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3 结论
表3.1为《虎耳经》中关于漏刻法的记载。
表3.1 《虎耳经》中关于漏刻法的记载
比较这三个文本关于漏刻的记载，有一些共同点：同样都是描述泄水型漏壶，将水漏出去，而不是让水渗进来；同样都是用金子做成的小管接水（藏文本只说金子，没有提到小管）。金子硬度比较小，在冶炼技术有限的古代，金子是比较合适制作成那样的小管的金属材料。
这三个文本以及其他古代的印度漏刻文献的要点主要是两个，一个是盛多少水，作为一个时间单位水流量；一个是钻多大的孔，用来控制水流的速度。
第一需要注意的，是罐子里盛多少水用尽是一刻。梵文本是两百婆罗，《摩登伽经》本是五升，藏译本是一百两。《虎耳经》梵文精校本中，液体度量单位换算，二十四婆罗是一摩揭陀升（prastha）[46]，那么两百婆罗是八又三分之一升，按照一升等于四分之一ā
haka的进制，这相当于二又十二分之一的ā
haka（汉译为斗）。《摩登伽经》译本清楚地说明了是五升。根据第二章中对于《摩登伽经》的考证，可以将此经出现的时间，断在《出三藏记集》（494—515年）与法经《众经目录》（594 年）之间，就是515—594 年间，即南北朝至隋。这一期间，度量衡变化多，增幅大，很难弄清楚是哪一时期的五升。藏译本中说是一百两的水，srang 汉译的话就是两，汉译的两在《虎耳经》中对应的是梵文中的婆罗（pala），就是说梵文本是盛两百婆罗的水，藏译本中是盛一百婆罗的水。这个差别，有可能是翻译中度量衡对应的差异造成的；也有可能是漏刻仪器传入藏区后因地制宜被改造的结果；当然也可能是译者或抄手的错误而导致，因缺乏实物证据，笔者尚不能下结论。
第二需要关注的是水流的速度，这是用壶（gha
ikā）或管（nālikā）上的孔的大小来控制的。推测这种滴漏装置，有几种模型：①壶中装水，用小管接续，以控制水流速度。《虎耳经》梵文本中，小管是用nālikā 表示的，这个nālikā词源上来讲就是从nala（空管）来的，nala变为nālī后专指小管。梵文本中的nālika，是由长度为四指的金筹（suvar
aśalāka）做成，四指的长度不小，质量很小，说明很细。那么这样制成的均匀粗细的小管，管的内径肯定是很小的。用这样细的小管，就可以让水一滴一滴流下来，控制水的流速。汉译本中，四寸高的圆筒（即圆管类物件）在瓶子下方（接水），此筒是六铢黄金做成。铢是很轻的重量，六铢做成四寸高的圆管，管的内径必然也是很小的，故而这样的小管肯定也是用来调节水的流量的。藏译本是说把重量很小的四指长的金子放在瓶子底部，并没有清楚说明金子是做成管还是别的什么。四指长的金子，当然也有可能是调节水速的小管。这种模型可以解释汉译本中的“筩”[47]，但梵文本与藏文本并没有明确说明是小管。同时，因为水流速度只要控制壶上之孔的大小就可以控制了，用一根导流的小管似乎在仪器设计上是多此一举。②一种漏壶模型是壶中装水，钻一小孔让水漏出，孔的大小由一撮重量、四指长的金筹的直径来决定。金是硬度不大的金属，五世纪以后描述的壶都是用铜制成的，所以如果是用金针来钻孔，显然物理上是不能实现的。故有学者解释说是，一根如此粗细的金针能穿过这个孔，所制造的孔就符合24分钟漏完一壶水的要求了。这是一种解释，但总是让人觉得这根印度人费心描述的金筹似乎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再度思考壶与孔的关系，《虎耳经》文献中所描述漏壶是一个泄水型漏壶，与义净描述的进水型漏壶是不一样的。进水型漏壶，将铜碗放进水里就开始进水，计时开始，碗中水满，沉下水面，一刻计时结束。而泄水型漏壶的话，先要把水装满漏壶才能开始计时，一壶水漏完，一刻计时结束，这是一个有孔的漏壶，要如何把水装满漏壶呢？与孔的直径完全吻合的金筹起作用了。灌水的时候，将金筹作为塞子[48]在壶上的孔里，水就不会漏出来，等装满了水，就拔掉金筹，开始漏水，计时开始，漏完一壶水，一刻计时结束。这种模型不能解释汉译本中的“筩”，但比较符合梵藏文本，比较能解释梵藏文本中的记载。
总体来看，关于漏刻法的记载，梵藏汉文本基本一致，说明藏汉译者充分理解了原本的意思，后期抄写的尼泊尔梵本也比较好地沿袭了以前的传统。从内容比较上来说，尼泊尔梵文精校本、汉译本《摩登伽经》、藏译本这三个文献的关系比较接近，再结合本论文第2 章中对于文本断代的讨论，可知公元四五世纪的《摩登伽经》、公元九世纪前期的藏译本、十七世纪以后的尼泊尔本，在文本源流上有着比较近的亲缘关系。
中亚本残，根据缺失的音节数，可知文本并不包含这一部分，竺法护译《舍头谏经》中也无此部分。结合以前文献分析的背景[49]，可以推测中亚的传承系统中没有这一漏刻法。
将《虎耳经》中的第二套时间换算单位整理，并参照《占星吠陀支》与《利论》（见表3.2）。
表3.2 漏刻法基础上的时间换算
〔2〕 S.K.Mukherjee.Veda
gajyoti
a of Lagadha［M］.Delhi，2005：39.
〔3〕 Chapter XX.The text was originally input by Muneo Tokunaga in June 1992；Proof-read by the following members of the Joint Seminar on “Law（dharma）and Society in Classical India”（coordinated by Y.Ikari at the 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 Humanities，Kyoto University）in March 1993：Akihiko Akamatsu，Yasuke Ikari，Fumio Enomoto，Katsuhiko Kamimura，Toshifumi Goto，Jun Takashima，Hideaki Nakatani，Takao Hayashi，Masato Fujii，Toru Funayama，Michio Yano，and Nobuyuki Watase.The e-text is based on R.P.Kangle's edition：The Kaut Titiiya Arthaz Astra，Acritical Edtion with a Glossary，Second edition，University of Bombay 1969.
关于时间单位的换算，《舍头谏经》与其他三个版本很不一样。值得一提的是，竺法护翻译的“时”这个单位，对应的应该是kalā 这个词，译者是否将kalā看成了kāla呢？当然也有可能在他的时代，这两个词在拼写上是一样的。《虎耳经》其他三个版本比较一致，只是在罗婆、迦啅、迦罗之间，《摩登伽经》本与其他两个版本不一样，尼泊尔本与《虎耳经》藏译则完全一致。而这些时间单位在《占星吠陀支》《利论》里就已作为时间单位，说明这它们是很古老的[50]。
由漏刻法与时间单位换算可知，《虎耳经》关于漏刻法相关内容的记载填补了公元前四世纪到公元后五世纪之间的文献空白。《虎耳经》中亚梵本以及来自中亚的《舍头谏经》中都没有漏刻法这一部分。《舍头谏经》虽然保存了漏刻法基础上的度量单位，但是相对描述很简单。说明当时印度星占从中亚向东传播的时候，内容可能是被拣择过的。
值得关注的是《摩登伽经》对于相关记载的翻译这个译本准确无误地说明了印度漏刻法。由相关译文可以看出，译者并没有拘泥从文字的翻译，而是在对原文所描述的漏刻法真正了解之后，才着手翻译。而汉地流行的原理相同的漏刻法（泄水式）恐怕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翻译家加深了对原文的理解。
根据第2章的讨论，《虎耳经》的藏译可能是公元九世纪藏传佛教前弘期释迦光等译师的作品。该藏译本与尼泊尔梵文精校本非常接近，由此推测印度的历法要素可能在十一世纪时轮历进入藏地之前就有一定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