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听市声”
衣服，是人的一个袖珍的家，而住房，是人的另一个自我空间。张爱玲一生，搬家的次数很多，尤其在她与父亲同住的时期，搬来搬去，她始终没有安全感、温馨感，始终没有摆脱“在那阳光里只有昏睡”的感觉和对父亲的房间“永远是下午”的厌倦。当她长大成人，开始自食其力时，她与姑姑住在公寓里。她是喜欢公寓的。《公寓生活记趣》这篇散文就是一个现代女性对现代生活方式的感受。古典的大家闺秀、小家碧玉或村姑农妇，是绝对发现不了张爱玲所发现了的公寓生活的乐趣的。
煤贵了之后，热水汀成了装饰品。没有水的热水龙头被错打开之后，“九泉之下”发出空洞凄怆之轰隆声；如果风不对着窗门吹，高楼听雨是可爱的。放眼望去，是碧蓝的潇潇的夜，淡灯摇曳；越在高楼，越听得清街道的喧嚣，如同年纪越大的人越记得少儿时的生活。
说到自己，她坦然地说：“我喜欢听市声。比我较有诗意的人在枕上听松涛，听海啸，我是非得听见电车响才睡得着觉的。……长年住在闹市里的人大约非得出了城之后才知道他离不了一些什么。城里人的思想，背景是条纹布的幔子，淡淡的白条子便是行驶着的电车——平行的、匀净的，声响的河流，汩汩流入下意识里去。我们的公寓邻近电车厂，可是我始终没弄清楚电车是几点钟回家。……”联系到柴米油盐的实际的人生，张爱玲认为恐怕只有女人才能充分了解公寓生活的特殊优点。她还把公寓生活和乡居生活做了一番有趣的比较：
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的地方。厌倦了大都会的人们往往记挂着和平幽静的乡村，心心念念盼望着有一天能够告老归田，养蜂种菜，享点清福。殊不知在乡下多买半斤腊肉便要引起许多闲言碎语，而在公寓房子的最上层你就是站在窗前换衣服也不妨事！[9]
跟许多由乡村逃往上海、北京等大都市的青年文人不同，张爱玲生于都市，长于都市，她具有很纯粹的“都市人”感觉，因而她的创作能抓住上海的灵魂，将之上升到都市哲理的高度。现代文学作品中最成功的题材领域是农村生活和由农村而城市的知识分子生活，这与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分不开。不少身居都市进行创作的作家，由于在青少年时期生活于乡村，其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已初步定型，因而他们往往对城市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偏见。张爱玲是都市单身女郎，她心目中有都市之魂，她的创作的成功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写这篇《公寓生活记趣》的文章时，她就住在一幢公寓里。1939年，她与母亲和姑姑在该楼51室住过一阵。由港返沪后，她与姑姑一起搬入65室（现为60室），直至1948年前后母亲出国迁居为止。
这是一幢七层楼的西式公寓，矗立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与赫德路（今常德路）交会的路口，坐西朝东。当时称为Edingburgh House（爱丁堡公寓，现名为常德公寓）。30年代以来，郁达夫、郑振铎、郭沫若、徐志摩、施蛰存、辛笛等著名作家都在静安寺地区居住过。而张爱玲前后生活了七年的爱丁堡公寓如今也成了读者景仰、文人垂注的处所。她的不少传世之作都是在这里写的。
在别人眼里，张爱玲的住宅高贵、神秘、雅致、脱俗。胡兰成是出入张宅最多的男子，他的印象是：
她房里竟是华贵到使我不安，那陈设与家具原简单，亦不见得很值钱，但竟是无价的，一种现代的新鲜明亮几乎是带刺激性。阳台外是全上海在天际云影白色里，底下电车当当的来去。[10]
海派作家李君维也曾造访过这间房子。他在20世纪90年代初回忆说：
我有幸与张（爱玲）的女友炎樱大学同学；一时心血来潮，就请炎樱作介前往访张。某日我与现代的翻译家董乐山一起如约登上这座公寓大楼，在她家的小客厅做客。这也是一间雅致脱俗的小客厅。张爱玲设茶招待……[11]
美籍华人学者司马新在80年代后期造访张爱玲旧居时说：
次日去访张爱玲在赫德路之旧居（今名常德路），那幢公寓想来是20年代所建，颇有Art Decor之况味，与纽约东区一些高楼大厦相似。那公寓对我倒是记忆犹新，因我在50年代所进之小学，即在公寓附近。新房客很客气，容许我们内进参观，并准许在阳台上拍照。此间公寓非常宽敞，一客室二卧室，又有大型厨房。在大阳台上可鸟瞰整个上海市……[12]
台湾女作家萧锦绵这样写道：
在离开上海的最后两个小时，终于我寻到了这一方阳台。……
此刻，从这方阳台望出去，右前方的哈同花园，只剩下一点点也。隔着马路的正对面，古旧厚实的围墙内，是公安局。隔壁的起士林咖啡馆，目前是一个卫生防疫处。
阳台后侧有一间不大的偏房，是40年前的法式玻璃，门窗格局。我轻触着早已锈蚀的手把，门居然很快开了——里面，一个老人在一张旧床上躺着。[13]
上海女作家陈丹燕以“在她那套公寓里……”为题，写她在90年代造访这间房子的感想：
说到熟悉，是去了张爱玲小说里写到的地方访问，看到她写的阿小做娘姨的地方，后楼梯还在老楼房的背阴面窄窄地通下楼去。她写到的信箱，还在那里，窄窄的一细条，前面堆着自行车。她和胡兰成朗诵乐府的那个阳台，现在连阳台的把手都还在，被别人的手掌摩挲得黄黄亮亮。她写到的那个爱发脾气的楼房暖水系统，会嗡嗡地长响不停的，现在竟然还在响，时事变迁，上海的房子拆得连几年不来上海的人都认不出来路了，居然它还未改变。在她那个公寓里打转的那个上午，我心里真是奇怪，还有一些惴惴，我想不清是不是算得侵犯了张爱玲的隐私权。我只是太想了解上海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14]
这几位作家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张爱玲的阳台。阳台很大，阳台围栏的上方撑着一个竹帘子，已经很破了，夏天挡不住日晒，冬天也仍挂在那里。每天红通通的太阳落山，或是下雨，高楼外的天色一片雪白，破竹帘飘来飘去，很有芦苇的感觉。
张爱玲在《〈太太万岁〉题记》和《我看苏青》等处也写到这方阳台。在《我看苏青》的末尾，她有一段漂亮的描绘和沉沉的联想：
她走了之后，我一个人在黄昏的阳台上，骤然看见远处的一个高楼，边缘上附着一大块胭脂红，还当是玻璃窗上落日的反光。再一看，却是元宵的月亮，红红地升起来了。我想到：“这是乱世。”晚烟里，上海的边疆微微起伏，虽没有山也像是层峦叠嶂。我想起许多人的命运，连我在内的，有一种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身世之感”普通总是自伤、自怜的意思罢，但我想是可以有更广大的解释的。将来的平安，来到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们的了，我们只能各人就近求得自己的平安。
有人记叙过张爱玲出名之后，有人到六楼去看望她的情形。因为电梯不是24小时开放，有时候就只有爬到六楼，精疲力竭。胡兰成曾经介绍一个张迷去看她。期期艾艾的，见面20分钟就告辞。当作囧事回去给胡兰成汇报，他忽然大笑起来，笑完之后说：有一次，上海有几个作家联袂去看张爱玲。他们走了六层楼，已经把全身力气消耗完了，谈话的时候，他们把态度故意弄得很自然、漂亮、大方。约莫连讲了一刻钟罢，把一些大道理都搬了出来，张爱玲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含笑看着他们，招待他们。……这样一来，作家们觉得空气不对了，逐渐萎缩起来，弄得非常尴尬。自此以后，他们就有裹足不前之势。胡兰成口中讲的几个作家去看张爱玲的故事，很可能是指几个作家爱惜新进作家名声，前来规劝她不要附逆不要给汉奸报刊投稿不要和附逆文人来往（讲大道理）而受到张爱玲漠视的事情。张爱玲一贯远离政治、远离是非、葆有自我的态度令人印象深刻，那时她还只有二十三岁。[15]
公寓，是张爱玲求得平安的处所，她在阳台上看风景、观世情、想人生，又回到书桌上写春秋，写人物的命运。她是一个“公寓人”，是一个公寓里的现代作家。她以公寓为据点，生活在都市，体验着人生。1936年的秋冬之交，她天天出去买菜，作为一个充实的自食其力者。买菜的途中她常有诗意涌出。梧桐树的落叶，慢慢地飘来飞去，在张爱玲的眼里，落叶也有它的爱。天的刀光，老楼尘梦，落叶吻着它地上的影子。像一个中年人似的，它和它的爱，静静地睡在了一起。冬天，大街上的人们穿着带补缀的蓝布衫，她感叹道：“我们中国本来是补丁的国家，连天都是女娲补过的。”外国人画出的中国人总是乐天的，狡猾可爱的打哈哈。难怪中国人中有那么多“琐屑、难堪和失面子的屈服”。那种愉快的空气想起来真教人伤心。
沿街有一个道士在化缘，他敲着竹筒，“托——托——”敲着，敲在张爱玲的心上，她联想道：“时间与空间一样，也有它的值钱地段，也有大片的荒芜。不要说‘寸金难买’了，多少人想为一口苦饭卖掉一生的光阴还没人要。”这是多么令人寒心的事实呀。
张爱玲从公寓到菜场，从咖啡店到商场，在细琐的日常生活中观察体验，因此避免了一般象牙塔中文人咬文嚼字、空洞幻想的积习。买菜归来的女佣、拎着锅送饭的小女孩、剁肉的店伙计及好讲人是非的老板娘，都在她的观察范围之内。一家店铺里，无线电娓娓地唱着申曲，也是同样的入情入理有来有去的家常是非，使她想起一个唱本的开篇：“谯楼初鼓定天下——隐隐谯楼二鼓敲……谯楼三鼓更凄凉……”第一句口气很大，那种由汉唐传下来的万家灯火的中国，景色壮丽，令张爱玲欣喜，然而，也令她忧伤，因为万家灯火“在更声中渐渐静了下来”。
冬日的阳光，硬直的水泥路——“我真快乐我是走在中国的太阳底下。我也喜欢觉得手与脚都是年轻有气力的。而这一切都是连在一起的，不知为什么。快乐的时候，无线电的声音，街上的颜色，仿佛我也都有份；即使忧愁沉淀下去也是中国的泥沙。总之，到底是中国。”
“中国”在张爱玲的心中，不是一个庞大而空洞的理念，而是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处地方、每一个人物、每一桩事件中，虽然也有污秽和创伤，但它是和睦可亲的，有血有肉的。这个公寓女郎，是中国的儿女，她身居公寓，想着中国的日夜——
我的路
走在我自己的国土。
乱纷纷都是自己人；
补了又补，连了又连的，
补丁的彩云的人民。
我的人民，
我的青春，
我真高兴晒着太阳去买菜回来，
沉重累赘的一日三餐。
谯楼初鼓定天下；
安民心，
嘈嘈的烦冤的人声下沉。
沉到底。……
中国，到底。[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