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句话要同读者说”
张爱玲最辉煌的年代，是她“传奇”阶段，1943年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之后一年多时间里，因为她与胡兰成的关系出现危机，也因为抗战胜利后她原有的写作和发表环境的改变，是她最沉寂的时期。张子静回忆说：“抗战胜利后的一年间，我姊姊在上海文坛可说销声匿迹。以前常常向她约稿的刊物，有的关了门，有的怕沾惹文化汉奸的罪名，也不敢再向她约稿。她本来就不多话，关在家里自我沉潜，于她而言并非难以忍受。不过与胡兰成婚姻的不确定，可能是她那段时期最深沉的煎熬。”[2]
1945年4月出版的上海《杂志》第十五卷第一期的“文化报道”栏内有如下一则短讯：“张爱玲近顷甚少文章发表，现正埋头写作一中型长篇或长型中篇，约十万字之小说：《描金凤》，将收在其将于不日出版之小说集中。”它透露了两个重要讯息：一是张爱玲正在撰写新的长篇《描金凤》，二是张爱玲计划出版新的小说集。《传奇》既是“小说集之一”，按照常理，还会有“小说集之二”，说明当时张爱玲早有出版新小说的打算。写作《描金凤》也就可能不是心血来潮，而是酝酿已久的。虽然那时的上海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众多“张迷”还是翘首以待，期望早日读到《描金凤》，毕竟，这是张爱玲创作长篇的最新尝试，先前她写过《连环套》，却因遭到批评而半途而废了。直到次年年底，超级“张迷”唐大郎因《传奇增订本》出版喜赋打油诗一首，还特意提到“传奇本是重增订，金凤君当着意描”，后半句的注释为“张有《描金凤》小说，至今尚未杀青”。有专家这样推测，继《传奇》之后的第二部小说集，应该包括《描金凤》和后来补入《传奇增订本》的《留情》《鸿鸾禧》《红玫瑰与白玫瑰》《等》和《桂花蒸阿小悲秋》。后面这五篇短篇另出一本集子是太单薄了，加上“中型长篇或长型中篇”的《描金凤》，才能成为“张爱玲的小说集之二”，也许这个张爱玲的“小说集之二”书名就叫《描金凤》。“然而《描金凤》注定要胎死腹中。就像张爱玲晚年撰写又反复修改的《小团圆》，最终还是决意销毁一样。所不同的是，我们对《小团圆》至少知道它写到了张胡恋情，而且已经写出了初稿；对《描金凤》，写了些什么，到底写了多少，是否完成了初稿，我们一无所知。我们只知道，抗战胜利，意味着张爱玲的传奇人生必然要发生重大转折，无论是她的情感史还是创作史，都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描金凤》是不可能再写下去了，因为张爱玲必须搁笔”[3]。
当时的情况的确对张爱玲很不利。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把愤怒的矛头对向了那些在抗战年代里有卖国言行的汉奸。张爱玲有两点为人所诟病。一是她与胡兰成的关系，二是她曾在一些背景不太干净的报刊上发过作品。1945年下半年出版的《女汉奸丑史》《女汉奸脸谱》，将张爱玲与汪精卫之妻陈璧君、周佛海之妻杨淑慧、陈公博的外室莫国康、吴四宝的妻子佘爱珍和川岛芳子列为女汉奸。这两本小册子都未署名，也没有版权页，《女汉奸丑史》封面署“上海大时代社刊行”，《女汉奸脸谱》连哪里印的也不作交代。
《女汉奸丑史》和《女汉奸脸谱》中关于张爱玲的章节，连标题都如出一辙，前者为《无耻之尤张爱玲愿为汉奸妾》，后者为《“传奇”人物张爱玲愿为“胡逆”第三妾》。两文均言辞尖刻轻佻，属于人身攻击，无稽谩骂。《女汉奸脸谱》这样为张爱玲画像：“她的小说《倾城之恋》，曾经搬上舞台，这是剧坛上的污点。她与苏青不同之点，即好高骛远，俨然是个了不得的绝世佳人。因为绝世，所以不大出外交际，更因为自命佳人，所以异装得近乎妖怪。但她们间也有个共同点，即都是惯会投机，懂得生意眼，且又不择手段，毫无灵魂的女人。”“张爱玲的文字以‘啰唆’为特色，看得人‘飘飘然’为她的目的。她之被捧为‘和平阵营’中的红作家，便因她的文字绝无骨肉，仅仅是个无灵魂者的呻吟而已。”
《爱读》的《张爱玲做吉普女郎》，披露“独家”新闻：“前些时日，有人看见张爱玲浓妆艳抹，坐在吉普车上。也有人看见她挽住一个美国军官，在大光明看电影。不知真相的人，一定以为她也做吉普女郎了。其实，像她那么英文流利的人有一二个美国军官做朋友有什么稀奇呢？”[4]
上海曙光出版社署名司马文侦的著作《文化汉奸罪恶史》，张爱玲被两次提到，一篇是在揭发《伪政论家胡兰成》的时候，另一篇叫《“红帮裁缝”张爱玲：“贵族血液”也加检验》，将张爱玲与张资平、关露、潘予且、苏青、谭正璧等另外16个作家名列其上，历数张爱玲的卖国行为、罪恶事例，如在汉奸刊物发表文章，还参加了亲日性质的文化活动。
张爱玲这三个字不像女作家名字，十足的“舞女”气，堂子娼妓气，她的命运也就跟欢场女子相仿，红了一阵子，很快很快的完了。
讲到张爱玲这个女妖的文章，能独创一格，可以说是很有希望的，可是她爱虚荣，要出风头去，被一群汉奸文人拉下水，又跟胡兰成那种无耻之徒鬼混，将一生葬送了……《杂志》上刊登了她的文章。引起了袁殊的注意，就下令小喽啰们大捧张爱玲，从此张爱玲就不清白了，汉奸杂志出她最高的稿费，商办的刊物都无法得到她的作品……
文中还提到，袁殊虽捧张爱玲，可是当时张爱玲还是十足的小姐派，不大出来，袁殊一心要见见她，可是没有机会，他手下的狗头军师们替他想了一个办法，举行“春游大会”邀了一群汉奸文人到苏州去玩，张爱玲也在被邀之列，结果别的人都到了，而张爱玲却推故不去。但是，经不住种种的诱惑，张爱玲出来交际了，不时跟着苏青跑跑权宦之门。从此，她也像苏青一样，变成娼妓式的女文人了，小说也写不好了，架子也大了……
“如果‘司马文侦’的说法基本属实（最多只能是‘基本属实’，添油加醋之处恐怕在所难免），那么张爱玲在《杂志》上发表小说和散文，在杂志社出版《传奇》初版本，就都与袁殊有关了。而且，不是一般的有关，都应该是袁殊拍板决定的。
“袁殊何许样人？30年代在上海主编《文艺新闻》的左翼作家，中共秘密党员。40年代成为潜伏在汪伪政权内部的中共地下组织的主要成员之一，直接隶属潘汉年领导。他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是所谓的‘多面间谍’，与国民党中统、军统和日本情报机关都有过密切关系。1992年8月，南京出版社出版的《袁殊文集》在介绍其风云诡谲的生平时，特别指出：
袁殊在党的授意下，“公开投敌”，串演反派角色，但还主持一张报纸——《新中国报》，和一个刊物——《杂志》。而且，这两个报刊虽同属汉奸性质，却为我地下党人掌握，在宣传上起到了真正汉奸报刊所起不到的作用。
“事实上，当时的《杂志》是在中共地下党的掌控之中，主编吴江枫也是中共地下党员。如此看来，张爱玲在沦陷时期为《杂志》撰稿（她也曾为《新中国报》副刊撰稿），并非什么大逆不道的事。当然，张爱玲本人对这一切毫不知情，她直到去世也不知道袁殊的真实身份。历史就是这般复杂，这般吊诡！”[5]
当时进步文化界，也曾有意让张爱玲远避污泥。柯灵回忆说：“张爱玲在写作上很快登上灿烂的高峰，同时转眼间红遍上海。使我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因为环境特殊，清浊难分，很犯不着在万牲园里跳交际舞。——那时卖力地为她鼓掌拉场子的，就很有些背景不干不净的报章杂志，兴趣不在于文学而在于为自己撑场面。上海沦陷后，文学界还有少数可尊敬的前辈滞留隐居，他们大都欣喜地发现了张爱玲，而张爱玲本人自然无从察觉这一点。郑振铎……要我劝说张爱玲，不要到处发表作品，并具体建议：她写了文章，可以交给开明书店保存，由开明付给稿费，等河清海晏再印行。……可是我对张爱玲不便交浅言深，过于冒昧。……我恳切陈词：以她的才华，不愁不见之于世，希望她静待时机，不要急于求成。她的回信很坦率，说她的主张是‘趁热打铁’……”二人可谓文友。1945年6月，柯灵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关在贝当路美国学堂旧址里，张爱玲得知后由胡兰成陪同去柯家慰问，并留言给他。之后胡兰成还对日本宪兵说，让他们能释放则释放。柯灵回家后看到张爱玲的留言，用文言给张爱玲回复了一个短信。
由此可见，当时的进步文学界对这个才女是多么关切，爱护之心，溢于言表。亦可看出，张爱玲的兴趣全在文学，全在个人的创作活动，为此而不顾一切，连个人的其他声誉也不顾。她后来的被少数人误为“汉奸文人”虽然确是个误会，但她自己也有责任。
我们不要忘了她是个怪才。怪才通常是容易遭人误会的，张爱玲一辈子都在人们的误会之中生活。她从小生活在一个封闭而痛苦的环境之中。一个没有父爱、少有母爱的人是很可能把常人看得很重的观念看轻的，也很可能把别人固守的价值看得不太重要。人生的苦难、时代的变幻，几次求学之梦做到一大半就被突如其来的时局变化所打碎，于此她深感个人的渺小无力，因而对政治、对时局她是有意隔膜麻木不仁的。对上海当时的一系列事变，她常抱的是听之任之、不闻不问的态度。比如米价屡涨、灯火管制、抢购黄金、交易狂潮、恐怖演习、市民证、防疫证等与上海生活相关的事件，在她的文字中从无表现。她惟一关心的就是创作，是自己的书能否出版。那时常有作家出书自己负责印刷的情况。上海因物价猛涨而出现了各种抢购囤积风潮，白报纸在日本殖民政府的控制下，胡兰成任总主笔的《中华日报》是汪伪政府机关报，配置的白报纸特别多。张爱玲惟一的囤积品就是白纸，她甚至晚上睡觉也睡在一堆白纸上[6]。这一细节逼真地反映了张爱玲的生活态度。她的作品也是有力的证明，她笔端不沾政治，没有对战争的具体描绘。她的创作焦点是人，是乱世中人性如何体现出来。那时上海的日伪军常以一个随便的理由在街头实行封锁，给人们带来紧张和不便，张爱玲的《封锁》表现的不是对制造封锁者的仇恨，也不是封锁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影响，而是把封锁视为一个相对封闭与世隔绝的空间，以这个空间中一对陌生男女的短暂爱情故事，表现道德与人性、俗世与纯情的冲突。在一个不纯的文学背景中描写了一个纯文学（人学）的故事。这就是张爱玲之为张爱玲。
总之，苦心营造艺术精品，不顾时代风云变幻，张爱玲以文学为自己表明了一种有异于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活法”。在人格上，她留下了误会；在创作上，无论怎样她在这时成功了，也许只有在这时她才会成为如此醒目的成功者。
对此，龚之方的评价比较客观，他说：
张爱玲非但是写小说的好手，而且是一名快手，作品连续诞生，刊登在各种报刊上，其时上海报刊的背景十分复杂，有的是受国民党什么派的津贴办的，甚至有的与汪伪有干系的，张爱玲没有政治头脑，因此对发表园地也不去考虑是否合适。[7]
眼下，仿佛是应验了“福祸相依”的古语，张爱玲要为她昨日的大红大紫付出代价，付出遭受舆论指责的代价。有的报刊拿她个人隐私做文章，有的甚至把她当文化汉奸来看待，有人断言张爱玲时代已经结束，发出“张爱玲哪里去了”的感叹。连她的朋友柯灵为《传奇》再版问世在自己主编的《文汇报》副刊上刊登了一条短讯都受到当局的警告。[8]
尤其有人把张爱玲参加“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报道翻了出来，指责她参与了日伪为鼓吹所谓“和平文学”而办的活动，以便证实她的“文化汉奸”身份。如果说某些风言风语张爱玲还能保持沉默的话，但在这样载于白纸黑字的报刊的“证据”面前，她就不得不开口了。1946年底，她借《传奇增订本》发行的机会，为自己作了辩白。其实，她出书的动机之一，也就是要利用《传奇》的影响为自己作有力的辩护。她有几句话要同读者说，她清清白白地告诉读者，事实并非如此——
我自己从来没想到需要辩白，但最近一年来常常被人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想想看我惟一的嫌疑要末就是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第三届曾叫我参加，报上登出的名单内有我；虽然我写了辞函去，（那封信我还记得，因为很短，仅只是：“承聘为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代表，谨辞。张爱玲谨上。”）报上仍旧没有把名字去掉。
至于还有许多无稽的谩骂，甚而涉及我的私生活，可以辩驳之点本来非常多。而且即使有这种事实，也还牵涉不到我是否有汉奸嫌疑的问题；何况私人的事本来用不着向大众剖白，除了对自己家长之外仿佛我没有解释的义务。所以一直缄默着。
张爱玲的心情是复杂的，但她的这番辩白是聪明的，甚至仍旧体现出她高贵的气质。她只在需要解释处加以解释，而对某些越辩越会引起小报和读者好奇的地方，以隐私权为理由挂起了免战牌，以退为进，堵住别人的嘴。
类似的意思她也在《诚报》上再次表白。《诚报》是份八开四版的小报，创刊于1946年8月15日，停刊于1949年4月30日。漫画家黄也白在上海沦陷时期就主编过《力报》，向张爱玲约过稿。张爱玲也回过信，表示对小报没有偏见，认为“只有中国有小报，只有小报有这种特殊的得人心的机智风趣”。1944年12月8日、9日，《力报》连载的《罗兰观感》，也是张爱玲在小报上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抗战胜利以后，黄也白新编《诚报》，又向张爱玲约稿，张爱玲遂以《寄读者》付之[9]。张爱玲当时或许也正需要借《诚报》发出自己的声音，她已整整一年没有发表作品了。
《寄读者》开头就说：“我总有这种信任的心——我觉得对于能够了解的读者是甚么事都可以解释得清楚的”，同时也承认“最近一年来似乎被攻击得非常厉害，听到许多很不堪的话，为甚么我没有加以更正，一直沉默到现在，这我在《传奇增订本》的序里都说到过，不想再重复。”两个多月后，《传奇增订本》问世。《寄读者》中说，她“从来没有写过违背良心的文章，没拿过任何津贴，也没出席过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细心的读者一定会惊讶地发现，《寄读者》中的有些话与《有几句话同读者说》相似乃至相同，有几句等于重说了一遍，特别强调。这在张爱玲创作中是颇为少见的，由此可知张爱玲对这些‘攻击’的愤懑。”[10]
当时也偶有正面为张爱玲张扬的文字。就在张爱玲写《有几句话同读者说》前不久，郑振铎请刚从大后方返回上海的女作家赵清阁撰文评析了张爱玲的创作。郑振铎所以找赵清阁，考虑到她是女作家，非党人士，从大后方来，由她出面写文章对各方面都会有影响。赵清阁遵嘱写成文章后送给洪深，发表在他主编的《大公报·戏剧与电影》版上。如果在张爱玲走红时，报刊上多一篇少一篇这样的评论无关紧要。但这时张爱玲处境尴尬，在文坛上寂寞无声，这篇文章犹如知音，张爱玲深表感谢。为此，张爱玲曾在一家餐馆请赵清阁吃过一顿饭，并且赠给她一本《传奇》，作为致谢。[11]
在张爱玲“处境尴尬”的时候，当年与她齐名的苏青受到了更大的冲击。有人说“敌人投降了，苏青大哭三天三夜”，还有人拿她的作品中的所谓“色情”描写做文章，搞得她声名狼藉。但苏青的风格与张爱玲不同，她挺身而出，理直气壮地为自己辩护。她说：“是的，我在上海沦陷期间卖过文，但那是我‘恰逢其时’，亦‘不得已’耳，不是故意选定的这个黄道吉期才动笔的。我没有高喊什么打倒帝国主义，那是我怕进宪兵队受苦刑，而且即使无甚危险，我也向来不大高兴喊口号的。我以为我的问题不在卖文不卖文，而在于所卖的文是否危害民国的。否则正如米商也卖过米，黄包车夫也拉过任何客人一般，假如国家不否认我们在沦陷区的人民尚有苟延残喘的权利的话，我就是如此苟延残喘下来了，心中并无愧怍。”她还说道：“在这里我还要郑重说明：当时我是绝对没有想到内地去过，因为我在内地也是一个可靠的亲友也没有的。假如我赶时髦地进去了，结果仍旧卖文，而且我所能写的文章还是关于社会人生家庭妇女这么一套的，抗战意识也参加不进去，正如我在上海投稿也始终未歌颂过什么大东亚一般。”[12]
苏青为自己辩护的理由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当作为张爱玲辩护的理由，她俩最过硬的一点，是身为作家没有为日伪写过一个字的歌功颂德的文字，笔端不沾政治。
虽然张爱玲的部分作品发表在鸳鸯蝴蝶派甚至汉奸主办的刊物上易遭误解。有人将之贬为通俗消闲小说作家，有人将之斥为汉奸文人。但在当时除此之外，别无发表阵地。她要使自己的作品得到承认，就不得不有所依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她是以自己的优秀作品立足文坛，并大受欢迎的。从她自己拿稿子登门找一些编辑部“推销”，即可看出她的自主性。诚然成名之后有刊物向她约稿，但她那时没有半句涉及政治和有损人格的文字，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对“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张爱玲辞而不去，当是聪明之举。但她周围的某些文人却是伪“和平文学”的鼓噪者。她既有了名，就有被利用的危险，只是她未被利用罢了。当时日伪的高官，如宇垣大将、池田、熊剑东等人，都想通过胡兰成的引荐认识张爱玲，都被她一一拒绝了。至于作者的私生活，指的是张爱玲与汉奸胡兰成相识同居，自然不能避嫌。对政治一向清高的张爱玲，在爱情方面也表现出对政治的清高，有些让人难以理喻。中国人向来是把夫妻的账算在一起的，但这种算法未必合适。爱情与政治是两码事，张爱玲对胡兰成的社会行为是不闻不问的，她只关心二人的情感。这样对待爱情和爱人，颇近西方现代人的方式，以中国人的眼光实在不易理解。
在张爱玲创作的高峰期，她遇到了胡兰成。由热心读者而为热恋情人而为自由夫妻，然而这一切终究成为过去，成为一个“long long ago”的故事，一个苍凉的手势。从抗战胜利胡兰成逃避温州、张爱玲与之出现裂缝到与他正式分手的一年半时间里，以写作为业的张爱玲完全停了笔，她的1946年几乎是创作的空白。《沪报》1946年9月8日，有报道说她头一天曾到上海警察局黄浦分局，呈文要求局长传讯书贩商人陈德远，因为有人反映《传奇》被陈盗版了。[13]
直到1947年，她的小说《华丽缘》、电影剧本《不了情》（依据自己的中篇小说《多少恨》改编）、《太太万岁》的出现，人们才又见到了张爱玲的名字。在三四月间，她申请加入上海文艺作家协会。5月4日下午2点，参加了在贵州路北京路口湖社举行的上海文艺作家协会成立大会，被委任为联络委员会委员。
抗战胜利后，报人邵琼离开重庆《民主报》，应邀加盟上海《世界晨报》。到报社落脚后，邵琼接受的第一个任务不是采访，而是让她去和张爱玲交朋友，这让邵琼颇感意外。她怎么也没想到，叶以群会代表组织，要她去接近张爱玲。说主要是了解张的政治倾向，是站在“左”边还是“右”边，是否能团结过来，争取她站到革命阵营中来。第一次见到张爱玲是一天下午，在幽雅的“新雅”小包房内，她们和张爱玲寒暄后，喝着茶，聊着天，无外乎家长里短、吃喝玩乐之类。邵琼当然带着任务而去，悄悄观察张爱玲，见其像一个时髦女郎，一套淡粉色缀花旗袍，长发呈波浪式披着，待人有点冷淡，有点矜持，或者说她过分清高了。这是张爱玲给邵琼最初的印象。这天回家后，邵琼把张爱玲的一言一行整理成文，向叶以群做了汇报。这样的下午茶去多了，邵琼也心生厌烦，没多大兴趣了。而叶以群总是耐心开导她，说了解张爱玲，也是党的文化工作之一，做好了，可争取她站到我们这边。有一次，张爱玲在闲聊中，竟情不自禁地哼唱起“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的小调来。这是抗战电影《孤岛天堂》中的插曲《何日君再来》，张爱玲唱得凄楚而无奈。第二天，邵琼见到叶以群，说张爱玲从不谈政治，也不涉及他人，歌倒唱得蛮动听的。叶闻后，皱皱眉头，很失望的样子。少顷，只得对邵琼说，此事就算了，你回报社做采访工作吧。后来，邵琼知道，当时叶以群在我党的外围组织中外文化联络社，做的是团结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工作，争取张爱玲自然成了他的目标之一。[14]
抗战的胜利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兴奋点，上海也早已不是沦陷区，不是“孤岛”，“正宗”的新文学又回到了上海。揭露国统区黑暗的讽刺文学成为一时潮流。
张爱玲的空白该做何解释？她没有明示，但有两点似乎是可以考虑的。一、抗战胜利后的新形势，内战引起的新灾难，一系列问题突然堆在国人面前，人们还来不及作及时的反应，而张爱玲笔下的遗少生活、洋场故事、男女情爱的题材在此时显得苍白冷寂。她的停笔亦是一种反思。作家的创作自有其周期性、阶段性，写过不少佳作也偶有败笔的作家需要有新的思考和新的调整。她不熟悉新生活，写不来轰轰烈烈的大场面、大悲壮，此刻她面临着新的考验，需要超越过去。二、她与胡兰成的感情破裂给她带来了难以平复的心灵创伤，使她一时难以提笔为文。“我自将萎谢了”的喟叹里有力重千钧的悲伤，“我已经不喜欢你了”的回绝里有无可奈何的哀怨。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她该有多少次灵魂的苦斗，内心的纠缠？其心情之沉重使她提笔也无力。
“创作总根于爱。”这是鲁迅先生的一句未被广泛重视的至言。鲁迅精练地概括道：“人感到寂寞时，会创作；一感到干净时，即无创作，他已经一无所爱。”[15]这是对作家创作冲动期心态的正确描述。诗人裴多菲亦有类似的见解。他在题给某夫人的诗中写道：“听说你使你的丈夫很幸福，我希望不至于此。因为他是苦恼的夜莺，苛求他吧，使他从此唱出甜美的歌来。”两位文学大师皆指出了苦恼、寂寞是作家创作的内驱力这种普遍的心理现象，这是一些作家创作道路可以印证的。但苦恼、寂寞并非是创作的直接媒介，它往往需要作者对之的咀嚼和超越，没有这一个过程则只是一个“哑口作家”。感情太热的时候是不适宜作诗著文的，也因为没有咀嚼超越。自幼失去父爱母爱，中学时代郁郁寡欢的张爱玲，因为自由的香港生活使她走出了童年记忆中的阴影，才能清峻地看清了阴影下的生存图景，因而才有《传奇》《流言》的汩汩流出。她失去了太多的爱，失去了人们通常轻易得到的爱，因而成年的她更渴切地需要更成熟的男子的爱。她得到了。这是情感的栖息地，是避风的港湾，是抚慰旧伤的良剂。所以她太投入，欲仙欲死。然而她又很快失去了。当尘境弥漫升腾而驱散了仙境，剩下的只是苦痛悲情时，她的心灵受到了猝不及防的打击，她难以承受。承受不了则难以超越，难以超越则难有佳作。
抚平心中的创伤需要时间，但似乎是永难平复的，这一次的情感裂变，对她的影响实在太大，不可低估。就创作而言，她的笔不再繁艳；就生活而言，她更孤寂，更封闭，更像是个“怪人”。
这个自称现实世界中的“废物”，自称生来就会写小说的人，在沉默了一年半之后，终于“复出”了。她不仅写小说，而且编了几个电影剧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