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汉译佛经目录中的《虎耳经》
厘清了佛经故事，再来探究《虎耳经》不同版本的内容和断代。讨论《虎耳经》的汉译，首先要从古人的佛经目录入手。
最早的公元494年至515年梁僧祐编纂的目录《出三藏记集》中记载了此经的五个译本：
虎耳意经[13]一卷，又名二十八宿经，竺法护译，僧佑时阙；
阿难为蛊道呪经一卷（旧录云阿难为蛊道所呪经），为新集安公关中异经；
舍头谏太子二十八宿经一卷（旧录云舍头谏经，一名虎耳）；
摩邹女经一卷；摩邓女经一卷（抄与摩邹女同）。
《出三藏记集》中已经出现《虎耳意经》，记录是竺法护译，当时僧祐认为已经缺失。《舍头谏太子二十八宿经一卷》，旧录称为《舍头谏经》或《虎耳》，但僧祐认为这部经已经不知译者了。《摩邓女经》也已经出现，说是抄的《摩邹女经》，而这二经僧祐认为是出自四阿含、《六度集经》、《道地经》、《大集经》、《出曜经》、《贤愚经》、《譬喻经》、《本生经》之类的作品。僧祐的推论有一定合理性，因为《摩邓女经》也只是譬喻故事，并不包含星占。值得注意的是，此目录中尚未出现《摩登伽经》。
594年隋法经《众经目录》有此经的四个版本。
舍头谏经一卷（亦名太子二十八宿经，或名虎耳意经）（晋永嘉年竺法护译）；
摩登伽经二卷，同本异译；
摩登女经一卷（一名摩耶女经一，名阿难为蛊道所说经）；
摩登女解形中六事经一卷，是摩登迦经别品重出。
六世纪末的《众经目录》中开始出现后期《大正藏》经录中通常列举的四部独立译本，《舍头谏经》《摩登伽经》《摩登女经》《摩登女解形中六事经》。《舍头谏经》的别名还有《太子二十八宿经》与《虎耳意经》，作者是竺法护。在《出三藏记集》中没有的《摩登伽经》，存在于法经《众经目录》之中，而且作者认为《摩登伽经》与《舍头谏经》是同本异译。但是，《摩登伽经》在《众经目录》中尚未归为支谦与竺律炎所译。
597年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多次重复记载，统共提到此经的四个版本：
舍头谏经一卷（初出。见旧录亦云舍头谏太子明[14]二十八宿经，亦云太子明星二十八宿经，亦云虎耳经），摩邓女经一卷（或云摩邹女），安世高译经；
舍头谏经一卷（亦云大[15]子二十八宿经，亦云虎耳意经，与摩登伽经同本异出，第二译。与汉世安世高所出者小异，见释道安录），竺法护译经；
摩登伽经二卷，舍头谏经一卷，太子二十八宿经一卷，虎耳意经一卷，上四经同本别译异名，小乘修多罗有译录；
摩登女经一卷（一名摩邓女经，一名阿难为蛊道所呪经），摩登女解形中六事经一卷（上二经同本别译异名），小乘修多罗失译录。
与其他经一样，《虎耳经》译本的记录在《历代三宝记》中增加了几倍。《摩邓女经》被费长房认为是安世高译经，甚至《舍头谏经一卷本》也被误认为是安世高译经。但同时，有竺法护《舍头谏经一卷本》的记录。费长房录诚实地记载道竺法护《舍头谏经一卷本》的记录来自之前的《释道安录》。费长房认为，《摩登女解形中六事经一卷》与《摩邓女经》是同本别译异名，都属于小乘经。《摩登伽经》在《历代三宝记》中尚未归为支谦、竺律炎译本。
664年释道宣《大唐内典录》中记载了五个版本。
舍头谏经（初出，见旧录，云舍头谏太子明二十八宿经，一云太子明星二十八宿经，一云虎耳经），安世高译；
摩邓女经（一名摩登女经，一名阿难为蛊道女说经），安世高译；
舍头谏经一卷（亦云太子二十八宿经，亦云虎耳意经，与摩登伽经同本异，出第二译，与汉世安世高所出者小异，见释道安录），竺法护译；
舍头谏经（二十六纸，一名太子二十八宿经，一名虎耳太子经），西晋永嘉年竺法护译，与摩登伽经（三卷或二卷三十二纸，上二经同本别出），宋时求那跋陀罗于杨都译；
摩邓女经（二纸，一名摩登女经，又一名阿难为蛊道女惑经），摩登女解形中六事经（三纸，上二经同本别出），东晋佛陀跋陀罗共法显于杨都译。
《大唐内典录》承袭了《历代三宝记》的说法，认为《舍头谏经》与《摩邓女经》都有安世高译本。与之前目录相比有所创新的是，《大唐内典录》认为《摩登伽经》是宋求那跋陀罗在杨都[16]所译，《摩邓女经》与《摩登女解形中六事经》是东晋佛陀跋陀罗共法显于杨都翻译。这个有所创新的论断，在前后的经录中都无法见到。
665年唐释静泰《众经目录》中较《历代三宝记》保守，记载了四个版本：
舍头谏经一卷（亦名太子二十八宿经，或名虎耳太子经，二十六纸），晋永嘉年竺法护译；摩登伽经三卷（或二卷三十二纸），右二经[17]同本异译[18]；
摩邓女经一卷（一名摩登女经，一名阿难为蛊道所说经，三纸），摩登女解形中六事经一卷（三纸），右二经同本异译。
《众经目录》中四个《虎耳经》版本都是目前《大正藏》中的独立译本，属于他所分类的“小乘经重翻”。释静泰编写《众经目录》时比较严谨，他认为《舍头谏经一卷本》是竺法护译本，《摩登伽经三卷本》译者未知，这两者内容篇幅相近，是同本异译。《摩邓女经一卷》与《摩登女解形中六事经一卷》译者未知，判断为同本异译。
730年智升《开元释教录》，尽管不止一处记载，《大正藏》中现存的四个《虎耳经》独立译本似乎已成定论：
摩邓女经一卷（一名阿难为蛊道女惑经），后汉安息三藏安世高译（第一译）；
摩登女解形中六事经一卷，失译（今附东晋录第五译）；
摩登伽经三卷（或二卷），吴天竺沙门竺律炎共支谦译（出法上录第三译）；
舍头谏经一卷（一名太子二十八宿经一名虎耳经），西晋三藏竺法护译第四译；
右四经同本异译（前之二经，但是后经一品，前后五译，一译阙本）。
智升在《开元释教录》中总共记载了五个译本，除了《摩邓女经》《摩登女解形中六事经》《摩登伽经》《舍头谏经》这四个译本外，他把《阿难为蛊道女惑经当》做是所阙的第二个版本。《摩登伽经》为支谦共竺律炎译，在《开元释教录》中成为定论，而这种说法出自法上录（法上，北朝僧人，495—580）。《摩登伽经》同一经划分为三卷或者两卷[19]，智升也对此有了定论。《舍头谏经》不再归于安世高，而是归于竺法护，算是对于前面目录如《历代三宝记》《大唐内典录》的矫正。《摩邓女经一卷》为安世高所译，也成为定论，《大正藏》沿袭了这种说法。
上述经录中对于《舍头谏经》的记载是比较一致的。《出三藏记集》对于《舍头谏经》有记载，但是不清楚经名与译者：出现竺法护译《虎耳意经》，即《舍头谏经》的别名，但僧祐认为已经缺失；又有《舍头谏太子二十八宿经一卷》，旧录称为《舍头谏经》或《虎耳》，但僧祐认为这部经已经不知译者了。隋法经《众经目录》，清楚《舍头谏经》的别名是《太子二十八宿经》与《虎耳意经》，作者是竺法护也很明晰。隋《历代三宝记》中，《舍头谏经一卷本》被误认为是安世高译经。但同时仍有竺法护《舍头谏经一卷本》的记录，尽管这个记录是来自前人《释道安录》。《大唐内典录》承袭了《历代三宝记》的说法，认为《舍头谏经》与《摩邓女经》都有安世高译本。释静泰《众经目录》可以说比较严谨，他认为《舍头谏经一卷本》是竺法护译本，与《摩登伽经三卷本》同本异译。智升《开元释教录》中，《舍头谏经》不再归于安世高，而是归于竺法护，算是对于前面目录如《历代三宝记》《大唐内典录》的矫正。总体来看，《舍头谏经》的作者，曾经一度认为是安世高译，后来确定是竺法护所并作为定论保存下来，是古代目录编纂者的贡献。整个过程比较曲折，早期不明，后逐渐清晰，一度曾误入歧途，最后重新厘清。后来《摩登伽经》的断代，不如《舍头谏经》清晰明朗。最早的佛经目录《出三藏记集》中没有《摩登伽经》的记载。594年在法经《众经目录》中出现了《摩登伽经》，定性为《舍头谏经》的同本异译。但《摩登伽经》的译者在《众经目录》中尚未归为支谦与竺律炎，在《历代三宝记》中仍然如此。《大唐内典录》认为《摩登伽经》是宋求那跋陀罗在杨都所译，这个提法在之前与之后的目录中都没有出现过，不过也算是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或许摩登伽经真是支谦以外的人翻译的。唐释静泰《众经目录》中记载《摩登伽经三卷本》译者未知。《摩登伽经》为支谦竺律炎译，在730年的《开元释教录》中成为定论。此记载出自《法上录》（法上，北朝僧人，495—580），之后的类书以及目录都遵从了《开元释教录》的说法。然而早期可靠经录中，支谦译经几乎没有列举到《摩登伽经》，竺律炎译经三部也从来没有提到《摩登伽经》，所以《摩登伽经》为支谦共竺律炎译的结论疑点重重[20]。由于目前史料有限，无法进一步证明《摩登伽经》到底是谁人翻译的。不过从文献中看，说594年隋法经《众经目录》成书时《摩登伽经》就已经存在了。
从上一部分梳理的古代目录中可以看出，《出三藏记集》中出现了《摩邓女经》的记载，属于“新集续撰失译杂经录”，就是僧祐在道安目录基础上另外辑的有经但是不知道译者的那一部分佛经。也就是说，在僧祐编纂的时代[21]，即公元494年至515年，《摩邓女经》已经存在，但是并没有归于安世高或者别的某位译者，属于失译经典。这部分失译经典，僧祐认为是从“四鋡、六度、地道、大集、出曜、贤愚及譬喻、生经”中抄出来的。《天譬喻经》汉译很少，有趣的譬喻故事如《虎耳譬喻经》被当时的译者挑出来单独汉译也是可能的。佛教初传入中国，生动有趣又能说法的譬喻故事，应该很受传法僧人的喜欢。
之后，594年完成的隋代法经的《众经目录》中也记载了《摩邓女经一卷》，并记载说此经另有两个名字，即《摩耶女经》与《阿难为蛊道所说经》。不知为何摩登女在此处讹成了摩耶女，《阿难为蛊道所说经》分明是《出三藏记集》中《阿难为蛊道所呪经》讹过来的。不过一个值得肯定的认识是，法经认为《摩邓女经》与《摩登女解形中六事经》“是摩登迦经别品重出”，同时他也认识到《舍头谏经》与《摩登伽经》是同本异译的文献。不管《摩邓女经》是不是《摩登伽经》的“别品重出”，总而言之，法经认为这四部经是相互关联的。
随后，597年隋费长房的《历代三宝记》一出，译者归于安世高等人的经籍数量大增，《舍头谏经》与《摩邓女经》都被认为是安世高译作。后辈目录编纂者不再认为《舍头谏经》为安世高所作，但《摩邓女经》则仍然归属于安世高，有影响力的《大唐内典录》《开元释教录》都如此认为，一直到现代的《大正藏》体系[22]。
“《历代三宝记》是这个错误的滥觞”，这种观点并非笔者独有，早在1940年钦克格莱夫（Zinkgräf）就有写道[23]：
费长房引用竺录，却没有核对这些目录。
僧祐的《出三藏记集》中没有归于安世高的《虎耳譬喻经》的翻译。《出三藏记集》只是说到竺法护有一个《虎耳譬喻经》的译本。费长房对于僧祐的《出三藏记集》中提到的《虎耳譬喻经》的三个失译本一无所知。
僧祐提到的失译《舍头谏太子二十八宿经》，不是安世高的一种翻译。
费长房对于《虎耳譬喻经》的目录的看法是错误的滥觞。
从佛经目录的整理及前辈学者的研究来看，《舍头谏经》的译者是竺法护基本上没有什么异议。竺法护生活的年代为公元231 年至308 年，那么《舍头谏经》不晚于308 年产生。支谦与竺律炎作为《摩登伽经》的译者疑点重重，目前仅仅能确定的是594 年隋法经《众经目录》成书时《摩登伽经》就已经存在了。所谓“安世高译《摩邓女经》”则基本上不可能，只能将其归于晋朝失译佛经，可以肯定的是515 年《摩邓女经》已经存在。《摩登女解形中六事经》可能是《摩邓女经》的翻版。综合前述，《虎耳经》四个独立汉译本中，最早的是四世纪初的竺法护译《舍头谏经》，其次是515 年在经录中出现的《摩邓女经》与《摩登女解形中六事经》，最后才是594 年《众经目录》中出现的《摩登伽经》。《虎耳经》的可靠汉译本《舍头谏经》为竺法护译的话，可以推测《虎耳经》的最早汉译本应该在四世纪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