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来是惜墨如金的”
1944年9月，张爱玲的第一部小说集《传奇》出版。收有《金锁记》《倾城之恋》《茉莉香片》《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琉璃瓦》《心经》《年轻的时候》《花凋》《封锁》共十个中短篇作品。对于出书，张爱玲有一种等不及的欲念。她坦诚地对读者道出了她的喜悦：
以前我一直这样想：等我的书出版了，我要走到每一个报摊上去看看，我要我最喜欢的蓝绿的封面给报摊子上开一扇夜蓝的小窗户，人们可以在窗口看月亮，看热闹。我要问报贩，装出不相干的样子：“销路还好吗？——太贵了，这么贵，真还有人买吗？”[11]
战时的上海，物价飞涨，什么都贵，但《传奇》的销路非常好。“初版不到四日，即已告罄，兹再版重印”，《杂志》社在重印的广告中这样宣传说。《传奇》初版封面是张爱玲自己设计的，在中国现代作家中，除了鲁迅，为自己作品设计装帧最多的是张爱玲。后来在香港出的很多书，都是她自己设计的封面。《传奇》初版封面一色的孔雀蓝，没有图案，只印上黑字，不留半点空白，浓稠得使人窒息。姑姑看着充满油墨香味的新书，对她说，你母亲以前最喜欢这种颜色，衣服全是或深或浅的蓝绿色。“遗传就是这样神秘飘忽——我就是这些不相干的地方像她，她的一点长处都没有，气死人了。”[12]
“书再版的时候换了炎樱画的封面，像古绸缎上盘了深色云头，又像黑压压涌起了一个潮头，轻轻落下许多嘈切嘁嚓的浪花。细看却是小的玉连环，有的三三两两勾搭住了，解不开；有的单独像月亮，自归自圆了；有的两个在一起，只淡淡地挨着一点，却已经事过境迁——用来代表书中人相互间关系，也没有什么不可以。”[13]
张爱玲在这个时期，除了是好几个座谈会座上宾以外，还是报刊上被关注的人物。5月的《杂志》上刊登了胡兰成的《评张爱玲》。潘柳黛跟着写了《评胡兰成〈评张爱玲〉》，把胡兰成与张爱玲大大地调侃了一番。她戏谑胡兰成，赞美张爱玲“横看成岭侧成峰”是什么时候“横看”，什么时候“侧看”。还把张爱玲的贵族血统，比喻为大洋里淹死了一只鸡，上海人吃黄浦江的自来水便自说自话是“喝鸡汤”，距离太远到不相干。意在“幽他一默”。
6月20日上海出版的日语《大陆新报》的副刊文化专栏刊载了若江得行的文章《爱，爱玲记》。若江得行是上海中文专科学校东亚同文书院的英国文学教授，他评价张爱玲刚刚发表在《天地》第5期的散文《烬余录》：“她用主观、客观及各种手法巧妙的描写了战时的香港的情况，而且，她特别注重生动的描绘主要人物，手法不同凡响。”[14]这篇散文的日语版也在这家报纸上陆续刊载，翻译者是室伏克拉拉。
1944年8月26日，《传奇》公开面世前几天，下午3点，《杂志》社约请部分作家和学者在康乐酒家举行了一次“《传奇》集评茶会”。出席者除张爱玲与《杂志》社同仁外，还有前云南大学教授袁昌硕先生，谭正璧、尧洛川、钱公侠、谷正魁等作家评论家。谷正魁即沉寂，当时是一位年轻的小说家。[15]爱玲的女友苏青、炎樱也参加了讨论会。
主持人吴江枫首先作开场白：此次邀请诸位，为的是本社最近出版的小说集《传奇》问世后，销路特别好，初版在发行四天内全部卖光，现在预备再版，因此请各位来做一次集体的批评，同时介绍《传奇》的作者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对《传奇》一书发表意见，予以公正的不客气的批评。如有缺点，也请提出来。在作者和出版社方面都非常欢迎。
张爱玲脸上泛着微笑，声音很低，谦虚地说：“欢迎批评，请不客气地赐教。”这天她特意打扮了一下，穿着黄色绸底的上衣，蓝颜色裙子，头发在鬓上卷了一个圈，再长披而下。戴着玳瑁边眼镜，搽着口红，显出沉静庄重的神情。大概每一个初成名的作家在举行个人作品讨论会时都是这样郑重而心喜、紧张而快乐吧。
座谈会上，主持人请袁教授发表意见。他谈了三点。第一，张爱玲描写的技巧非常成熟，书中人物呼之欲出；第二，女作者为女人说话，微妙细腻，真切感人；第三，西洋文学往往以长篇巨制作为衡量作者高低的重要尺度，希望作者早日出长篇。
爱说俏皮话的实斋先生用“妙极”概括他的阅读感受。说看她的作品，通篇看有味，一句句地看也很有味，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
新烫了头发，穿着绿底白花旗袍的苏青女士晚来了几分钟。她风风火火地赶来，喘息未定，就被主持人点名发表意见。她急急地用宁波话说：“我不说，我写下来。”于是摸出纸片，在上面写字。写好后，吴江枫替她念出来：“我读张爱玲的作品，觉得有一种魅力，非急切地吞读下去不可。读下去像听凄幽的音乐，即使是片断地也会感动起来。她的比喻是聪明而巧妙的，有的虽不懂，但也觉得它是可爱的。它的鲜明色彩，又如一幅图画。对于颜色的渲染，连最好的图画也赶不上，也许人间本无此颜色，而张女士真可以说是一个仙才了。我最佩服她，并不是瞎捧。”她的方言难懂，因此这段妙论只好请人代读。一个作家居然当众对别一个作家表示感服，实属不易。她非常直感地道出了张爱玲小说的魅力，从音乐感与绘画美的角度，指出其佳妙处，敏锐而中肯。在谈到阅读感受时，苏青用“吞读”一句非常形象生动地道出了张爱玲的吸引力。
从文而兼商，既写小说也写评论的南容先生在一个比较开阔的背景上谈道：“张爱玲的小说没有通常的文体滥调，她有自己的独特风格。”班公说他最先读到的是爱玲的散文，没想到小说也如此漂亮。他将爱玲与赛珍珠做比较，认为：“张爱玲是一位从西洋来的旅客，观察并描绘着她喜爱的中国。尽管她的笔法在模仿着《红楼梦》或者《金瓶梅》。”这话初步涉及中外文学对作者的影响问题。班公还谈到了张爱玲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他说：“我佩服她炼字炼句的功夫，我喜欢她的矜持。她的小说是一种新的尝试，可是我认为她的散文，她的文体，在中国的文学演进史上，是有她一定的地位的。”
谭惟翰分析了张女士小说的三个特色：用词新鲜，色彩浓厚，比喻巧妙。吴江枫又补充了两点。一是张女士制造氛围的手腕很高，二是作品中“凉”字用得特多，读来有一种忧郁感。谷正魁、钱公侠着重谈到作者对变态人物心理的准确把握。这些看法，都接触到张爱玲小说的一般特点。因是座谈的形式，即席发言，也就未能深入。钱公侠后来还有文章谈道：“她（张爱玲）至今是一个象牙塔里的闺秀。她对于社会层采取一种孤立主义，远远地站开着，绝不与人缠夹，因为她没有苏青女士那样的泼辣大胆，也没有王渊女士那种浑然无我的感觉，人家看她仿佛又远又高，而她就在那远处高处奏出人间天上的音乐。”[16]
座谈会上，还对张爱玲的具体作品进行了点评。班公对《金锁记》《倾城之恋》评价最高，南容以为《沉香屑·第一炉香》最佳。柳雨生的书面发言中认为：以结构论，《年轻的时候》《茉莉香片》最好；以深刻论，《心经》最为惬意。而《金锁记》比《倾城之恋》还要好。对此，爱玲女士自己的看法是：别人喜欢她的《金锁记》和《倾城之恋》，可她自己最中意的是《年轻的时候》，然而很少有人喜欢它；最不满意的是《琉璃瓦》和《心经》，前者浅薄，后者晦涩。真是各有所爱。
那天聚谈会的当事人之一谷正魁后来回忆说：
我记得张爱玲那天穿橙黄绸上装，品蓝色长裙，式样奇特，色彩鲜艳，在当时来说算是“奇装异服”。令人惊异的是她把头发在鬓上绕了一圈，长长地披了下来，遮住半边脸，再戴一副眼镜，望过去只见雪白面庞上两个圆圈和一小团红（搽着唇膏的嘴唇）。她沉静得近似一座玉女石像，庄重得令人起敬。伴同张爱玲一起来的是她的印度女友炎樱，身穿短裤，手戴大手镯，像来自热带的女郎。大家的发言都是溢美之词，称赞张爱玲的技巧和文笔，只有谭正璧谈及内容和人物，很简略。我在会前曾谈过傅雷（笔名迅雨）发表在《万象》上的文章《论张爱玲小说》，他指出张爱玲的作品：“除了男女之外，世界究竟还辽阔得很，人类的情欲也不仅仅限于一二种，假如作者的视线改换一下角度的话，也许会摆脱那种贫血的感伤情调。”我也读过谭正璧撰写的评论张爱玲的文章：“选材尽管不同，气氛总是相似。她的主要人物的一切思想和行动，处处都为情所主宰，所以她或他的行动没有不是出之于疯狂的变态心理，似乎他们的生存是为着情欲……总之，作者是个珍惜人性过于世情的人，所以她始终是个世情的叛逆者，然而在另一方面又跳不出情欲的奴隶。”我同意这两位前辈的见解，在茶话会上也就发表类似的意见。
我还记得，有人在会上问张爱玲，对迅雨和谭正璧的批评有何意见。她说：“我有过答复。”
会后，吴江枫告诉我：张爱玲曾在《新东方》杂志上发表《自己的文章》一文。他找出这本杂志借给我看。文章一开始就提出：她只会写“阿妈”“少奶奶”之流的人物，因为她熟悉。她决不愿意写骑马驰骋草原，“野玫瑰”式的女性。前面是对迅雨和谭正璧而发，后面的举例却是针对我的小说里的人物。我怕引起误会，以为我曾读过她这篇文章，所以在茶话会上故意发言对她反击。会后要求吴江枫伴我去向张爱玲解释。[17]
张爱玲成了明星式人物，也有好事者如《杂志》社热心地让张爱玲与其他行业的明星如影星、舞星交往。1945年春，朝鲜舞蹈家崔承喜来上海，与梅兰芳对谈中国艺术，又与张爱玲等女作家聚谈。崔承喜少女时代即在东京习艺，专研东方乡土舞蹈，后在美洲、欧洲巡回演出，反响颇大，被誉为“日本现代舞后”。1941年来中国，在北京办班教授中国学生。这是她第二次来上海。4月9日，在华懋饭店八楼三号室，她和上海的女作家聚会，张爱玲亦应邀出席，她来得最迟，又穿得古色古香，话虽不多，却引人注目。一篇采访记写道，她穿着桃红色的软缎旗袍，外罩古青铜色背心，缎子绣花鞋，长发披肩，眼镜里的眸子，如她的性格一般沉静。她老注意着崔承喜，有时像没有听人说话，好像要在崔承喜的脸上找出艺术家的趣味来。在被点名发表“高见”时，张爱玲从各类艺术的共通性出发谈到她对艺术规律的理解。她说：
我觉得在文学上，我们也必须先研究西洋的，撷其精华，才能创进。舞蹈音乐亦正如此。[18]
座谈会后，记者还给崔承喜、张爱玲、关露等合影留念。为了这次见面，张爱玲和胡兰成还专程去看了崔承喜的《无敌大将军》《花郎》等演出。有一次看完戏之后外面下起了雨，他们在戏院门口叫了一辆黄包车，放下雨篷后张爱玲穿着雨衣坐在了胡兰成的身上。回来后，她还这样评价崔承喜：“讽刺也是这么好意的，悲剧也还能使人笑。一般的滑稽讽刺从来没有像这样的有同情心的，卓别林的影片算不得的了，不过我还是讨厌里面的一种流浪人的做派。近于中国的名士派，那还是不及崔承喜的这支舞。到底是我们东方的东西最基本。”[19]
这年7月21日，《杂志》月刊社举办“纳凉会”，地点在咸阳路二号，聚会主角是张爱玲和李香兰，一个是当红的女作家，一个是著名的影星。张爱玲的衣服是用祖母一床夹被的被面做成的，象牙色底子上，加上几朵紫黑色的花，头发长长的披在两肩，发上插着青紫的红蝴蝶。陪同爱玲来的有姑姑张茂渊和挚友炎樱，另外的出席者是日本人松本大尉和川喜多长政。川喜的父亲曾在保定军校教书，据说因亲华被日本宪兵杀害。川喜少年寻父而来中国，随后读北大，又到国外留学。1939年代表日方主持上海中华电影公司，据称有不受日方干预的先决条件。李香兰与张爱玲的会面，就有请一流作家、一流演员合作的意思，撮合者既有日本人，也有杂志社。
李香兰的身份很复杂，她本名叫山口淑子，日本人，出生在沈阳，求学于北京，后以唱歌演电影出名。到抗战胜利后以汉奸罪审判她时，人们才知她的真实身份。她主演过日本男子爱中国姑娘的电影，颇有敌伪“和平文艺”的味道，令国人反感。也拍过表现鸦片战争的《万世流芳》，受到好评。这年5月，她在上海举办过三场独唱音乐会，场场爆满。但中华公司的电影业已经停顿了。当《杂志》社人三番五次问张爱玲是否为李香兰写剧本时，张爱玲总是巧妙地谢绝。她的理由是她写的剧本恐怕不合李小姐的个性。但她对未来的东方电影还是有很多的期许，觉得视觉的艺术对东方人是特别的性情相近。
那时的小报对张爱玲的事业与爱情有一些报道，主持人问她的看法，她回答说：“除了有关我的职业道德的，我从来不去辩正。”
又有人问她的恋爱观，她不愿在此多说，只淡淡说道：“就算我有什么意见，也舍不得这样轻易地告诉你的吧？我是个职业文人，而且向来是惜墨如金的，随便说掉了岂不损失太大了吗？”[20]
但在另外的场合，在文章中，在与炎樱、苏青的交谈中，张爱玲却滔滔不绝地谈着爱情……
【注释】
[1]“一曲难忘”，张爱玲1961年作电影剧本名。本章叙40年代中期张爱玲的文学活动。
[2]柯灵：《遥寄张爱玲》，《收获》1984年第3期。
[3]参见邵迎建：《被遗忘的细节——张爱玲、李香兰合影时空考》，《万象》总第37期，2002年6月，第105页。
[4]斯特拉·本森（Stella Benson，1892—1933），英国女权主义者，作家，曾获英国皇家文学协会奖章和法国杰出女性奖，大部分时间在中国度过，病逝于广州，主要著作有《世界内部的世界》《穷人》等。
[5]柯灵：《遥寄张爱玲》。
[6]张爱玲：《流言·自己的文章》。
[7]宋淇（1919—1996），原名宋奇，又名宋悌芬（Steoheb Soong），笔名林以亮，无锡人，戏剧家宋春舫之子。1949年移居香港，就职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主任，曾经担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助理，并与电影界也有很深的渊源。与夏志清、张爱玲、钱钟书、傅雷等均有深交。夏志清最初读张爱玲、钱钟书的作品，便出自宋淇的推荐。
[8]林以亮：《私语张爱玲》，见1981年5月皇冠出版社《昨日今日》。
[9]唐山：《张爱玲与傅雷为何交恶？傅雷出言太重惹恼张爱玲》，《北京晚报》2016年1月22日。
[10]阎红：《张爱玲与傅雷的恩怨》，《中外文摘》2015年第6期。
[11]张爱玲：《传奇再版序》。
[12]张爱玲：《对照记》，第6页。
[13]张爱玲：《传奇再版序》。
[14]藤井省三：《张爱玲文学在日本》。参见张妮妮：《张爱玲小说的日本接受史》，《青年文学家》2015年第6期。
[15]参见沈寂：《张爱玲的苦恋》，《世纪》杂志1998年第1期。
[16]钱公侠：《谈女作家》，《大上海报》1945年7月16日。
[17]沈寂：《张爱玲的苦恋》。
[18]洛川：《崔承喜二次来沪记》，参见唐文标主编《张爱玲资料大全集》第236页。
[19]胡览乘：《张爱玲与左派》。
[20]《纳凉会记》，原载1945年8月《杂志》第15卷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