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虎耳经》文本简介

1.1 　《虎耳经》文本简介

《虎耳经》今生故事发生在佛陀住在舍卫城祇树给孤独园时，阿难（Ānanda）向一位名为本性的女子讨水喝。这位女子属于四种姓之外的旃陀罗（Caala）种姓，摩登伽（Mātaga）部族。印度古代种姓制度森严，阿难跨越种姓向本性女求水时的行为言语打动了女子的心。于是，该女子迷恋上阿难，请自己的母亲帮忙用咒语劫来阿难，对他穷追不舍。阿难请求世尊（Bhagavat）解除困厄，世尊使女子自行剃度，加入僧团。为解答众人关于低种姓能不能加入僧团的疑问，世尊给众人讲述前世一位大婆罗门莲花实（Pukasārin）考问旃陀罗王帝腾伽（Triśaku）的故事。帝腾伽王不惧莲花实的问难，以自己渊博的吠陀、星占学知识，对种姓制度做新的阐释，赢得了大婆罗门的认可，为王子虎耳ārdūlakara）赢得了大婆罗门的女儿本性为妻。最后世尊道破前世与今生的因果相应，教化众人。此经的梵文精校本^[2]中，一半篇幅是大婆罗门与旃陀罗王对话之中的星占内容，包含丰富多样的占卜以及印度早期历法，内容包括星宿的名称、特征，昼夜分数、长短时节、刹那分数，长度单位、金子重量单位、谷物体积单位，生于诸宿日者的命运，于诸宿日所建城市的预言，于诸宿日夏季最后一个月降雨的预言，于诸宿日发生月蚀的预言，在诸宿日宜与不宜之事，朔望昼夜分数、日影长短、时节变换，地震后果的预言，囚犯获得释放的预言，生于诸宿日者的善恶特点，等等。

摩登女故事，为唐朝以来广受欢迎而被现代学界公认为中国本土撰述的《楞严经》所引用之后^[3]，得到保存与流传。为《楞严经》所配图画中，常会出现本性比丘尼与佛弟子阿难的图像。元明话本中也有一些以此故事为原型的创作，直到现代还有尚小云戏剧《摩登伽女》，张大千临摹石窟壁画^[4]的摩登女等艺术形象^[5]。在中亚古城木鹿（Merv）出土的梵文佛教譬喻经话本提纲中，也有摩登伽故事的简略本^[6]，可见此故事曾经在中亚流行。摩登女故事在汉地与中亚是文艺创作的灵感来源，而在印度本土，该故事长时间地淹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1933年至1938年间，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将阿难与摩登女的故事创作成为一部孟加拉歌舞剧，名为旃陀罗女（孟加拉语拼写Caalikā，英语拼写Chandalika）。由此，印度文化界才获知了这个有趣的故事，后来该剧被翻译为英语和各种印度现代语种，直到今天还在全世界范围内不时演出^[7]。在汉译泰戈尔作品中，该剧名为《昌达尔姑娘》，活跃在中国舞台上。

《印度文学史》的作者温特尼兹（Winternitz）称阿难与旃陀罗女的故事是佛教文学中最有趣的故事，他对故事本身进行了翻译，并对其进行了研究^[8]。故事有三个切入点：①今生故事中旃陀罗女子爱恋阿难穷追不舍，阿难作为僧人不能回应，如何化解这个矛盾；②前世故事中，旃陀罗王帝腾伽为儿子向大婆罗门莲花实求亲，因种姓差别而无法实现；③旃陀罗王与大婆罗门展开辩论，重新阐释种姓，追溯吠陀源流，列举星占预言^[9]。前两个切入点，通常为佛教文学的研究者所注意到；后一个切入点，通常为天文学史的研究者所注意到。本书希望结合这两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在《虎耳经》这一专题研究兼容并蓄。

，śārdūla指虎、狮、豹等猛兽，kara 指耳朵，前两个词组成的复合词虎耳，是阿难前世——旃陀罗王子的名字。在《摩登伽经》中汉译为“狮子耳”，在藏译本中为“stag sna（虎耳）”，尊重梵文原文，参考藏译本的直译风格，本书取“虎耳”这一译法。本书中的《虎耳譬喻经》是个统称，是根据梵文题名ārdūlakarāvadāna与藏文题名sTag rna'i rtogs pa brjod pa直译而来的，既体现了文献的体裁——譬喻经，也反映了故事的主人公之一——虎耳。在汉传大藏经中检索，汉译佛经历史上没有出现《虎耳譬喻经》的经名。汉文译本种种，包含了星占部分的主要是两部，《摩登伽经》与《舍头谏太子二十八宿经》。《摩登伽经》题名的“摩登伽”，乃是mātaga 的音译，是今生故事中旃陀罗女及其母亲所在的部族，在前世是一位名为莲花实的大婆罗门。《舍头谏太子二十八宿经》题名中的“舍头谏”是前世故事中旃陀罗王子的梵文名称的音译。ārdūlakara 义译是“虎耳”，音译是“舍头谏”^[10]。众所周知，在印度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像中国这种统一程度很高的国家，所谓的王的儿子只能称为王子，不能称为皇帝的接班人——太子。从语言、版本、历史、文化等多重角度考虑，此譬喻经的主角名称汉译定为“虎耳”王子。

Avadāna，意思是指英雄事迹或成就，传统上佛教文献汉译为“譬喻”，指一种特殊的佛教文献体裁，描述佛与佛弟子的前世今生的不凡事迹，同时有教化世人的道德作用。温特尼兹在《印度文学史》中认为，本生（jātaka）指佛自身的英雄事迹，也是譬喻经的一种，可以称为菩萨譬喻（Buddhisattvaavadāna）^[11]。题名ārdūlakarāvadāna 在本书中译为“虎耳譬喻经”，虽异于历史文献中的多种汉译译名，但较为贴合梵、藏题名，也能直接体现文献的“譬喻经”这种体裁，可用来代指各种文字书写的详略不等的《虎耳譬喻经》版本。

譬喻作为一种佛经文献体裁，乃十二分教的一种。十二分教（Dvādaśāga-buddhavacana）乃佛陀所说法，依其形式与内容分成十二种类：契经（sūtra）、应颂（geya）、记别（vyākaraa）、讽颂（gāthā）、自说（udāna）、因缘（nidāna）、譬喻（avadāna）、本事（itivttaka）、本生（jātaka）、方广（vajpulya）、希法（adbhutadharma）、论议（upadeśa）。此十二部，是较早产生的佛教文献种类，大小乘共通。印顺法师总结说，九分教先，十二分教后，“九分教”加“因缘”“譬喻”“论议”，就是“十二分教”^[12]。譬喻不在九分教中，本生在其中。按照温特尼兹的说法，本生也是譬喻的一种，可以说譬喻是最早的一种佛教文献体裁^[13]。

台湾学者丁敏将譬喻故事分为如下几类：譬喻本事、譬喻本生、授记、譬喻授记、现在譬喻。按照她的分类，《虎耳譬喻经》是将今生故事与前世故事连接起来的类型，即譬喻本事。由于前世故事中出现了佛陀和佛弟子阿难，狭义上说《虎耳经》是譬喻本生。广义上说，本生是本事的一种，《虎耳譬喻经》题名中又出现了“譬喻”二字，根据丁敏的分类它算是一种譬喻本事^[14]。

《虎耳譬喻经》前世故事中包含的星占部分，以旃陀罗王与大婆罗门之间对话的形式呈现，一问一答。此种对话体的文献，发问起着提纲挈领的作用，回答则根据内容有详有略，一个主题接续一个主题依次地介绍星占知识。譬喻经中发问的是大婆罗门，类似于一般印度知识文献（śāstra）中学生的身份，回答的是旃陀罗王，类似于老师的身份。《虎耳经》论述很详细，就星占的一个主题，有几行或几页的篇幅。一问一答，无限的发散与随手拈来的比喻是佛经的叙述手法和风格，也是印度知识文献的特色。

对话文体在希腊、印度、中国等古代文献中广泛存在，是由于记言的传统导致^[15]，还是与自身对话有助于将复杂事物表达清楚的心理语言学现象^[16]，得具体分析。《虎耳经》中的占卜对话，发生在旃陀罗国王帝腾伽与大婆罗门莲花实之间，二者是佛陀往世故事中的人物角色，多半属于虚构。印度星占知识多在特别的婆罗门家族男性中传承，并非普通印度人所能获知。由此两方面推测，《虎耳经》中对话形式的占卜知识应该不是真实的对话记载，而是为将星占内容表达清楚而使用的对话这一体裁。

传统婆罗门教的占卜类文献，分类具有一定印度特色，如《竭伽^[17]集》（Gargasahitā）以支（aga）划分，《广集》（atsahitā）以章（adhyāya）划分。《虎耳经》的汉译《摩登伽经》占星内容，所用记述方式是：“大婆罗门，今我更说日月薄蚀吉凶之相……此则名为薄蚀之相。如其体性，我已分别。”^[18]若干个预言主题合为一品。而《虎耳经》梵文精校本的叙述模式如下：“喂，莲花实，我将说二十八星宿为罗睺所捉时成熟的果……如是，婆罗门，这就是在某星宿月蚀的时候在某地区发生的灾祸。罗睺所捉时成熟的果一章说完了。”^[19]梵本按章节叙述，与经典占卜类作品《广集》章节叙述的方式相同^[20]。汉译本《摩登伽经》则分为说星图品、观灾祥品、明时分别品等若干品，品名并不能与其内容相吻合。由此推测，汉译本《摩登伽经》每一品的标题可能是译者后来加在原本之上的，而《虎耳经》梵文本的叙述方式是按照章节进行的。

佛教文献在平格里（David Pingree）整理的印度星占文献中出现有二：一是1241年斯里兰卡僧人撰写的《天学如意神牛》（Daivajñakāmadhenu），一部百科全书式作品；二是《虎耳譬喻经》，是平格里分类中三类占卜文献的开山之作，意义非凡。占卜文献指的是占卜（sahitā）、测命（jātaka）、择吉（muhūrta）三大类文献。

从传统星占文献的划分法来说，《虎耳经》涉及三类文献，最主要的是宏观占卜的集（sahitā），其次是讲个人生辰星占的火罗（horā），再次是天文学（gaita）部分。《虎耳经》是生辰星占中存世的最早文献^[21]。《虎耳经》是自吠陀以来详细论述宏观预言的一部文献，在集（sahitā）类丛书里，排在《竭伽集》（Gargasahitā）之前，更在六世纪的《广集》（Bhatsahitā）之前。按照平格里的划分，这部文献反映了天文学的第二个阶段，即属于吠陀阶段之后的巴比伦时期（约400 B.C.E—200 C.E）的天文学水平，用星宿坐标来描述日月的位置，而非以星座。《虎耳经》中的天文学部分，主要指记载的季节、昼夜时分的划分，以及度量衡单位的内容。上述三者之外，后世流行的择吉类文献原型也出现在《虎耳譬喻经》中，如“月离某宿，宜与不宜之事”之类的卜辞。二三世纪的《臾那星占书》（Yavanajātaka）和《竭伽集》（Gargasahitā）中也有择吉的相关记载。再后来这类文献在印度单列出来，称为牟呼栗多（muhūrta），与所谓的希腊择吉星占学相对应，成为一大类占卜书。相对于后面越分越细的星占学众多分支来说，这部汇集了集，火罗，天文、牟呼栗多的《虎耳经》可称得上印度星占文献的一个“源”，启发了后世的“流”。

佛经《虎耳譬喻经》中出现来自婆罗门系统的星占史料，是个不寻常的案例，但并非独一无二。从包含的星占史料的汉文佛经文献来看，影响最大的《宿曜经》（《文殊师利菩萨及诸仙所说吉凶时日善恶宿曜经》的简称）是重视密法和仪轨的唐代密宗影响下产生的特色文献。在《大正藏》的密教部类，陀罗尼经典一类的1299 号到1312 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宿曜吉凶法”。此类经包含^[22]：

1299 文殊师利菩萨及诸仙所说吉凶时日善恶宿曜经二卷；

1300 摩登伽经二卷；

1301 舍头谏太子二十八宿经一卷；

1302 诸星母陀罗尼经一卷；

1303 佛说圣曜母陀罗尼经一卷；

1304 宿曜仪轨宿曜仪轨一卷；

1305 北斗七星念诵仪轨一卷；

1306 北斗七星护摩秘要仪轨一卷；

1307 佛说北斗七星命经一卷；

1308 七曜攘灾决二卷；

1309 七曜星辰别行法一卷；

1310 北斗七星护摩法一卷；

1311 梵天火罗九曜一卷；

1312 难你计湿啰天说支轮经一卷。

“宿曜吉凶法”一类主要涵盖了佛经中根据曜（行星）与宿（星宿）来占卜人间吉凶的文献。在古代，占卜是百姓生活中择吉禳灾，从现代意义上来说，该类文献包含了古代的天文历法、宗教仪轨、社会生活等多方面的史料，对于认识古代科技水平、了解古人的关切与忧虑等文化心理具有重要的意义。除了这个部类之外，还有散在密教类经典的占卜文献，也有如《大方等大集经》不隶属于《大正藏·密教部》的经典。《大正藏》编纂体下，流露出对于星宿占卜类文书处理把握不准的痕迹^[23]。

根据《汉语大词典》的释义，星宿占卜有关的词有三个：占星；占星术；星占。

占星（zhānxīng）有两个义项：①观察星象以推断吉凶，此义项与占星术相关；②以观察星象占卜吉凶为业的人。此义项最早出现在西汉司马迁《史记》中。

占星术（zhānxīngshù），定义：以观察星辰的运行、位置、颜色、亮度、芒角以及星辰之间的关系，来推测人事变化的一种方术。曾流行于古代各国。在我国，始于春秋，《国语》《左传》中多有记载。占星术虽始于巫祝，但对古代天文学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星占（xīngzhān），指占星术。

“星占”与“占星”一词相比，是名词而不是动词，出现在文献标题中较多。“星占”与“占星术”内涵一样，但似乎更加正式规范一些。

广义上来看，汉文佛经中，无论是根据星宿占卜的宿占还是根据行星占卜的曜占，在古代印度都属于名为Jyotiśāstra的文献。中国古代佛经文献，记载着印度社会的星占（Jyotia）知识。

《金七十论》卷一：

何者名为智？智有二种：一外智，二内智。外智者，六皮陀分，一式叉论，二毘伽罗论，三劫波论，四树底（张履反）论，五阐陀论，六尼罗多论，此六处智名为外。内智者，谓三德及我^[24]。

《百论疏》卷一：

二者，智慧有二种：一外智，二内智。外智者，谓六种论：一式叉论，二毘伽罗论，三劫波论，四树提论，五阐陀论，六尼罗多论。知此六论，名为外智。内智者，谓三德自性我及异智^[25]。

《百论疏》卷一：

六论者。一式叉论释六十四能法。二毘伽罗论释诸音声法。三柯刺波论释诸天仙上古以来因缘名字。四竖底（张理反）沙论释天文地理算数等法。五阐陀论释作首卢迦法。佛弟子五通仙第说偈名首卢迦（强河反）。六尼鹿多论释立一切物名因缘^[26]。

《金七十论》中提到树底（提）论，《百论疏》提到了树提论、竖底沙论，皆称是解释天文、地理、算数等的学科。此论究竟为何，得从印度知识分类说起。

传统意义上，印度的知识^[27]（vidyā）分为十四种：四吠陀，六吠陀支（Vedāga），前世书，弥曼差（Mīmāa），量论（Nyāya），法（Dharma），若再加上四副吠陀（Upaveda），构成了十八种的印度知识文献。其中Vedāga 一词，拆分是Veda的aga，吠陀的肢体，吠陀的支流。六吠陀支^[28]分别是：①发音学ikā），是指吠陀文献如何发音的学问；②仪轨学（Kalpa），指对于仪式或者祭祀规定合适的仪轨；③语法学（Vyākaraa），指自波你尼《八章书》肇端的规范的梵语语法体系；④词源学（Nirukta），解释或者从词源上翻译一个梵语词；⑤韵律学（Chandas），吠陀诗句的音韵；⑥星占学（Jyotia），从天体运行来预测人间吉凶的学科。六吠陀支是为了学习吠陀而出现的，当这些知识发展到一定程度便成为一个单独的学科。树提论，树底沙论，皆为Jyotiśāstra的翻译，指印度古代的星占文献，依照印度文献题材可译为星论。

星占学，传统上是婆罗门专有的知识，一般只在特别的婆罗门家族内部传承。星占知识，如何进入了佛经，值得进一步探究。印度的文献，从吠陀开始的三千多年间一直处于“口相传授”的状态。

法显本求戒律。而北天竺诸国，皆师师口传无本可写。……亦皆师师口相传授，不书之于文字^[29]。

公元五世纪，法显在印度期间，希望求得佛经梵本，很是不易，因为印度人习惯口传的传统，少有书写的习惯。

自外杂类，故宜远矣。所尊典诰，有四薛陀书，可十万颂。薛陀是明解义。先云围陀者，讹也。咸悉口相传授，而不书之于纸叶。每有聪明婆罗门，诵斯十万，即如西方相承有学聪明法^[30]。

公元七世纪，义净在印度期间，所见到四吠陀仍然是口传的。

其四鞞陀可十万颂，口相传授，不书纸叶。于娑磨中，自有六支：一式叉论（此云学），二毗罗论（此云记论），三劫波论，四树提论，五阐提论（此云词论，谓善释训达诸方音也），六尼罗多论，文言六群共他物，广雅为，赌也^[31]。

于唐开元二十一年（733）还健在的僧人定宾，所知六吠陀支，是以口传的形式在传播，占星吠陀支也在其中。如此，我们可以推测，如《虎耳经》一样包含早期星占史料的佛教譬喻经早期定然是以口传的形式在传播的。

文本简介中，探讨了《虎耳经》前世今生故事的内容、题材与体裁的独特性，也探析了包含于故事中的星占知识在印度传统天文文献和佛教文献中的价值和意义。在《虎耳经》现存世的梵藏汉诸本中，汉译本的年代是最早的，最早可以上溯到竺法护生活的西晋时代^[32]。印度的星占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到中国？传播过程中哪些元素产生了改变，哪些元素保持了原样？文本传播过程中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改变？这些是笔者在本书中探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