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来客的自剖
1968年4月中旬，一个雨夜，来自台湾的学人、张爱玲的崇拜者殷允芃[2]如约来到张爱玲在剑桥的公寓。逾四十年的媒体采写生涯中，影响殷允芃最深的采访对象就是张爱玲。1967年殷允芃自美国爱荷华大学新闻研究所毕业，毛遂自荐在《皇冠》杂志写专栏，采访成功打入美国社会的华人，名单包括张爱玲、夏志清、贝聿铭。当时张爱玲已避世隐居，任殷允芃打电话、写信都没回音。殷允芃鼓起勇气来到张爱玲的公寓，按门铃无人回应，这时刚好有邻居开了大门，她跟了进去，把信塞进张家门缝。她在旁等候。没多久信被拿走了，证明张爱玲在家。遇到这种状况，一般记者会过去敲门，她却离开了。几天后张爱玲主动来电约访，她成为张爱玲离开上海后，唯一采访过张爱玲的记者，两人更保持通信十几年。殷允芃认为，张爱玲肯接受采访，是因为她将心比心，为受访者保留空间。“先做人，再做记者”，这句话从此成为殷允芃的座右铭。[3]
打着伞，走过哈佛广场，走过小公园，距张爱玲的住处越来越近了，她心中惴惴不安，张爱玲向来轻易不见人的习惯人们早有耳闻，她不知自己是不是真的马上可以见到她了，尽管有约在先。陪同去的还有东北大学物理博士王青云。
门开了，张爱玲笑容谦和，语调平缓地说欢迎殷允芃的到来，并再一次解释说，上次接到电话因病和赶着填写纳税表而不能接待，烦客人大老远跑来还得等几天，很不好意思。
在殷允芃看来，一般人顺口的客套，她说起来却生涩而纯真。她又极易脸红，带着瘦瘦的羞怯，但偶尔射出专注的光，又使人一怔。张爱玲是生活在仙境中的人，普通人的客套和应酬她是不适应的、笨笨的。
殷允芃随即注意到，在窗旁的书桌上，散乱地铺着稿纸，剪报，和一本翻开了的《红楼梦》。最惹眼的，是一张指示如何填写所得税的表格。再看张爱玲起居室的全貌，陈设十分简单，但很明亮。带着大镜子的黄木梳妆台，旁边是一个小书架，摆着大都是英文书。墙上并立着两张画片，一张是阿拉斯加神柱，一张是旧金山夜景。
看着殷允芃盯着旧金山夜景出神的样子，张爱玲说：“我喜欢纽约，大都市，因为像上海。郊外的风景使我觉得伫哀。坐在车上，行过旷野，杳无人烟，给我的感觉也是一种荒凉。我还是喜欢走在人多的地方。”殷允芃笑了。读过张爱玲的很多作品，听她这番话便立即想起了张爱玲的《公寓生活记趣》。她是属于都市的，都市中的特立独行的自由魂。
谈到人生，张爱玲说：“人生，是在追求一种满足，虽然往往是乐不抵苦的。”“乐不抵苦”四个字又让殷允芃心中一怔，想到张爱玲这多年的经历，看到张爱玲的中年的神态，殷允芃不由地问道：“写作对于你或许也就是一种满足？”
“只要我活着，就要不停地写，”她说，“我写得很慢。写的时候，全心全意的浸在里面，像个怀胎的妇人，走到哪儿就带到哪儿。即使不去想它，它也还在那里。但是写完后，我就不大留意了。”
于是两人自然地谈到了张爱玲的创作情形。张爱玲笑着回忆说：“以前在上海时，每写完一篇小说，我总兴高采烈地告诉炎樱，这篇最好。其实她又是看不懂中文的，听我说着，总觉得奇怪——怎么这篇又是最好的啊？”
她又说她的小说，只有在刚完成时，她才觉得满意，过久了，再看看，就又不喜欢了。
殷允芃又提到她最近出版的《怨女》，谈到她创作风格的变化。张爱玲的回答是，一个作家，如果一味模仿自己早期成名时的作品，是件悲哀的事。譬如海明威的晚年作品，漫画似的，竟像是对以前的一种讽刺。“一个作家应该一直在变，因为一个人不可能是静止的。”张爱玲用这句话总结这个话题。
关于小说技巧，殷允芃谈到现在许多人认为纯小说已经消失了。张爱玲的看法是，现代的小说或是趋向于平白直述的历史记录，或是抽象难懂的诗。她认为，如果可能的话，小说应该避免过分的晦涩和抽象。作者应该努力使读者明白他所要表达的，因此小说不应该失去故事性。
“好的作品是深入而浅出的，”她说，“使人在有兴趣地往下看时，自然而然地要停下来深思。”
张爱玲还谈到了现代小说和古代小说的一个重要区别，她说，以前的人多半是过的集体生活，从描写动作和谈话，就可看出一个人的个性，譬如像《红楼梦》。但现在每个人自己独处的时间比较多，小说用心理描写才能表达深入。
殷允芃又问到她的读书情况。张爱玲说，她看书并没有一定的系统或计划，惟一的标准，是要能把她带入一个新的境界，见识新的事物或环境。因而她的阅读范围很广，无论是劳伦斯、亨利·詹姆斯、老舍或张恨水，只要能引起她兴趣的，她都一视同仁地看，没有兴趣的，即使是公认的名著巨著，她也不勉强自己读下去。
她坦然地说：“像一些通俗的、感伤的社会言情小说，我也喜欢看的。”说到这里，张爱玲想到赖雅说自己专看“垃圾”，她不由得笑了。
张爱玲还对殷允芃介绍说，新写的长篇小说《半生缘》，就是看了张恨水的许多小说的产物。像还债似的，写出来了一吐为快。“但是我写《半生缘》的时候也很认真，我写不来游戏文章。就算当时写得高兴，写完后就觉得不对，又得改。”
讲了这半天，张爱玲觉得口渴了，这时才觉得应该招待客人一点茶水。于是，她走进走出，煮了浓咖啡，端出核桃甜饼，倒上两小杯白葡萄酒，又拿出花生米来。可是没有给咖啡加糖的匙。“真对不起，汤匙都放在箱子里没有打开。反正在这儿住不长久的，搬来搬去，嫌麻烦。”张爱玲解释道。那时她住剑桥已快半年。
他们又谈起了张爱玲目前的境况。她说：“我是孤独惯了的。以前在大学的时候，同学们常会说——我们听不懂你在说些什么。我也不在乎。我觉得如果必须要讲，还是要讲出来的。我和一般人不太一样，但是我也不一定要要求和别人一样。”
面对殷允芃这位台湾来客，张爱玲谈到了台湾：“我很惊奇，台湾描写留美的学生，总觉得在美国生活苦，或许他们是受家庭保护惯了的。我很早就没了家庭，孤独惯了，在哪儿都觉得一样。而且在外国，更有一种孤独的借口。”张爱玲在这里准确地解析了自己的性格与心态，为自己的特异的生活方式做了有力的说明。她与外界交往太少，而外界对她有着强烈的探究兴趣，尤其是华人社会。这番话实际上为自己向外界做了一番解释。
有意思的是，面对年轻的来访者，张爱玲还谈到了当时大兴的嬉皮士运动，她说：“我不喜欢他们的成群结党，但他们的精神不错。反对社会制度，不愿做现在的这种Organization-alman（组织化的人）。但我希望他们的出发点是个人的真正体会。他们的表现方式，details（行为）。我不赞成。”
张爱玲最后又谈到了对人生的看法，也许受赖雅刚去世的影响，还因她是看着赖雅如何老病、如何死的，她谈起了生死，不过态度很沉静：“人生的结局总是一个悲剧。老了，一切退化了，是个悲剧，壮年夭折，也是个悲剧。但人生下来，就要活下去，没有人愿意死的，生和死的选择，人当然是选择生。”她说自己孤独惯了，很早就没有家庭，在哪都一样，而且在国外更有一种孤独的借口。
从张爱玲公寓出来，殷允芃感到此行收获太大。张爱玲谈到了自己的生活、写作、对人生的看法、童年记忆，等等。人人都说她怪，她今天却如此坦诚，如此有耐心，如此谦和。她屡次很谦虚地说：“我的看法并不是很正统的。”并不强迫他人接受，“而她，也不是能用常理去衡量的”。
在返回的路上，殷允芃心中定格着张爱玲的一句话及她说话时的情形——
“我常常觉得我像是一个岛”，她说，并习惯性地微扬着头，斜斜地看上去，额上映出单纯与平静。
张爱玲不是压人的大山，不是海中的浮萍，她是一个岛，山与海中间的一个岛，有山的坚实，有海的宽广，然而她又是独立的，她自有她的世界。她是在岁月之外的。她是最自由的人。[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