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头、再摇头和三摇头
文化影业公司有桑弧、龚之方这样的得力干将，也有一位有事业心的老板吴性裁。他有数十年的电影从业经历，却从不在他经营的影片的片头上署名。这个不好名的老板却极好客，常宴请电影圈内的朋友。出于对张爱玲的生活习惯的尊重，他一般不请张爱玲赴宴。不过，有一次为庆祝文华公司拍片成功，吴性裁提议到无锡吃“船菜”，这是十分有名也有趣的吃法。船游太湖中，当场捕捞鱼虾，当场烹调。这次请了桑弧、龚之方和唐大郎，也请了张爱玲。在游玩中，对面开来一条船，有人在船上大声谈笑，吴性裁一下就听出是洪深的声音，便邀他到他们这条船上来一起品尝船菜。吴性裁此举还有一个动机就是让张爱玲与洪深相识、交好。他当然知道不久前洪深的自我检讨与对张爱玲批评的事，知道洪深说了一些不太中听的话，希望两人的关系有所缓和。他的苦心真还没有白费，洪深与张爱玲认识了，两人的观点是接近的。
对这次太湖之行，张爱玲兴味十足。她对龚之方说：“印象深刻，别致得很。”
龚之方还和唐大郎一起，协助张爱玲出版了《传奇增订本》。唐大郎也是当红作家，人称“江南一支笔”。他谈锋极健，常常戏谑他人，不忌生冷。张爱玲全不在意，反而常提到他。
张爱玲返沪后发表的首篇中文散文《到底是上海人》，此文先是兴致盎然地抒发对上海人的好感：外表白与胖，内心则遇事通达。遂举例细数上海人的“通”：一是逛街时，听店里的学徒口齿伶俐地对其同伴解释“勋”“熏”二字的分别；二是《新闻报》上的广告，文字“切实动人”。当谈及上海到处是性灵文字时，则抄引小报上的一首打油诗，并给予高评：
去年的小报上有一首打油诗，作者是谁我已经忘了，可是那首诗我永远忘不了。两个女伶请作者吃了饭，于是他就作诗了：“樽前相对两头牌，张女云姑一样佳。塞饱肚皮连赞道：难觅任使踏穿鞋！”多么可爱的，曲折的自我讽嘲！这里面有无可奈何，有容忍与放任——由疲乏而产生的放任，看不起人，也不大看得起自己。然而对于人与己依旧保留着亲切感。
打油诗的作者，经张爱玲的同龄“粉丝”李君维披露，说是唐大郎。唐大郎在20世纪30年代即享誉沪上。他常年为多家小报执笔，作品之多，简直浩如烟海。《社会日报》在主编陈灵犀的刻意标举下，成功打通新、旧文学的樊篱，吸引了众多新文学作家。鲁迅就以笔名“罗怃”为该报撰文，而曹聚仁、徐懋庸、郑伯奇、周木斋、金性尧等名家，也都替其供稿。不过，若论其中最知名、稿件最丰者，自非小报的自家人唐大郎莫属。《高唐散记》自1936年起一直写至1945年，总数达千篇以上，另有笔名大唐、大郎、云裳、云哥、云郎，等等。
1944年12月2日，唐大郎以“刘郎”笔名在《海报》发表《见一见张爱玲》，文中说自从读完苏青与张爱玲的作品《浣锦集》和《传奇》，便对她们景仰备至，称“现在上海出风头的许多男作家，他们这辈子就休想赶得上她们”。他听说苏青“比较随便”，然而“张爱玲则有逾分的‘矜饰’，她深藏着她的金面，老不肯让人家一见的”。两三月前，唐大郎遇到一位李先生，是张爱玲的表兄，唐同他说“曾经想请她吃饭，结果碰了个钉子”。李先生拍胸脯为其牵线，竟也“消息杳沉”，李后来答复说，“她姑母病了，她在伺候病人，分不开身”。短文的收尾令人感觉唐大郎心情激愤：
《倾城之恋》在兰心排戏了，据说张爱玲天天到场，大中剧团为了她特地挂出一块谢绝参观的牌子。我从这里明白张爱玲委实不愿意见人，她不愿意见人，人何必一定来见她？我就不想再见一见这位著作等身的女作家了！任是李先生来邀我，我也不要叨扰了。
不久，《倾城之恋》公演于新光大戏院，观剧后的唐大郎撰有剧评，不但对舞台上两处表演细节提出一己见解，还指摘说：“剧中对白，文艺气息太浓，如‘这一炸，炸去了多少故事的尾巴’在小说中，此为名句，用为舞台台词，则显然为晦涩得使人费解。”[30]也从侧面显示，当时唐、张关系并不热络。
1945年4月14日，唐大郎与龚之方合作创办小报《光化日报》，该报第二号发表张爱玲六百余字的杂感《天地人》，标志着两人正式开始合作。以后唐大郎再提张爱玲时，便多见推崇之辞，并常为张爱玲出头，侍护甚周。爰举一例：
1947年2月17日，唐大郎在《铁报》发表《彩色的鸭子》，先说“最近又把她的《传奇增订本》，也反复看了几遍，她的著作，是传世之作，我本人对她则是倾倒万分”。继而聚焦于短篇《留情》，“有许多小地方都是所谓信手拈来，都成妙谛”，最后调侃某人认为张爱玲不识鸳鸯，而唤作彩色的鸭子，其欣赏力尤其“别致”。“唐文看似无意，实则有感而发，所针对的目标为《张爱玲不识鸳鸯？》，署名孤鹜。这笔名让人联想起《小团圆》里的汤孤鹜，只是此孤鹜的本尊是否周瘦鹃，需进一步探究。”[31]
1947年10月，唐大郎打算把三十岁至四十岁所作的诗，整理一次，到年底印一本《定依阁近体诗选》。有人对书名提出异议，因此想改题《唐诗三百首》，碰着张爱玲，她也以为这名字来得浑成，并建议选诗工作，应委之别人。而当唐大郎打算放弃一部分打油诗时，又为张爱玲劝阻，并告诉他为“四十生日所作的八首打油诗，有几首真是赚人眼泪之作”。唐大郎计划以张爱玲送他的《传奇增订本》封面背后的几句题词，作其诗集的短跋，并请桑弧写序[32]。这设想尽管美好，诗集却终未付印。张爱玲的题词保留至今，字里行间洋溢着张爱玲对唐大郎文才的钦慕之情：
读到的唐先生的诗文，如同元宵节，将花灯影里一瞥即逝的许多乱世人评头论足。于世故中能够有那样的天真；过眼繁华，却有那样深厚的意境……我虽然懂得很少，看见了也知道尊敬与珍贵。您自己也许倒不呢！——有些稿子没留下真是可惜，因为在我看来已经是传统的一部分。[33]
张爱玲似乎与龚之方更熟悉一些，并表示要向他学习上海话。龚之方觉得很奇怪，大家平常不都是说着上海话吗？张爱玲解释说：“我对上海话研究过，有的词汇以及它的发声，很有魅力。你的上海话接近这个标准。”作为一个特别研究语言艺术的作家，张爱玲是一个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学习语言的机会的。在写《不了情》的同时，张爱玲找到龚之方，说她想出《传奇增订本》，请他帮忙处理一些出版方面的事务。龚之方和朋友们极为热心替张爱玲张罗。他和桑弧一起去拜访当时驰名上海的金石书法家郑粪翁（散木），请他写了“张爱玲：传奇增订本”八个字，用的是凝重的楷体。编排和封面设计，是张爱玲自己一手操办的。她对正文的校对十分严格，每一页都亲自校过。版权页上印有“版权所有，翻印必究”的话，张爱玲还用印泥一本一本在版权页上盖上自己的印章。可见她十分郑重。
出书一定要有堂堂正正的刊行者和总经销，“增订本”上打的是“刊行者：山河图书公司”的牌子。这个公司完全是龚之方的虚构，所刊出的联系地址和电话号码是龚之方和唐大郎写稿所共享的地方。
《传奇增订本》的封面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最精妙的设计之一。它由张爱玲的好友炎樱主创设计，借用了点石斋石印的一幅晚清仕女图，再辅以富有现代感的构思。画面上，一个面无喜色、衣着华贵的少奶奶坐在太师椅上神情专注地在大圆桌上玩着骨牌，旁边是一个抱着小孩的奶妈在观看。少奶奶的头顶上灯笼高挂（这一切都是写实笔法，用的是红色），而她的身后的栏杆上，一个现代女子，双颊用布相蒙、双肘支在栏杆上，静静地俯视着她们（这里用写意笔法，用的是绿色）。整个图案的寓意是“一个现代人眼中的古中国”，而这个女郎不是别人，正是张爱玲自己。这个封面，非常贴切地传达了张爱玲小说的独特意蕴。张爱玲对这个封面十分满意，她说：
很突兀地，有个比例不对的人形，像鬼魂出现似的，那是现代人，非常好奇地孜孜往里窥视。如果这画面有使人感到不安的地方，那也正是我希望造成的气氛。
“增订本”与初版《传奇》有些不同，它增加了《留情》《鸿鸾禧》《红玫瑰与白玫瑰》《等》《桂花蒸阿小悲秋》等小说，另有前言《有几句话同读者说》、跋语《中国的日夜》。增订本是1946年11月出版的。出过了这本以上海香港的中产阶级生活为主的惊世传奇之后，张爱玲此后的小说创作风格开始朝“淡中出奇”的方向转化。
因为柯灵的关系，张爱玲结识了影剧界的诸多朋友，也有过几次漂亮的合作。由于张爱玲编的两个剧本都是由桑弧执导的，彼此接触很多，都对对方很尊重，有好印象。加之两人都是单身，于是一些小报开始编排起二人的恋情故事来，电影界中也有好心人试图撮合。桑弧原名李培林，最初在银行工作，因爱好电影，又因与著名导演朱石麟相识，便开始尝试写剧本，之后索性放弃银行事务，专心从事电影艺术的创造。在朱石麟的鼓励下，他也开始当上了导演。
与张爱玲合作时，他已是个资深的电影人了。1949年上映的《哀乐中年》，署名为编、导桑弧，但也有张爱玲的功劳。剧本写的是中年续弦的故事，桑弧提供构思情节，张爱玲执笔写出。张爱玲拿了些剧本费，不具名。她晚年还谈到，这“始终是我的成分最少的一部片子”。[34]
剧本1949年2月由上海潮峰出版社出过单行本，也是张爱玲的主意。[35]可见两人合作是很愉快的。二人的成功合作，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在旁人看来，张爱玲与桑弧不是天生的一对吗？实际上，从他们本人来说，张爱玲的心里还凝结着与胡兰成这段恋情，没有散失（这点在当时我们是理会不到的）；桑弧则性格内向，拘谨得很，和张爱玲只谈公事，绝不会斗胆提及什么私事来的。”当时的知情人龚之方还接着叙述了张爱玲对此事的反应——
可是，桑弧的朋友“瞎起哄”的事情还在发展，我不知道别人做过什么，我则有一次与张爱玲见面，婉转地向她提过此类的想法，她的回答不是语言，只对我摇头、再摇头和三摇头，意思是叫我不要再说下去了。我就此碰了个硬钉子。因之，我可以在此作证，所有关于张爱玲与桑弧谈恋爱的事，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36]
龚之方是一片好心，但他当时并不太知晓张爱玲正处在情感创伤之中，张爱玲紧锁心扉，对他“摇头、再摇头和三摇头”就是自然而然的了。有意思的是，善良的龚之方在晚年谈到张爱玲与胡兰成的恋爱时，称之为“恶果累累”的一场“孽缘”，他的心是向着张爱玲的。张爱玲把自己的隐私向来隐得很深，她后来没有只言片语提到过她情感生活中的男人，连《对照记》这本传记性图文合集也不例外，可见她的态度之决绝。
上海解放后，张爱玲也很关注桑弧的创作，专门写文章评论他的电影《太平春》。她说：“桑弧在《太平春》里采取的手法也具有一般民间艺术的特色，线条简单化，色彩特别鲜明，不是严格的写实主义的，但是仍旧不减于他的真实性与亲切感。”桑弧谈到他受了解放区年画的影响，追求拙厚与鲜艳的统一。张爱玲肯定这种追求，称之为一种“健旺的气息”。并对年画的民族性和划时代意义予以了高度肯定。[37]
桑弧的朋友魏绍昌回忆到，龚之方曾经受夏衍委托，去劝张爱玲留下来。劝的时候说是文华影片公司老板吴性裁等人的嘱托，还想为她和桑弧撮合亲事。说还有一次桑弧请他到家里吃饭，张爱玲也来了，两人关系是很好的，张如能不走又有归宿，岂非两全的美事。张爱玲听见之后说面对龚之方默然良久，最后说了一句，恐怕这两件事都不太可能的。龚、魏后来的文章，虽然都记载了提亲的事，但语焉不详，对于张爱玲婉拒的原因，两人是否有爱慕之情，之后两人关系如何等问题都一概回避。老年魏绍昌先生被采访时说，桑弧十岁的时候父母双亡，一直由大哥照顾抚养，对大哥非常尊敬，而他与张爱玲的婚事遭到了大哥和家里人的反对，他的家里人认为张爱玲靠写作为生，没有正当工作。这可能是因为张爱玲与胡兰成那段不堪关系而反对的搪塞之词。1951年，桑弧瞒着张爱玲结了婚，等于正式宣告和张爱玲分道扬镳。足以想象当时张爱玲有多么困窘、难堪和痛苦，有人推测，这应该也是让她决心离开心爱的上海的主要原因。[38]
但从她50年代跟好朋友邝文美的聊天中，可以看出来。桑弧跟她的关系是不一般的。她说：“只要这样，同你在一个城市，要见面的时候可以见面——即使忙得不能常常见面也不要紧——我就放心了。我真怕将来到了别的地方，再也找不到一个谈得来的人，以前不觉得，因为我对别人要求不多，只要人家能懂得我一部分（炎樱和桑弧等对我的了解都不完全，我当时也没有苛求），我已经满足。可是自从认识你，知道这世界上的确有人可以懂得我的每一方面，我现在反而开始害怕”。[39]同性的只提了大学同学、上海玩伴炎樱，异性的那么多作家、那么多朋友只提到桑弧。这肯定还是有一点不一般的故事在里边。
当然，在许多人看来永远是个谜的“张桑恋”，在《小团圆》尾声才终于有了解惑之暗示。《小团圆》里，柯灵、桑弧都出现了。不过他们是化名。形象也不是单纯的朋友和男朋友了，而是有男人毛病的男人。时为《万象》杂志主编的荀桦疑为柯灵，以汉奸妻视九莉，觉得汉奸妻人人可戏，在电车上用腿猥亵之。电影导演燕山，疑为桑弧，使女主人公阴道折断。这个故事就有点惊悚了。当然，这毕竟是小说，不宜过分地猜忌和对号入座。
【注释】
[1]“留情”，张爱玲1945年作小说名。本章叙述抗战胜利后张爱玲的生活与电影创作。
[2]张子静：《我的姊姊张爱玲》，第136页。
[3]陈子善：《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间的张爱玲》，见《沉香谭屑——张爱玲生平和创作考释》，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版。
[4]1946年3月30日《海派》周刊。
[5]陈子善：《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间的张爱玲》。
[6]水晶：《张爱玲的小说艺术》，第48、49页。
[7]季季、关鸿：《永远的张爱玲·离沪之前》。
[8]陈子善：《私语张爱玲》，第226、227页。
[9]张爱玲：《寄读者》，1946年8月25日上海《诚报》第二版。
[10]陈子善：《说张爱玲集外文》。
[11]赵清阁的原文尚未被发现。有关情况参见魏平、李江编《张爱玲——自传画传别传》，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6年版，第409页。
[12]《结婚十年正续·关于我——代续》，上海书店1989年据四海出版社1948年版影印本。
[13]参见萧进：《旧闻新知张爱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7页。
[14]韦泱：《我见过张爱玲的》，《新民晚报》2015年11月12日。
[15]《而已集·小杂感》，《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6]《流言·走！走到楼上去》。
[17]陈子善：《张爱玲话剧〈倾城之恋〉二三事》，见《私语张爱玲》。
[18]这两篇文章由陈子善先生搜寻发现，收入他编的《作别张爱玲》一书。
[19]即后来著名的汉学家柳存仁（1917—2009），193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后获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及文学博士学位。曾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文系主任、亚洲研究学院院长，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首届院士、英国及北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会员。著有《和风堂文集》《中国文学史》《道教史探源》等。
[20]陈子善：《私语张爱玲·张爱玲话剧〈倾城之恋〉二三事》。
[21]杨曼芬：《矛盾的愉悦——张爱玲上海关键十年揭秘》，第75页。
[22]季季、关鸿：《永远的张爱玲》，第175页。
[23]参见张子静：《我的姊姊张爱玲》，第162页。
[24]1947年4月6日上海《申报》。
[25]分别载于1947年12月13日、27日上海《大公报》《申报》和《新闻报》，转引自陈子善编《私语张爱玲·围绕张爱玲〈太太万岁〉的一场论争》。下引材料未注明出处者皆出自该文。
[26]目前已知最早提出“张派”这个说法的是王兰儿，她在1947年4月首次使用“张派文章”的提法，认为东方缀蝀“简直像张爱玲的门生一样”。东方缀蝀也认为“张爱玲虽不欲创造一种风气，而风气却由她创造出来了”。见陈子善：《爱玲小馆》，《时代周报》2012年12月6日。
[27]陈子善：《围绕张爱玲〈太太万岁〉的一场论争》。
[28]张爱玲：《续集·自序》。
[29]《电影杂志》1948年第7期。
[30]《〈倾城之恋〉杂话》，《社会日报》1944年12月2日。
[31]祝淳翔：《小报青年张爱玲与小报报人的交往与分离》。
[32]《序与跋》，《铁报》1947年12月2日。
[33]祝淳翔：《小报青年张爱玲与小报报人的交往与分离》。
[34]苏伟贞：《张爱玲书信选读》，1995年9月10日台北《联合报》。
[35]参见郑树森：《张爱玲与〈哀乐中年〉》。
[36]龚之方：《离沪之前》，见季季、关鸿编《永远的张爱玲》。
[37]张爱玲：《年画风格的太平春》，《亦报》1950年6月23日。
[38]杨曼芬：《矛盾的愉悦——张爱玲上海关键十年揭秘》，第87页。
[39]宋以朗：《张爱玲私语录》，第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