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春》
《十八春》在张爱玲的创作道路上具有特殊意义。不仅因为它是作者第一个有二十余万字篇幅的完整的长篇小说，也不仅因为其文体特点的转换，而且还因为它是作者从旧中国到新社会的跨越两个时代的作品，是研究作者思想发展的重要材料。因此，这部小说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最早表现这一时期的历史特点和因时代变化带来人物性格命运变化的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自有其特殊意义。
由于张爱玲1947年开始触“电”，她结识了影艺界和报界的一些朋友，如龚之方、唐大郎等。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了。此前，上海的十几种小报，都自动停刊了。当时负责上海文化工作的夏衍，戴着解放军的臂章重回上海，他找龚之方等人谈话，说上海不能成为没有小报的城市，新中国允许小报的存在，但要在注重趣味性、通俗性的同时力避迎合小市民的低级趣味的倾向。他希望龚之方、唐大郎等人组织一个能力强素质过硬的小报班子，这样《亦报》就诞生了。当时还有一个叫《大报》的小报，与《亦报》同时于1949年7月创刊。新生的小报，面貌一新，《亦报》吸引了不少名家。“《亦报》作者几乎都使用笔名、化名……本报存续的年月，处在新政权建立之初的‘敏感’时期，又因其特殊的民营性质，故仍旧保持着同仁刊物的办刊传统，自然来稿和外稿，少用或基本不用。连载的稿子，更是编辑或主编专门邀约‘特撰’。并且，周作人、张爱玲分别与主编唐大郎私交甚笃，有资料证明，他们加入《亦报》作者群体，完全是唐大郎、龚之方主动邀请的结果。”[4]
周作人的《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中的人物》这两本书都是先以单篇的形式在《亦报》上发表的。丰子恺也在上面发表过一些散文。在这家报纸上，周作人与张爱玲还有“互动”。张爱玲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表扬报纸上发的周作人的文章：《〈亦报〉的好文章》。“看似信手拈来。但轻描淡写中，其实，她有自己的用意。……抬出周作人来，或许还意味着，她一直在期盼周作人的提携，望其替《十八春》美言几句。”周作人在《亦报》上发表两篇文章，回应女作家的“美意”。……苦雨斋老人的趣味风格之类，言辞热烈、奢华的张爱玲，未必在“示好”之前，已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受此冷遇，反应如何，《亦报》没有留下蛛丝马迹。但是，周作人与张爱玲的“互动”，仅就止于此了。[5]
连载小说是小报吸引读者的通常手段。于是龚之方、唐大郎就想到了请张爱玲，于是这才有了《十八春》的连载。
张爱玲虽然爱看小报，但很少在小报上发过作品。这次她答应为《亦报》写稿，但坚持要用一个笔名。龚之方推测说，她用笔名恐有两个原因。一是《连环套》的教训，她怕边写边登，水准不一，改都没法改。二是她与胡兰成的事情在她心中还有隐伤，她怕别人见其大名又联系起这些事，搞得她被动，对新中国她还抱有观望态度，先不太张扬才稳妥些。龚之方对张爱玲小说的质量有信心，就同意张爱玲署笔名。她用的是“梁京”这个名字。[6]据说这个笔名是桑弧取的，由此有人猜测二人关系比较密切[7]。张爱玲自己在《余韵》代序里请编辑解释过，作者借用“玲”的子音“张”的元音，切为“梁”；“张”的子音“玲”的元音切为“京”，丝毫没有其他的用意。[8]
《十八春》连载前三天，《亦报》就大作宣传，称将刊载“名家小说”《十八春》。连载前一天，又发表署名“叔红”的评论：《推荐梁京的小说》，文中称“梁京不但具有卓越的才华，他的写作态度的一丝不苟，也是不可多得的。在风格上，他的小说和散文都有他独特的面目。他即使描写人生最黯淡的场面，也仍使读者感觉他所用的是明艳的油彩”。文章还肯定即将与读者见面的《十八春》是“疏朗”“醇厚”之作，“在思想感情上，他也显出比以前沉着而安稳，这是他的可喜的进步”。可以看得出来，评论者是知道作家的性别的，但故意用了一个“他”，不知何意。
作品发表后，曾引起良好的社会反响。有个跟曼桢经历相仿的女子，在报社探得张爱玲的地址，终于找到了她心仪已久的作者。她一见面就倚门大哭，使张爱玲不知所措。这时她仍跟姑姑住在一起，姑姑好说歹说才把她劝走。9月中旬，桑弧来看望张爱玲。爱玲指着桌子上的一堆读者来信说，没想到读者竟然这样关心小说里的人物的遭遇，使她很高兴，也使她很惶恐。因为她担心人们有一种误解，以为故意把曼璐现在最悲惨的经历用廉价的手法骗取好心肠的读者的眼泪。还说如果读者读到曼璐被辱的部分有一种突兀或不近人情的感觉，是她写作技术上的失败。但是仍然要说，曼璐这一典型并不是她凭空虚构的怪物。与其说曼璐居心可诛，毋宁说她也是旧社会的牺牲者，但是曼璐陷害曼桢，最主要的理由还是应该从社会的或经济的根源去探寻……[9]
《亦报》社还组织了“与梁京谈《十八春》”的讨论会。会上张爱玲畅谈了她的创作意图，就是要写出旧社会中的种种牺牲者。她说对于读者对《十八春》的关心，她既感到高兴又感到恐惧。
一个在黑暗中生活太久的人，些微的光亮就会使她欣喜若狂。如果是明丽的太阳，再冰凉的心也会融化。张爱玲看惯了洋场鬼魅的糜烂生活，对国统区的种种腐败现象早有憎恶（《流言》中有篇散文叫《打人》，对警察以打无辜者为乐表示出了张爱玲式的愤恨）。她对现实是很容易灰心失望的。当她眼见得外战内战结束，社会清明，民心安定，而这一切又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她怎能不有所触动，进而为之讴歌呢？
因此在《十八春》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倾向进步的、对新中国抱有好感和信心的作家张爱玲。
《十八春》载完后，许多读者投书报社，希望能再看到梁京的新作，报社也有意要张爱玲再写一本连载小说。唐大郎以“高唐”为笔名写了一篇《访梁京》，透露早在《十八春》载毕前一个月就有续请之意，说读者不会放过她，《亦报》也不会放过她这么一个好作者。[10]爱玲同意了，这就是中篇小说《小艾》。不过，方式上略有变化。她坚持要写完后一起交稿，而不愿边写边发。她觉得这样写很逼人，影响写作的心境和质量。自1951年11月4日《小艾》开始连载，次年1月24日载完，署名仍为梁京。
自1945年4月15日在《光华日报》上张爱玲发表小杂感《天地人》，拉开了张爱玲与龚之方、唐大郎两人八年愉快合作的序幕，到中篇小说《小艾》。龚之方唐大郎，慧眼识宝，一手促成。“在张爱玲的文学生涯中，龚、唐两人所扮演的角色实在是太重要了”。[11]
《小艾》写的是在大户人家做女佣的小艾的一生。因书中牵涉印刷厂工人的生活，她对姑姑谈到希望能有机会找个印刷厂看看。恰巧姑姑所在电影公司的一位同事因做编辑工作常跑印刷厂，于是牵线搭桥，让张爱玲到那里去了解过一些情况。[12]
小艾从小就被卖到席家做五太太的丫环。她不知道自己的姓名，不知自己家居何处，被卖时逢端午节，中国人有以艾草避邪的习俗，于是席五太太就叫她“小艾”。这是一个令人恶心的家庭。席五老爷景藩一娶再娶，五太太本是续弦，之后又有更年轻也就更得宠的姨太太。她在家中没有地位，四处讨好，四处受气。但还有一个她可以欺负的人，那就是小艾。席五太太把她在别处所受的气都发泄在小艾身上，挨打挨骂是家常便饭。这一家人各个都欺负小艾，她没有过一天安生日子。后来老爷奸污了她，致使她怀了孕。五太太和姨太太更是怒火中烧，打得小艾怀的孩子流了产。经过如此折磨，小艾恨透了这个家中的人，她认识到在这个世界上谁也不把她当人看。她冤仇似海，却不知如何报仇雪恨。她安慰自己：“总有一天我要给他们看看，我不见得在他们家待一辈子，我不见得穷一辈子。”
她认识了在邻家阳台上每天看书的冯金槐。他是一个排字工人，给她讲了很多穷苦人受剥削的情形和道理，两人慢慢产生了感情，结了婚。婚后，小艾不能生育，在“蒋匪帮在上海的最后一个春天”，她领养了一个女儿。
解放了，小艾过上了好日子。医院治好了她的病。她生了个儿子。夫妻二人幸福生活在一起。冯金槐常把书上的大道理讲给她听。她想到自己的一生，想到将来，说：“将来孩子长大以后，不知道是怎样的一个世界，要是听见他母亲从前悲惨的遭遇，简直不大能想象了吧？”
《小艾》发表以后，反响不如《十八春》。这本是张爱玲驾轻就熟的题材，作品对五太太的刻画也较出色。但整部作品过于平淡，缺乏心理描写的深度，缺乏拷问灵魂的力度。尤其是小说后部分写到解放后的小艾生活，图解政治的倾向十分扎眼。其实，这种情况在《十八春》结尾也存在。两部小说各有一条“光明的尾巴”，冲淡了作品的悲剧气氛，描写又太表面化，人物性格的转化也太突然。可以说，这两部作品是没有“张爱玲文笔”的张爱玲小说。
张爱玲后来对这两部作品并不满意。她后来把《十八春》改为《半生缘》，删去了原作结尾。她还在一本书的“代序”中说：“我非常不喜欢《小艾》。友人说缺少故事性，说得很对。”谈到《小艾》最初的构思与发表的情节有些不同，她说：
原来的故事是另一个婢女（宠妾的）被奸污怀孕，被妾发现后毒打囚禁，生下孩子抚为己出，将她卖到妓院，不知所终。妾失宠后，儿子归五太太带大，但是他憎恨她，因为她对妾不记仇，还对她很好。五太太的婢女小艾比他小七八岁，同是苦闷郁结的青年，她一度向他挑逗，但两人也止于绕室追逐。她婚后很像美国畅销书中的新移民一样努力想发财，共产党来后，怅然笑着说：“现在没指望了。”[13]
显然，按这个构思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写出发表的。很可能张爱玲早就有这样一个构思萦绕在心头，现在借《亦报》约稿的机会，把它写出，但有了重大变动，结尾是大团圆。
“梁京”的名字，首次出现在《亦报》，是1950年3月2日，《亦报》以“编者”的名义发表《大家》一文，提醒读者特别注意即将登台亮相的“梁京”，到张爱玲用本名发表《〈亦报〉的好文章》，4个多月里，该报先后发表7篇短文，如击鼓传花一般，为《十八春》摇旗呐喊，躲在幕后力挺“梁京”。1950年3月21日，《亦报》又登出广告：“名家小说，日内起刊。梁京作《十八春》。”并且，一连登了4天。第4天，即3月24日，报纸同时发表署名“叔红”的《推荐梁京的小说》，文章虽短，但在《亦报》，却是长文，作者以熟谙内情的行家口吻对梁京的创作（小说和散文）赞赏有加，不仅挑明“梁京不但具有卓越的才华”，更暗示读者，“他”曾发表过许多佳作，是早已誉满文坛的一位名家，同时也向读者预告了梁京小说风格和思想的转变。25日，千呼万唤的《十八春》登场。此后，到7月25日，《〈亦报〉的好文章》见诸报端。其间，发表在《亦报》，盛赞“梁京”及其《十八春》的文章，计有：传奇的《梁京何人？》、鲁男的《红手套的心情》、齐甘的《〈十八春〉的声色和造型》、高唐的《归齐》和《青菜还是卷心菜》、蕉叶《卷心菜索隐》六篇。文章虽短，密度却大，众星捧月的阵势，实属罕见，可谓盛况空前。似乎一颗文坛新星，正冉冉升起在上海的文学天空。
从这两部作品可以看出，尽管张爱玲在这两部小说中有些迎合时代的努力，但她心中仍有着拂不去的阴影。她的出身，她与胡兰成的关系，她的旧时的作品，都使她感到紧张。因为眼下文坛及社会的政治空气是较紧张的。在这个时候，她心里七上八下地摇摆着。
对于这种摇摆，甚至包括写什么文章，用什么笔名，在后来的文学史家看来都是有讲究深意的。“梁京”的声望，正在与日俱增之时，报纸却偏偏弃“梁京”的名字不用，而亮出新政当局十分敏感文学圈子中人不怎么欢迎的“张爱玲”三个字，《亦报》因“梁京”“张爱玲”名字而引发的一系列“小动作”，大概可以理解为，是张爱玲的“忠粉”，征得其本人同意，借《亦报》空间，探测公众和新政府，对张爱玲的接受和容忍程度。
张爱玲因上海沦陷时期过于活跃，频繁出入于那些背景复杂、态度暧昧的出版机构和文化团体，抗战结束后，一直陷于公众舆论的漩涡，与胡兰成的情变，更是备受争议。但是，“粉丝”无数的她，颇得许多好心和热心人士的鼎力相助。作为公共空间的《亦报》，给“梁京”“张爱玲”制造频频亮相的机会，或许，其意正是为困境中的张爱玲，解决生计问题，提供一点便利。另一方面，是替张爱玲谋划未来的出路，寻求生存策略探测虚实。隐曲之举，是中共接管上海后，政治气候扑朔迷离的投射。“此后，任何大众媒体，不再出现张爱玲的本名……其在《亦报》的日子里，或许已经获取了能够比较准确地预测未来命运走向的大量信息，预感到最坏的日子，正在后面尾随而来，因此，她才如此决绝。由此可知，张爱玲及《亦报》同仁，书生外表下，潜藏着惊人的政治智慧。”[14]
自从与胡兰成分手后，她就与姑姑搬了家。先后在华懋公寓（Cathay Mansion）和梅龙镇巷内重华新村2楼11号小住。1950年又搬到南京西路“远东第一高楼”国际饭店背后的六层楼扇形公寓卡尔登公寓（Carlton Mansion，今名长江公寓）。《十八春》和《小艾》就是在这里写成的。
1946年的一天，张茂渊收到黄逸梵的信，说她要回国了。回国那天，张茂渊和张爱玲、张子静及表哥去码头迎接。黄逸梵下了船，戴着眼镜，很瘦，形容憔悴。张茂渊对她说：“哎唷，好惨！瘦得唷！”
张爱玲在一旁默不作声，但她的眼睛红了。
黄逸梵这次回国，带回数十个箱子，里面大都是皮件。与姑子和女儿在重华新村同住了一年多时间。张子静劝母亲这次回来就不要再走了，找间房子，把姐姐接来同住。黄逸梵淡漠地说：“上海的环境太肮脏，我住不惯，还是国外环境比较干净，不打算回来定居了。”张子静认为这个理由太勉强，又不便多问。哪知不久母亲又出国了，且一去不回。
这时，张爱玲的父亲张廷重及后母已经沦落为贫民了。抽鸦片、吃大菜、打牌、玩小汽车，万贯家财被败光了，最后搬到一个只有14平方米的小房子里蜗居。这是一栋洋楼中的一间。原先的主人是一对开诊所的美国夫妇，后来易主为一个大律师的住宅。之后才变为小家小户的格局。张廷重1953年因肺病去世。张子静从郊区赶回时，没赶上最后见一面。他给姑姑打电话报丧，姑姑只答了一声“晓得了”就挂断了电话。
张爱玲早不与父亲来往，母亲又去了英国。弟弟解放后在上海郊区小学教书，她和姑姑两人住在一起。而解放后的新的环境还令她感到吃不准。在这个时候，她心里就十分茫然了。张子静回忆说：
1951年，我记得很清楚，大概是《十八春》连载结束后，有一次我去看她，问她对未来有什么打算，我们虽然不谈政治，但对政治环境的大改变不可能无知。尤其像她那么聪明的人，经历过香港沦陷、上海沦陷、抗战胜利，对于各阶级的变化，一定有她独特的观察和发现。……我问她对未来有什么打算，就是因为我对整个客观环境已经有所考虑。但是姊姊默然良久，不作回答。
她的眼睛望着我，又望望白色的墙壁。她的眼光不是淡漠，而是深沉的。我觉得她似乎看向一个很遥远的地方，那地方是神秘而且秘密的，她只能以默然良久作为回答。[15]
过了几个月，张子静从乡下到卡尔登公寓找张爱玲。开门的是张茂渊，她只说了一句话：“你姊姊已经走了。”然后就关上了门。
张子静下了楼，忍不住哭了起来。
4年前，在与好友苏青的对谈中，苏青觉得还是要向上，虽然究竟怎样是向上很模糊，自己不大知道。并问张爱玲将来到底是不是要有一个理想的国家。张爱玲说她想是有的，可是最快也要许多年，即使他们看得见的话，也享受不到了，是下一代的世界了。[16]
【注释】
[1]“不了情”，张爱玲1947年作小说名。本章叙张爱玲在抗战胜利后和上海解放前后的文学创作，以及张爱玲“已了”“未了”的大陆情。
[2]谢其章：《〈大家〉与张爱玲友善》，澎湃新闻2017年11月3日。
[3]中间三位为女性，左右四位为男性；实线表示男女间实有的以婚礼的形式肯定过的关系，虚线表示恋爱关系；而“1”“2”表示姐妹俩与另外两个男人的或虚或实关系的先后顺序。
[4]巫小黎：《周作人与张爱玲：〈亦报〉空间的“互动”》，《鲁迅研究月刊》2013年第6期。
[5]巫小黎：《周作人与张爱玲：〈亦报〉空间的“互动”》。
[6]《十八春》从1950年3月25日开始连载，次年2月11日载完，单行本也同时由《亦报》社印出。
[7]郑树森：《结缘两地：台港文坛琐忆》，台北洪范书店2013年版，第202页。
[8]张爱玲：《余韵》，皇冠出版社1987年版，第10页。
[9]陈子善：《〈亦报〉载评论张爱玲文章辑录小引》，见于青、金宏达编《张爱玲研究资料》，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478页。
[10]1951年2月19日《亦报》。
[11]蔡登山：《张爱玲文坛交往录，1943—1952上海》，《新文学史料》2011年第1期。
[12]朱曼华：《张爱玲和她的姑姑》，见于青、金宏达编《张爱玲研究资料》。
[13]张爱玲：《余韵·代序》。
[14]巫小黎：《周作人与张爱玲：〈亦报〉空间的“互动”》。
[15]张子静：《我的姊姊张爱玲》，第137、138页。
[16]张爱玲：《流言·我看苏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