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真正的中国小说家”
这么长的时间里，忙于熟悉和适应美国社会，忙于婚姻，忙于颠来倒去的奔波，她发表的文字非常少。1956年秋，英文短篇小说Stale Mates发表在美国的The Reporter（《记者》）双周刊上，副标题是a short story Set in the time When love come to China。编者介绍说：张爱玲写的短篇故事发生于中国历史介于两极之间的时段，一面是建立于封建与满清传统上的旧秩序，一面是毛泽东的新规则。那是国民党的黄金时期，许多自由突然来到中国，其中一种即男人选择妻子的自由。张小姐于1952年离开生长的上海，曾于中国杂志发表过短篇故事与其他文章。她于1955年来美，同年出版她第一部英文长篇小说《秧歌》。[7]
此时又恰逢台北《文学杂志》主编夏济安[8]向张爱玲约稿，她又将Stale Mates译为中文，题为“五四遗事”，刊行于1957年1月的《文学杂志》上。《五四遗事》是张爱玲惟一的以五四运动为背景的作品。这篇作品之所以有讨论的必要，是因为作者的思路与人们通常的对五四的理解不太一样。
作者叙述技巧老到圆熟，不动声色，以平易写实的笔触描写了一个带有喜剧色彩的故事，写的是杭州某中学教师罗文涛自1924年到1936年共十二年间的恋爱婚姻经过。他早有妻在乡下，却在杭州与范小姐闹起了自由恋爱，冲动中要离婚，妻不允，家族也不答应。一闹就是六年，范小姐等成了老小姐，见罗文涛还未离成，于是失望并生疑，因而就由媒人带着与一个当铺老板见了几次面。罗文涛得知，十分气恼。恰巧这时原妻家中有了松动，他离婚成功，并出于赌气娶了本城最漂亮的王小姐。而当铺老板因对新女性不放心，又风闻范小姐曾与罗文涛关系匪浅，他们的婚事告吹了。罗、范同处一城，好事的朋友们密谋设计让这对旧情人在西湖边来一次美丽而忧伤的重逢。不料二人相见后旧情萌发，罗文涛再次闹离婚。这次人们不再把他当新思潮的开路先锋，而视之为玩弄女性的色鬼。又过了五年，以荡尽家产为代价，终于与王小姐离婚再又与范小姐成婚，并在湖边置一小屋，以酬西湖之媒。但先前钟爱的女性现在在他眼里则成了懒惰、唠叨、黄瘦的平凡妇人。爱的温情荡然无存，二人开始吵嘴。这时好事者又问罗为何不把王小姐接回家，王家虽恨罗，更愿女儿从一而终，于是王回罗家，不分名分。不久罗氏家族的长辈发话，你既可以把王接回家，有什么理由不把第一个太太接回？罗无言以对，只好照章办理。于是人们经常看到罗文涛偕三个娇妻在湖上同游，许多人称他有艳福。在这个至少名义上是一夫一妻制的社会里，这个故事却应了小说的副标题：“罗文涛三美团圆。”
这是个罕见的笑话，是否有类似的真事，也未可知。不以噱头媚人，不故作夸张，是张爱玲的一贯风格，想必她有类似听闻。
张爱玲的着眼点很特别。她不是一般地表现五四时代人们如何追求个性解放、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并大唱赞歌，歌颂时代潮流，贬斥传统思想，爱憎态度泾渭分明。张爱玲要表现的是在那轰轰烈烈的时代大潮中，那些追潮者自身的性格心理，挖掘他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现代”的，因而有了深度。如同鲁迅的爱情名作《伤逝》不重在写“娜拉”怎样出走，而在于写“娜拉”出走了怎样；不重在写黑暗势力的压迫，而在于写主人公自身的思想性格弱点。起点比同时期同类题材的作品高得多，因而也深刻得多。《五四遗事》使我们看到，在五四这个新旧夹杂的时代，传统与现代冲突，传统的力量依旧强大，而有些自命为“现代”的青年往往只学到了“现代”的皮毛，甚至在“现代”的招牌之下，守着传统的货色，求时髦的青年骨子里并不现代。这正是这篇小说的高明之处。张爱玲的眼光向来是犀利的，遗憾的是在这篇小说中她挖掘得不够精细。
此外，作者对五四风情的描绘也生动有致，提供了一些有趣的值得回味的历史材料。小说写道，五四的到来，使青年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发生变化，但有的变化是皮相的。比如，称未嫁的女子为“密斯”是一种时髦；女性（包括妓女）好戴眼镜，不近视的女子也戴平光镜。进步妇女涌入了初小、高小，女士们襟前纷纷挂起了螺旋的自来水笔，这些也是时髦；不少男子“差不多未听过‘恋爱’一词就已经结婚生子”，部分人先结婚而后与别的女子恋爱。而在当时，“恋爱”完全是一种新经验。仅这些描述都很够味，典型地描绘了五四风貌。
《五四遗事》的不少细节也颇有历史感。罗与原妻离婚，妻慨然反诘：“我犯了七出哪一条？”振振有词地靠旧道德支撑着，但在五四时代旧道德开始失效了。族长仍有整治下辈的权力，店铺老板对新女性的态度（那时代，“新女性”是作为单独的引人注目的女性一族的）、王家对女儿是否从一而终的关切远甚于对其幸福的关切、罗家长辈要罗文涛接回原配等，使今日读者深感传统力量的强大和不易摧毁。
更有深意的是罗文涛这个现代西装男士，扬现代之名，行传统之实，以现代的起点回到传统的老路。真是新旧夹缝时代的一个“怪胎”。
总之，这是一篇值得重视的小说。它是五四的遗事，也是五四的憾事。
夏济安为自己的杂志能刊发这样一篇佳作而高兴不已。他说：“张爱玲的小说的确不同凡响，好处固有兄所言，subtle irony丰富，弟觉得最难能可贵者，为中国味道之浓。假如不是原稿上‘范’‘方’二字间有错误，真不能使人相信原文是用英文写的。张女士固熟读旧小说，充分利用它们的好处；她又深通中国的世故人情，她的灵魂的根是插在中国的泥土深处里，她是真正的中国小说家。”[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