在苏州待过，也许会懂。[14]
在60年代后期，张爱玲以翻译《海上花列传》为由，申请麻州剑桥赖民女子学院之研究所的职位，[15]并在那里译出了部分章节。张爱玲逮着机会都会向专家学者请教的。大约是在1968年底或者1969年初。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底楼的古典小说书架旁，他还与著名学者韩南[16]相遇。韩南攻读博士学位的第三年，有机会在北京进修一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根据1933年的影印本出版了明本《金瓶梅词话》，只印了一千套，是供高级干部和专家学者参考用的。他的博士论文是研究《金瓶梅》，很想手头能有一本，以便随时翻阅。郑振铎了解到他的困难，就破例特别批准卖给伦敦大学图书馆一部，从而解决了他的急需。回想那一年的生活，他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他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直到“文革”结束这一段时期中，较少的几个能作为博士候选人到中国来进修的欧美学生之一，在中国所经历的一切，也加深了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他在伦敦大学和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担任中国文学教职之余，将研究心得整理成书。1973年，他出版了第一本专著《中国短篇小说研究》（The Chinese Short Story）。张爱玲偶遇这位著名学者，两人谈了好半天。她说他很喜欢韩南写的《金瓶梅探源》，还谈到自己正在翻译的韩南所推崇的这“第一部也是最伟大的一部上海小说”《海上花列传》。韩南还邀请张爱玲为《哈弗亚洲研究学报》（Harvard gournal of Asian studies）写文章，这次见面之后，张爱玲还有几次找韩南写介绍信。[17]
70年代初移居洛杉矶后，张爱玲更是专心致力翻译和研究《海上花列传》，并把全部六十四回共二十五万字译毕。其英译第一、二章曾在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的《译丛·通俗小说特大号》上率先刊出。这是一份专门介绍中国古典和现代文艺的翻译半年刊，1973年秋由高克毅创办，三年后宋淇接办。当他们准备出通俗小说专号时，宋淇便给张爱玲写信，问可否选发她译的《海上花列传》以扩大影响。张爱玲回信说还没有译完，时机尚未成熟，操之过急反而不美，嘱他等一等。又过了一段时间，全部译稿定稿后，又开始译国语版时，才寄来一二章，并附了一篇介绍《海上花列传》的短文。接到稿子后，“编辑部同仁大为兴奋，柳存仁且称誉译笔之佳不作第二人想”[18]。
张爱玲对妓女生活多少有些了解，但翻译这本书的难度仍然很大。“所幸她自己是个有深度的小说家，深切了解人性，终于克服重重困难，但我们很难想象别的作家会有同样的耐性”。[19]张爱玲的译法是字眼抠得准，行文流畅，绝不采用英美俚语以影响书中本来的气氛。
关于《海上花列传》的英译名，张爱玲初定为Flowers of the Sea，宋淇想到下一期是《孽海花》，怕“海”“花”相重给西方读者以中国小说千篇一律的印象，就建议张爱玲改为The Belles of Shanghai（《上海佳人》），但张爱玲回信坚决反对，认为belle指良家美女，“海上花”中有上、中、下三类妓女，统称上海佳人便失真。宋淇又建议用The Shanghai Sing-Song Girls，但又怕有洋泾浜英文之嫌。张爱玲又举例说这不是洋泾浜，且点明了书中人身份。但又说Sing-Song Girls of Shanghai更顺口，并暗合Streetwalkers of London（伦敦的马路天使）之类的说法，“这才令我们叹服她这方面的学问和对文字的敏感，从此定名。一个书名之定，尚且经过一波三折，全书之成，真不知呕尽译者多少心血”。在文字方面，张爱玲向来不肯马虎，就像她对待《红楼梦》那样，只要是真喜欢，费再多的功夫也不在乎。
对作品中人名的译法，张爱玲颇费了一番斟酌。宋淇说：
关于人名，爱玲写英文小说曾吃过不少苦头。某年她试写一个长篇，其中人名都用韦翟式拼法，姓是一个音，名是两个音，中间加连字号。随后试向出版社接洽，每处都表示没有兴趣，因为连名字都读不出，怎么能体会这样一个爱情故事？爱玲来信说外国读者受不了中国姓名的“三字经”，可是道地中国人又不能随便“约翰、彼得、玛丽、安娜”一番，真伤脑筋。所以这次译《海上花》，她把赵朴斋起名为Simplicity，洪善卿起名为Benevolence，至少容易使英语读者接受。霍克思译《红楼梦》也把丫环名字这样译法：平儿是Patience，紫鹃是Nightingale，否则读者看了拼音之后，名字叫不出来不算，说不定连性别都分辨不出。如果爱玲将赵朴斋译为Chao-Pu-chai，洪善卿译为Hung-Shan-ching等一连串“三字经”，英语读者恐怕只好望书兴叹了。[20]
这种为人物名字翻译而犯难的情形，中外翻译家都遇到过。张爱玲的自译小说在英语世界不易接受，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她在青年时代佩服林语堂，要像林语堂那样出风头，但林语堂在美国最为人知的是介绍中国文化的散文而不是小说，亦可见人名翻译的不容易。张爱玲的英译《海上花》，在人名翻译方面也有积极的探索。
然而，非常不幸的是，张爱玲在搬家时把译稿弄丢了。多年的心血又白费了。但她并不消沉，很快又开始了把吴语本译为国语本的工作。为了让不懂吴语的人顺利地阅读和接受这本书，她删改了方言辞句，并把原书的六十四回变为了六十回。此外，她还加了很多注。其中注“长三”“幺二”这些旧时妓院对妓女的称呼，颇见张爱玲知识的丰富。
她说：“一等妓女叫长三，因为她们那里打围茶——访客饮茶谈话——三元，出局——应酬侑酒——也是三元，像骨牌中的长三，两个三点并列。所以二等妓女叫幺二，打茶围一元，出局二元。”并由此谈到称妓女为“先生”的来历。先引书介绍太平天国后“女说书者风行沪上，实即妓女，也称先生，女称先生即此”。紧接着解释道：“女说书在上海沦为娼妓，称‘书寓’，自抬身价，在原有的长三之上，逐渐放弃说书，与其他妓女一样唱京戏侑酒。长三也就跟着书寓称为‘先生’——幺二仍旧称‘小姐’。吴语‘先生’读如‘西桑’，上海的英美人听了误以为Sing Song，因为他们在酒席上例必唱歌，Sing Song Girl因此得名，并非‘歌女’译名。‘歌女’是1920到1930年间的新名词，还在有舞女之后。当时始有秦淮河夫子庙歌女，经常上场清唱，与上海妓女偶一参加‘群芳会唱’不同，而且也只有南京有。”[21]《海上花》的译后记中，张爱玲简要地阐明了她对中国古典小说的看法。她开头谈到陈世骧教授对她阐述的中国文学的好处在诗不在小说的观点表示一番赞同后，她接着说：“旧说好的不多，就是几个长篇小说。”她还概括道：
《水浒传》被腰斩，《金瓶梅》是禁书，《红楼梦》没写完，《海上花》没人知道。此外就只有《三国演义》《西游记》《儒林外史》是完整普及的。三本书倒有两本是历史神话传说，缺少雷格亨·格林（Greene）所谓“通常的人生的回声”，似乎实在太贫乏了点。
正是在这样一个“太贫乏了点”的文学背景下，《海上花》自有其价值。张爱玲在谈到书中人物的情与欲的关系时说，“婊子无情”这句老话当然有道理，虚情假意当然就是她的职业特征。不过就《海上花》看来，当时至少在上等妓院，包括次等的幺二，破身不太早，接客也不太多，白昼宣淫更视为异事。“在这样人道的情形下，女人性心理正常，对稍微中意点的男子是有反应的。如果对方有长性，来往日久也容易发生感情。”在分析了作品中几对男女故事之后，张爱玲再一次提到了嫖客与妓女的感情问题：
恋爱的定义之一，我想是夸张一个异性与其他一切异性的分别。书中这些嫖客的从一而终的倾向，并不是从前的男子更有惰性，更是“习惯的动物”，不想换口味追求刺激，而是有更迫切更基本的需要，与性同样必要——爱情。过去通行早婚，因此性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婚姻不自由，买妾纳婢虽然是自己看中的，不像堂子里是在社交场合遇见的，而且总要来往一个时期，即使时间很短，也还不是稳能到手，较近通常的恋爱过程。
妓院里也有爱情，张爱玲再次肯定了这一点。她能设身处地，在尊崇社会历史的大环境下，从人性的角度阐明了嫖客与妓女发生感情的可能性，这就比一般地从贫富差别、男权专制的角度看待卖淫现象要高明得多。诚然，妓院不是婚姻介绍所，不是爱情的正当舞台，但在传统社会男女交往还不自由、不平等，包办婚姻占压倒多数的情形下，人憧憬和渴望爱的交流的愿望被大大地压缩了，而所谓“良家妇女”通常不过是礼教道德驯化后的人妻人母，她们的爱欲总处在受压抑状态，甚至是以牺牲后者为代价的。而那些撕破了道德面具的青楼女子反而可以坦坦荡荡地寻求她所中意的男子，如果对方不太在乎贞洁这种传统的话。所以，中国文学中的最可爱最有人性活力的女性不是半人半神的“狐狸精”，就是远离家庭道德本位的青楼女子——这实在是对妇道极严的“礼义之邦”的莫大讽刺。
在张爱玲看来，不仅在爱情方面，而且在事关人性的所有方面，中国的文化都是早熟且半衰的。她说：
中国文化古老而且有连续性，没中断过，所以渗透得特别深远，连见闻最不广的中国人也都不太天真。独有小说的薪传中断过不止一次。所以这方面我们不是文如其人的。中国人不但谈恋爱“含情脉脉”，就连亲情友情也都有约制。“爸爸，我爱你”，“孩子，我也爱你”只能是译文。惟有在小说里我们呼天抢地，耳提面命，诲人不倦。而且像我们七八岁的时候看电影，看见一个人物上场就急着问：“是好人坏人？”
对《海上花列传》这部小说，张爱玲虽没有像对《红楼梦》那样“敬若神明”，但一直也是偏爱有加。她十三四岁就看过这部作品，对书前刘半农的序也仔细揣摩过，印象很深。1894年这本书印行单行本后，读书人并不特别看重它。1922年上海清华书局重排，1926年亚东书局出版汪原放校点，刘半农、胡适作序的新本，虽极力推崇，但一直未能“救活”这本名著。其原因在张爱玲看来，它产生于清末，其“平淡而近自然”的风格“自然使人嘴里淡出鸟来”，没有《红楼梦》高雅，没有《九尾龟》下流，喜欢“淫戏”的中国读者忽略了它。第二次印刷又在五四运动的高潮期，当时的新文艺，另起炉灶，觉得《海上花列传》高不成低不就。
半个多世纪后，张爱玲译出了“国语本”《海上花列传》，再一次要“救活”它。以国语译方言名著，是一个大胆的尝试，也是推广这部名作的必要方式。钱伯诚先生的评价是：“这个注译本的译固然是本书的特色，也见出才女的勇气；注则更有特色，既是勇气，更具灵气。因为本书的注，事实上带有批点的意味。《海上花》的世界虽已消逝，但却是张爱玲所向往的和怀念的。她沉浸其中，她的批点自能独具慧眼，深入肌理。金圣叹批《水浒》，张爱玲批《海上花》，不一定能相比，也可说各有千秋。”[22]
1981年，张爱玲的《海上花列传》国语本在台湾《皇冠》杂志刊出，之后又由皇冠出版社出了单行本，十分畅销。大陆也出了这个本子，大有“救活”的迹象。
但当时张爱玲对能否“救活”还不敢做太大奢望。她在译后序中戏谑性地总结：
这是第三次出版。就怕此书的故事还没完，还缺一回，回目是：
张爱玲五详《红楼梦》
看官们三弃《海上花》
1985年张爱玲向警方报案，称她翻译了近十八年的《海上花》英译稿遭窃失踪，但在她过世的两年后，译稿却又奇迹般地出现了。1997年，旅美学者张错得到邝文美的同意，将两箱张爱玲文稿送交南加州大学图书馆收藏时，赫然发现《海上花》的英译稿竟在其中。后来再经过香港翻译家孔慧怡三年的翻译修订润稿编排，2005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此时张爱玲已过世十年了。
【注释】
[1]“海上花开”，张爱玲70年代初出版国语本《海上花列传》之上部名。本章叙传主对古代中国小说的翻译与研究，故名。
[2]《张爱玲语录》，原载《明报月刊》1976年12月号。
[3]宋以朗：《张爱玲私语录》，第7、9页。
[4]唐文标（1936—1985），广东省开平人。曾在加州大学任教。1972年回台，在台湾大学数学系及政治大学任教。著有《平原极目》《张爱玲杂碎》《中国古代戏剧史初稿》《唐文标散文集》《诗的没落》《台湾民族史研究》《台湾文化批评》《中国古代的侠》《张爱玲资料大全集》及英文版数学论文多篇。
[5]南方朔等：《永不消逝的华丽——告别张爱玲座谈会》，台北《中国时报·人间》副刊1995年9月28—30日。
[6]张爱玲：《红楼梦魇·自序》。
[7]张爱玲：《张看·自序》。
[8]桑品载：《与张爱玲周旋》，《张爱玲评说六十年》。
[9]宋淇：《张爱玲语录》。
[10]庄信正：《“旧事凄凉不可听”》，《联合文学》1995年10月号。
[11]庄信正：《“旧事凄凉不可听”》。
[12]张爱玲：《张看·忆胡适之》。
[13]张爱玲：《张看·忆胡适之》。
[14]夏志清：《张爱玲给我的信件》，第112页。
[15]参见夏志清：《超人才华 绝世凄凉》。
[16]韩南，1927年出生于新西兰。1948年毕业于新西兰大学，获得学士学位。次年在该校获得英国文学硕士学位。1957年在北京进修。1960年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获得中国古代文学博士学位。1954年至1963年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任讲师。1963年至1968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先后任副教授、教授。1968年起任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现为托马斯讲座教授）至今。1987年至1996年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著有《中国短篇小说研究》等。
[17]张凤：《张爱玲的绣花荷包与张爱玲的结缘》，《明报月刊》2006年10月。
[18]宋淇：《〈海上花〉的英译本》，《更上一层楼》，台北九歌出版社1987年版。
[19]宋淇：《〈海上花〉的英译本》。
[20]宋淇：《〈海上花〉的英译本》。
[21]《海上花开》，皇冠版《张爱玲全集》第10卷第47页。
[22]《谈张爱玲注译〈海上花〉》，上海《文汇读书周报》1995年9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