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言——水上写的字”
写小说的同时，她也有一些散文陆续地见诸刊物。1944年12月，这些散文结集为《流言》，由中国科学公司印行，亦大受欢迎。
《流言》是引一句英文writter on water（水上写的字），是说它不持久，而又希望它像谣言一样传得快。[10]
《流言》的作者很容易让人看出就是《传奇》的作者。这本散文集中，作家对童年生活的回忆，对身边世界的描绘，对文艺问题的阐发，都是生动有趣又极富资料价值的。张爱玲研究资料极为匮乏，这些一手资料就显得极为珍贵。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本书第一、二章的不少材料即取之于此。
然而，远甚于这种资料价值的，是其文学价值。爱玲的散文，同样是精心营造的艺术世界。
这个世界是苍凉的。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经历了太多变幻的张爱玲女士对人类文明、生存意义有着伤感的估价。她的散文比小说更随意、更直接地流露着荒芜、伤痕、漂泊、失落、惊骇与沉重的心境。乱世的人，没有真正的家。
我一个人在黄昏的阳台上，骤然看见远处的一个高楼，边缘上附着一大块胭脂红，还当是玻璃窗上落日的反光，再一看，却是元宵的月亮，红红地升起来了。我想着：“这是乱世。”[11]
由此而引起凄凉的身世之感。在爱玲的眼里，再好的月色也带着凄凉，再艳的太阳也是孤独的。孤独是智者的境界，它虽然多少有些可怜可悲，但比盲目的乐观更为可敬。如果不过分地受其伤感的诱惑的话，透过这种情绪，读者会发现作家对生活与文明有不少惊人的真知灼见。张爱玲最敏锐之处，在于她能透过普通平实的日常生活去揭示其“寻常的反常”之处。比如她由衣服的装饰作用谈到一种生活现象：
生活的戏剧化是不健康的。像我们这样生长在都市文化中的人，总是先看见海的图画，后看见海；先读到爱情小说，后知道爱；我们对于生活的体验往往是第二轮的，借助于人为的戏剧，因此在生活与生活的戏剧化之间很难划界。[12]
因为都市生活的程序化，因为大众传播，因为先验形式，人成为被塑造被规定的“套中人”，失去了原始的自然。这就不知不觉地出现了十分严重的问题：文明对人的反向作用。对于万人夸耀众口称赞的母爱，张爱玲的见解惊人而深刻。她认为在母爱的题目下有太多的滥调文章，母爱这种自然而神圣的感情被过分戏剧化了。
“寻常”的反常是貌似正常实为不正常，能够发现这一点的人，才是其真正的艺术家，因为他们有独立的思想、聪慧的眼光。
张爱玲的散文世界充满了趣味。她谈吃、谈穿、谈钱、谈艺术、谈女人、谈自己的生活，常有令人捧腹叫绝之语。她对生命意义的悲观反而导致了对生活小趣味的近于过分的嗜好，她对“寻常中的反常”的发现使她产生了对万物超然对俗事谅解的洒脱态度。《更衣记》的末尾，她描绘了这样一幅动态：一个小孩骑着自行车冲了过来，卖弄本领，大叫一声，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人群，满街人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写到这里，她随笔发挥：“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吧？”在这幅习见的情景中，人们通常从童真快乐或游戏危险的角度着想，最多是半夸耀半责备地叹一声：“这孩子，真淘气。”张爱玲所感受的是人生的意义，与大道理毫不相干。与此相类似，她还有一句话：“人生的所谓生‘趣’全在那些不相干的事。”（《烬余录》）这话并不是玩笑，看似无道理，实际上颇能与人的生活体验相印证。她写自己遇急时的情形也要忙里偷闲地描绘一番周边景色（《私语》）；她谈跳舞的姿态和心态的看法会使人们对这种现代男女交际方式有更新更深的理解（《谈跳舞》）；她写香港战争，全是趣味野史，一幅生动的战时淑女图（《烬余录》）；她把公寓描绘成比静穆悠远的乡村更为理想的遁世之所，表现了一个“看透者”的独有心境（《公寓生活记趣》）。她对世俗生活的精细观察是常人不及的，但也因为过分精致，没有悲壮和博大的品格，只是苍凉幽深的美。
当然，张爱玲的精细与随意并不意味着她只有“微观”而没有“宏观”，事实上，她是非常善于从微观中见宏观世界的。比如《中国人的宗教》这篇散文，对中国人的生命观、宗教观的理解之深透绝不亚于任何一篇学术论文。她说，表面上看中国人是没有宗教可言的。佛教与普通中国人似乎没有什么太直接的影响。就因为对一切都怀疑，中国文学里弥漫着大的悲哀。只有在物质的细节上，它得到欢悦——因此《金瓶梅》《红楼梦》仔仔细细开出整桌的菜单，毫无倦意，不为什么，就因为喜欢——细节往往是和美畅快、引人入胜的，而主题永远悲观。一切对于人生的笼统观察都指向虚无。世界各国的人都有类似的感觉，中国人与众不同的部分是：这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的感觉总像个新发现，并且就停留在这阶段……
由于不太想活着的意义而停留在活着就好的境界上。“我们怎样处置自己，并没多大关系，但是活得好一点是快乐的，所以为了自己的享受，还是守规矩的好。在那之外，就小心地留下了空白——并非懵懂地骚动着神秘的可能性的雾，而是一切思想是悬崖勒马的绝对停止，有如中国画上部严厉的空白——不可少的空白，没有它，图画便失去了均衡。不论在艺术里还是人生里，最难得的就是知道什么时候应当歇手。中国人最引以自傲的就是这种约束的美。”
由宗教而人生，由人生而艺术，又由艺术回到人生。张爱玲简约顺畅地描绘了中国人的生命状态和生活素质。
张爱玲还谈到了中国的“读书人”与“愚民”对宗教的不同态度和共通的宗教背景。中国人的地狱观，投胎的意识，对于棺木的过分热心等，对于后一点，她的解释很妙：
在中国，为人子的感情有着反常的发展。中国人传统上虚拟的孝心是一种伟大的，吞没一切的感情；既然它是惟一合法的热情，它的畸形发达是与其他方面的冲淡平静完全失去了比例的。
在这里，对传统仁义道德的批判可谓一针见血，但她并不用“批判”的口气，仍然在随意的铺叙中生发着。比如她谈中国人念念不忘的人生原则“做人”：
然而要把自己去适合过高的人性的标准，究竟烦难，因此中国人时常抱怨“做人难”。“做”字是创造、摹拟、扮演，里面有吃力的感觉。
谈到中国人的法律意识，张爱玲说，中国人喜欢法律，也喜欢犯法。所谓犯法，倒不一定是杀人越货，而是小小的越轨举动，好在无目的。路旁竖着“靠右走”的木牌，偏要走到左边去。
张爱玲又谈到孔教与民众、外教在中国的情形。在一个宗教没有根底、似有似无、似信非信、互相牵扯的状态下，她这样界定了中国宗教的限度——
对于生命的来龙去脉毫不感到兴趣的中国人，即使感到兴趣也不大敢朝这上面想。思想常常源流到人性的范围之外是危险的。邪魔鬼怪可以乘隙而入，总是不去招惹它的好。中国人集中注意力在他们眼前热闹明白的，红灯照里的人生小小的一部分。在这范围内，中国人的宗教是有效的，在那之外，只有不确定的，无所不在的悲哀。什么都是空的，像阎惜姣所说：“洗手净指甲，做鞋泥里塌。”
这篇文章发表在《20世纪》第5卷第6期上，编者按说道：“作者神游三界，妙想联翩，无意解开宗教或伦理的疑窦，却以它独有的妙悟的方式，成功地向我们解说了中国人的种种心态。”《中国人的宗教》属于张爱玲早年散文中比较费读者心力的一篇，但仍然是逸趣横生，妙语如珠，既能给读者以智慧的启迪，又能给读者以美的享受。
“张爱玲前期散文中有一个关键词经常出现，那就是‘中国’，中国、中国人、中国女人、中国化、中国式、中国气味、中国文学、中国故事、中国的心……几乎比比皆是，出现频率之高，大大超出我们的想象。……‘中国人’如何如何，一直是张爱玲所关心所不断讲述的。”[13]在这一点上，跟20年代的鲁迅的杂文，动不动就是中国怎么样，中国人怎么样，异曲同工，一脉相承。他们都有一种世界视野下的家国审视、国民性探究意识。
张爱玲的散文世界有着舒缓的节奏，有着奇异的音响，有着沉郁的色彩。她的琐记与私语，她的谈艺与品戏，全没有大悲大勇，而是舒曼轻柔，淡中出奇。如同她所欣赏的巴赫的曲子，笨重凝固而又得心应手；她对颜色、声音、气味的敏感使她的散文如同在音乐声中徐徐展开的一幅幅繁丽有味的图画；奇妙的比喻更是俯拾即是。有的比喻，如果张爱玲没有用，你绝想不到。有了这样的比喻，你再也想不出更好的比喻。而在现代散文家中，熟练地大量地运用着“五官通感”技巧的，当首推张爱玲。
张爱玲的《流言》实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优秀之作，与任何一位现代散文名家相比，她都不逊色。她比冰心深刻，她没有朱自清的士大夫气，她比周作人开阔，她没有徐志摩的华丽堆砌，她比林语堂灵隽，她没有何其芳的刻意精致。尤其在散文创作比较平寂的40年代，她的文明意识，她的人生体悟，她的俏皮风格，她的独特文体，更显得珍贵难得。
《流言》出版再版好几次，甚至汉口也有再版本。系“南北丛书”之一种，汉口交通路十八号“大楚报社”发行印刷，印数3000册，定价中储券4000元。再版本之主体内容虽与1944年12月张爱玲兼任著作者与发行者的《流言》初版本一致，但在封面文字与排列方式、目录编排与字体、“画页”顺序内容与正反等方面都存在细节差异，其误植空格、横字斜字、标点字形等差别都说明并未沿用初版纸型，而是重排再版。它是在特殊的时间特殊的地点出版的一部特殊的书籍，版权页标注的1945年8月1日，距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和抗战胜利结束仅两周，距8月27日《大楚报》停刊不足一月，距9月18日日本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在汉口中山公园签降也不到50天。它是张爱玲抗战时期出版的最后一本作品集，也是张爱玲民国时期在上海之外出版的唯一一本散文集。[14]
在《流言》之后，张爱玲还有一些篇幅短小的散文发表在上海的一些小报上。比如：《罗兰观感》，1944年12月8日、9日《力报》；《关于〈倾城之恋〉的老实话》，1944年12月9日《海报》；《秘密》，1945年4月1日《小报》；《丈人的心》，1945年4月3日《小报》；《天地人》，1945年4月15日《光化日报》。她看中的是小报的浓浓的“生活情趣”中所体现的“都市文明”。在一个聚谈会上，她说：
我一直从小就是小报的忠实读者，它有非常浓厚的生活情趣，可以代表我们这里的都市文明。还有一个特点：不论它写什么，写出来都是一样的，因为写的是它自己。总可以很清楚地看见作者的面目，而小报的作者绝对不是一些孤僻的，做梦的人，却是最普遍的上海市民，所以我看小报的同时也是觉得有研究的价值的。我那里每天可以看到两份小报，同时我们公寓里的开电梯的每天也要买一份，我们总是交换来看。有时候漏了几天没送来，就耐不住要跑到报摊上去翻翻了。我也从来不去想到一种刊物应当不应当存在的问题，总之，有这样的读者就有这样的刊物——譬如从前的《古今》，我也是对于它的读者的心理比对它本身更感到兴趣的。小报上有些文章说到我，除了有关我的职业道德的，我从来不去辩正，也不怎么介意，因为大家都喜欢讲讲别人的。我也在小报上写过文章，大约因为体裁不相宜的缘故，不知为什么登了出来看看很不顺眼，所以我想以后对于小报还是就保持着忠实读者的地位罢。[15]
尽管张爱玲生于上海，却因镇日读书，涉世未深，与现实社会难免暌隔。想要融入十里洋场的新环境，她需要走出书斋，与外界多打交道。而为了尽快熟悉都市风尚，免不了多翻报纸，尤其是小报。张爱玲爱读小报。在她心目中，“只有中国有小报；只有小报有这种特殊的，得人心的机智风趣”。这看法略嫌夸张，也未必准确，却反映了她对小报抱以极高的认同感。1945年7月21日，《新中国报》社在咸阳路二号召开“纳凉会”茶宴。席间，《海报》社长金雄白问及张爱玲对小报的意见，张答复说：“一直从小就是小报的忠实读者，它有非常浓厚的生活情趣，可以代表我们这里的都市文明。”张爱玲对小报的认同感，也体现在她的散文创作中。《私语》写她小时候与父亲同住，“雾一样的阳光，屋里乱摊着小报”，并且“直到现在，大叠的小报仍然给我一种回家的感觉”。《诗与胡说》又说，自从路易士发表怪诗《散步的鱼》，遭小报逐日嘲讽，张爱玲竟也“全无心肝”地“跟着笑，笑了许多天”。
《公寓生活记趣》述及一位“开电梯”的人，“我们的《新闻报》每天早上他要循例过目一下方才给我们送来。小报他读得更为仔细些，因此要到十一二点钟才轮得到我们看”。在那次纳凉茶会上，张爱玲进一步重申：“我那里每天可以看到两份小报，同时我们公寓里的开电梯的每天也要买一份，我们总是交换来看。”稍加推理可知，回沪后的张爱玲与姑姑同住，除了《新闻报》，她们也订小报，所以每日闲读，成了忠实读者。[16]
张爱玲还在1946年6月15日创刊的《今报》上，以“世民”为笔名发表了散文《不变的腿》。以美国女影星、美腿女神玛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为由，漫谈中外对待女性身体尤其是大腿的不同的流行观念以及折射的中外性别文化。
张爱玲既然是小报的热心读者，有时也就会成为它的作者。这些文字，也是短小隽永、令人回味的佳构。
【注释】
[1]“流言”，张爱玲1945年出版的散文集名。本章叙张爱玲40年代中期其他作品，包括散文和长篇小说创作。
[2]秋翁：《某女作家的一千元灰钿》，《海报》，1944年8月18日。
[3]柯灵：《遥寄张爱玲》。
[4]张爱玲：《流言·自己的文章》。
[5]张爱玲：《流言·自己的文章》。
[6]《张爱玲手札》，1944年12月上海《语林》第1卷第1期。
[7]1945年1月《语林》月刊。
[8]1945年1月《语林》月刊。
[9]郑逸梅：《女小说家张爱玲》，见《文苑花絮》中华书局2005年版。
[10]张爱玲：《红楼梦魇》，皇冠出版社2010年版。
[11]张爱玲：《流言·我看苏青》。
[12]张爱玲：《流言·我看苏青》。
[13]陈子善：《从鲁迅到张爱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64—165页。
[14]凌孟华：《张爱玲〈流言〉之大楚报社版疏考》，《旧刊有声：中国现代文学佚文辑校与版本考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
[15]《纳凉会记》。
[16]祝淳翔：《小报青年张爱玲与小报报人的交往与分离》，《收获》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