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志清的佳评
对于20世纪60年代港台地区的第二次“张爱玲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夏志清[13]的张爱玲研究。出版界与评论界并未有意联手，却也此起彼伏，相得益彰。
夏志清早就见过张爱玲，但张爱玲那时却认不得他。夏志清回忆说：
早在1944年夏天，我在一个沪江同学的聚会上，见到过张爱玲。她那时脸色红润，戴了副厚玻璃的眼镜，形象同在照片上看到的不一样。记得她讲起了她那篇少作《牛》。我自己那时专心攻读西洋文学，只看过《西风》上那篇《天才梦》，她的小说一篇也没有看过，不便与她谈话，她对我想来没有印象。[14]
夏志清在另一篇文章中还提到，虽然那天都是沪江和圣约翰的同学慕张爱玲的名而去的，但她站在人群的中心，“好像给人一点缺乏自信的感觉”。张爱玲年轻时候戴着厚镜片，少说也有八九百度。50年代后张爱玲常患眼疾，老出血，与戴隐形眼镜有关。[15]
夏志清后来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从事文学研究与教学。50年代初，他就开始系统研究中国现代小说，并从事英文本《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写作。在读了鲁迅、茅盾、老舍、沈从文等小说名家的主要作品之后，他也读到了张爱玲，他“大为其天才、成就所惊奇”，于是为张爱玲辟以专章，以多于论鲁迅的篇幅讨论张爱玲（中文本“鲁迅”占27页、“张爱玲”占41页）。英文本是1961年出版的，中译全本则出得更晚，但论张爱玲的部分则在1957年就由夏志清的兄长夏济安译出了。[16]
如果说傅雷在40年代的《论张爱玲的小说》是张爱玲研究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的话，那么十多年后夏志清的文章则是第二个里程碑。由于夏志清以小说史的形式且在港台地区文坛影响较大，夏的文章显然比傅雷的文章更多地引起了注意。然而，尽管反响有大小，但两人纯正的艺术眼光和公正学术态度是一致的。他们都不受主流话语的压力和既有研究的羁限，洞见了张爱玲的艺术价值。
夏志清第一次正式地把张爱玲请进了文学史，并给予重要地位，他说：
但是对于一个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的人来说，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仅以短篇小说而论，她的成就堪与英美现代女文豪如曼殊菲尔（Katherine Mans-field）、安泡特（Katherine Anne Portor）、韦尔蒂（Eudora Welty）、麦克勒斯（Carson McCullers）之流相比，有些地方，她恐怕还要高明一筹。《秧歌》在中国小说史上已经是本不朽之作。
在对张爱玲的文学史地位作了这样一番高度评价之后，夏志清还力图概括张爱玲的艺术人格。他的看法是：
一般青年女作家的作品，大多带些顾影自怜神经质的倾向；但张爱玲的作品里却很少看到这种倾向。这原因是她能够享受人生，对于人生小小的乐趣都不肯放过；再则，她对于七情六欲，一开头就有早熟的兴趣，即使在她最痛苦的时候，她都在注意研究它们的动态。她能和珍·奥斯汀一样的涉笔成趣，一样的笔中带刺，但是刮破她滑稽的表面，我们可以看出她的“大悲”——对于人生热情的荒谬与无聊的一种非个人的深刻悲哀。张爱玲一方面有乔叟式享受人生乐趣的襟怀，可是在观察人生处境这方面，她的态度又是老练的、带有悲剧感的——这两种性质的混合，使得这位写《传奇》的年轻作家，成为中国当年文坛上独一无二的人物。
夏志清准确地把握了张爱玲小说的特色：强烈的历史意识、丰富的想象、对人情风俗的熟练处理、对人物性格的深刻揭发，等等。他说：“人的灵魂通常都是给虚荣心和欲望支撑着的，把支撑拿走以后，人变成了什么样子——这是张爱玲的题材。”这个总结和张爱玲谈自己作品的看法是十分一致的。说到《金锁记》，夏志清下了一个惊人而又服人的断语：“这是中国自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
夏志清还简明地探讨了张爱玲与中外文学的关系。他认为，张爱玲受弗洛伊德的影响，还受其他西洋小说的影响，表现在细腻的心理描写和以暗喻充实故事内涵等方面。中国的旧小说也给了她极大影响，她摸透了中国人的脾气，对白也极圆熟。而且，张爱玲继承并发展了《红楼梦》的“闺阁现实主义”风格。[17]
过了一些年，在一本书的序中，夏志清仍然高度评价张爱玲。他说：
以“质”而论，实在可同西洋极少数第一流作家相比而无愧色。隔百年读《秧歌》《赤地之恋》，更使我深信张爱玲是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也是“五四”以来最优秀的作家。别的作家……在文字上，在意象的运用上，在人生观察和透彻方面，实在都不能同张爱玲相比。
……至少在美国，张爱玲即将名列李白、杜甫、吴承恩之侪，成为一位必读作家。[18]
在这篇序中，夏志清还说：“五四时代的作家不如她，民国以前的小说家，除了曹雪芹外，也还有几人在艺术成就上可与张爱玲相比？”文中所言张爱玲在美国已成必读作家，是指美国的一些大学选张爱玲作品为必读书。如张爱玲自译的《金锁记》，被选入夏志清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选》，加州大学教授白区（Cyril Birch）编的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中国文学选读》）的下册，选了《怨女》英文本的头两章，该书是美国各大学普遍采用的教材。
不过，若干年后，夏志清的看法略有一些修改。鉴于张爱玲离开大陆后作品日少，夏志清认为她的创作魄力和创作持久力不够。她60年代以后印出的旧作比新作要多，“文物”一件件出土。夏志清说：“出土文物愈多，我们对四五十年代的张爱玲愈表示敬佩，同时不得不承认近三十年来她创作力之衰退。为此，我们公认她是名列前四五名的现代中国小说作家就够了，不必坚持她为‘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
夏志清说这番话是在1995年。然而，他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70年代的研究张爱玲的文字，可以说开了一代风气。自他论张爱玲始，港台地区年年有张爱玲研究论著出现，从来没有断过。以张爱玲为题写学士、硕士、博士论文的情形已是屡见不鲜的了。而所有的研究，都不能回避夏志清。夏志清有东西方文学的深厚素养，他的张爱玲研究可谓坚实的奠基之作。要想超过他的研究水平，就像要爬上去并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一样难。
余光中充分肯定了夏志清在张爱玲研究史上的独特贡献，他认为张爱玲的“经典化”历程就是从夏志清开始的，充分显示了一个杰出的评论家的可贵胆识。他说：“今日而来推崇张爱玲，似乎理所当然，但是三十多年前在左倾成风的美国评论界，要斩钉截铁肯定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等的成就，到与鲁迅相提并论的地步，却需要智勇兼备的真正学者。一部文学史是由这样的学者写出来的。”[19]
夏志清对张爱玲及现代文学研究是有贡献的，他和张爱玲的文缘也还长着呢。
【注释】
[1]“哀乐中年”，张爱玲40年代末参与编剧但未具名之电影剧本名。本章叙传主进入中年时期的苦乐，故名。
[2]殷允芃，山东滕县人，记者、作家。《天下》杂志创办人。
[3]陈宛茜：《访张爱玲：影响〈天下〉创办人殷允芃最深》，《联合报》2011年6月30日。
[4]以上材料参见殷允芃：《访张爱玲女士》，载《中国人的光辉及其他》，台北志文出版社1971年版。
[5]平鑫涛（1927—2019），男，汉族，江苏常熟人。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主编《联合报》副刊，1954年创办皇冠杂志社，1965年再创皇冠出版社。台湾作家琼瑶之夫，原配林婉珍。著有《苍穹下》，译作有《原野奇侠》《丽秋表姐》等。
[6]平鑫涛：《选择写作选择孤独》，1995年9月10日台北《联合报》副刊。
[7]张爱玲：《关于“笑声旧痕”》，《张爱玲全集》第13卷《续集》。
[8]平鑫涛：《选择写作选择孤独》，1995年9月10日台北《联合报》副刊。
[9]司马新：《张爱玲在美国》，第108页。
[10]陈世骧（1912—1971），字子龙，号石湘，祖籍河北滦县。幼承家学，后入北京大学主修英国文学，1932年获文学学士。1936年起任北京大学和湖南大学讲师。1941年赴美深造，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专攻中西文学理论。1945年起，陈世骧长期执教于伯克利加州大学（UC Berkeley）东方语文学系，先后任助理教授、副教授和教授，主讲中国古典文学和中西比较文学，并协助筹建该校比较文学系。著有《陈世骧文存》。
[11]参见庄信正：《初识张爱玲》，《明报》月刊1995年10月号。
[12]参见水晶《张爱玲的小说艺术》，第34页。
[13]夏志清（1921—2013），中国文学评论家，教授。江苏吴县（今苏州）人，生于上海浦东的一个银行职员家庭。1942年毕业于沪江大学英文系。1946年9月随长兄夏济安至北京大学任助教，醉心于西欧古典文学，因研究威廉·布莱克档案论文脱颖而出，取得留美奖学金至耶鲁大学攻读英文硕士、博士。在纽约州立学院任教时，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又称洛氏基金会）赞助，完成《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书，奠定他学者评论家的地位。1961年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席。
[14]《超人才华，绝世凄凉》，1995年9月12日、13日《中国时报》。
[15]夏志清：《初见张爱玲·喜逢刘金川》，台北《联合报·副刊》，1999年3月21—22日。
[16]分别以《张爱玲的短篇小说》和《评〈秧歌〉》为题，载于同年《文学杂志》二卷四期、六期。
[17]参见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
[18]水晶：《张爱玲的小说艺术》序。
[19]《何曾千里共婵娟》，台北《“中央”日报》1995年9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