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前人研究
现代学者关于《虎耳经》的研究，是从西方学者释读梵语大规模地整理、翻译梵文文献开始的。
早在1886年，考埃尔（Edward Byles Cowell）与尼尔（Robert Alexander Neil）出版了《天譬喻经》（Divyāvadāna）拉丁转写版，即《天譬喻经：早期佛教传说集》（The Divyāvadāna： A Collection of Early Buddhist Legends）。该书根据七个写本校勘而成：牛津大学图书馆的Add.865、考埃尔与尼尔的两个写本、1837年由何德逊[33]（Hodgson）送给巴黎亚洲学会的一个写本、法国国家图书馆布奴夫（Burnouf）的写本、国家图书馆的另外一个写本、圣彼得堡的一个写本。这些写本中何德逊的本子是天城体的，与其他的尼泊尔体的写本不一样，并且这个本子也比其他的本子准确。考埃尔和尼尔认为除了最后一个国家图书馆的本子，这几个本子的来源都是一个，就是尼泊尔帕坦（Patan）的班智达因陀拉难德（Indrānand）一地，不同的读法只是因为抄手不同而已。佛教学家班德尔（Cecil Bendall）检视了原本，认为是十七世纪产生的。所以，考埃尔和尼尔得出结论是，《天譬喻经》拉丁转写版所依据的所有写本不早于十七世纪。
1893年霍恩勒[34]（A.F.RudolfHoernle）介绍了刚从韦伯（Weber）处获得的来自新疆柯克亚（Kugiar）[35]的梵语写本情况[36]，其中第一部分是关于二十八星宿的文献。此时距考埃尔和尼尔出版《天譬喻经》已有七年，可惜的是似乎霍恩勒没有仔细研读这本书，所以他未能识别出来第一部分正取材自《天譬喻经》的第三十三个故事——《虎耳譬喻经》，即考埃尔和尼尔书中的第一个附录。不过霍恩勒释读写本的经验丰富，具有非常高的转写准确率。他转写的13r—15v对应《虎耳经》尼泊尔梵文精校本中的46 页第9行到52页第5行。霍恩勒未进行转写的7r—12v 约略等于尼泊尔梵文精校本12页的内容，最后大概从第34页到46页。现在，霍恩勒接触过的这部写本藏在牛津大学包德雷恩（Bodleian）图书馆。根据霍恩勒的描述，写本来自中亚，具体是在今新疆南边境上的柯克亚，纸质，长约18 厘米，右端残缺，目前所见共有9个贝叶（ff.7-15），皆有正反面，每页8行。字体由霍恩勒断定为西北笈多变体（North-Western Gupta Variety），但是又混同于他所说的中亚城体（Central Asian Nāgarī）。此本在本书中简称为牛津梵本，与俄罗斯圣彼得堡梵本字体相同，文句前后相接，原为同一写本。详情参后文对于圣彼得堡本的介绍。
1954年，穆阔（Sujitkumar Mukhopadhyaya）在泰戈尔建立的印度国际大学出版了《虎耳经》精校本[37]。该本基于梵语写本的释读而整理，部分在藏汉文本的基础上进行了修订。该本所依据的梵本[38]一个来自孟加拉亚洲学会，一个是来自巴黎亚洲学会。孟加拉亚洲学会写本，命名为《虎耳譬喻经写本》（Ms.of the 
ārdūlakar
āvadāna），纸质，10×4，87个贝叶，每页十行。天城体，年代为1886年。外观残破。编入密多罗（R.L.Mitra）的《尼泊尔梵语佛教文献》（The Sanskrit Buddhist Literature of Nepal），编号是B，17 Vide。巴黎写本，名为《天譬喻经》，337 个贝叶，每页九行，《虎耳譬喻经》在216—274叶上，编号是Soc.As C5，法国国家图书馆编号是29862。该本是后期的复制品，尼泊尔的何德逊在1837 年把它送给了巴黎的亚洲学会。穆阔有很好的梵文功底，汉译本的释读则是借助了谭云山的力量，纳入他们比较范畴的藏文本是德格版和纳塘版大藏经中的《虎耳譬喻经》藏译本。该版本错误很少，自诞生后就成为一部典范之作。
1959年维迪亚（Vaidya）出版了《天譬喻经》天城体版[39]，绝大部分譬喻经都是来自考埃尔与尼尔的罗马转写版。维迪亚在序言中说道，这一版中的《虎耳譬喻经》部分是对1954年慕阔精校本的复制。
1990年，学者G.M.榜迦德-列文（Gregory M.Bongard-Levin）与玛格丽塔·沃罗比耶娃-吉斯雅托夫斯卡雅（Margarita I.Vorobyova-Desyatovskaya）共同在莫斯科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中亚发现的古印度文书（第2 辑）》，古代东方文献73，佛教文库34[40]。书中首次刊布了圣彼得堡藏《虎耳譬喻经》写本的内容，并且在转写的前面加上了霍恩勒的转写，因为他们认定牛津大学包德雷恩（Bodleian）图书馆所藏的那部分梵本正是圣彼得堡本的前面一部分。霍恩勒转写了牛津本的最后一部分，第13 个贝叶到第15 个贝叶，圣彼得堡梵本从16a（即第16 枚贝叶的正面）开始编号，一直到36b（即第36 枚贝叶的反面），共计转写了比较清晰的21个贝叶，后面不甚清晰的贝叶仅提供照片。他们还做了一些研究，由于研究部分用俄语写成，转写也没有参照1954年版慕阔的精校本，所以引用这个文献的人非常少。《虎耳经》圣彼得堡本的出版和研究，在当代得以补充和完善，详情参后文。
2009年，辛岛静志主编的大英图书馆藏梵本[41]出版，其中有两个残片由辛岛释读出来是《虎耳譬喻经》的两页残片。编号为Or.15010/6的一页残片，纸质，长约20厘米，左边有一个穿绳孔，正反两面都有书写。编者称字体为土耳其斯坦笈多体（Turkestan Gupta Type），每页六行，两端无残，内容上正反相续。唯正面穿孔洞下方位置有月牙形残破，两三行受损。对应尼泊尔梵本第32页到第34 页（M32.14-34.3），内容在圣彼得堡本和牛津本之前。编号为Or.15010/20 的一页残片，纸质，长约14 厘米，有一个穿绳孔残留，旁边有一墨色圆圈，似专为穿绳而作。正反两面皆有书写，辛岛静志称为早期丝路南道婆罗迷字体（Early South Turkestan Brāhmī，缩略为E.S.T.Br.），每页九行，两端残缺厉害，内容上正反页相续。对应尼泊尔梵本第148页到第150页（M148.7-150.21），内容在圣彼得堡之后，没有汉译对应材料，可能为后期插入原文本的内容。
2015年，圣彼得堡藏《虎耳譬喻经》梵文写本影印版与平行文本对勘出版。该本与前文提到的牛津本相续，是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堡分所的一个梵语残本。写本前部接牛津本，尾部残缺，读不出《虎耳经》前世今生的故事框架，主体内容为《虎耳经》往世故事中帝腾伽与莲花实对话中的星占知识部分。此组梵文残片，纸质，长约十八厘米，右端残缺，四世纪左右丝路北道婆罗谜字体（Early North Turkestan Brāhmī，缩略为E.N.T.Br.）。目前所见共有22个贝叶，皆有正反面。前面大部分贝页，每页8 行，字体清楚，书写统一。后面部分字体逐渐潦草，行数也最多到11行。首尾有残，行内亦常有墨迹漫灭不清之处。此本属于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梵本。与梵文精校本及藏文版对照中发现该本的很多读法是较早的形式，更接近早期竺法护的汉译。
《虎耳譬喻经》的梵文转写是由玉井达士博士准备，之后宫崎展昌博士附上了与梵文残本对应的汉文本，笔者准备了北京版《虎耳经》的藏译，长岛润道博士对所有版本进行了比较、修订。以辛岛静志、玉井达士、长岛润道为主要成员的婆罗谜研修班（Brahmi Club）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对此文本进行了讨论、修订，其成果通过辛岛在文本中所作的注释表现出来，如此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备的平行文本。出版之前，长岛润道博士与周利群共同多次核对了梵藏汉平行文本，并撰写了英文简介[42]。
四世纪回鹘文本的《虎耳譬喻经》残片[43]，藏于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由吐鲁番探险队带回德国。1996年，莫埃（Maue）根据精校本进行了释读和比较，发现Mz616是此譬喻经的最后部分，是关于大婆罗门愿意将女儿嫁给旃陀罗王的儿子虎耳的故事。这一部分在各梵文残片中尚未发现。据回鹘文献的断代推测，此《虎耳经》回鹘文本多为十世纪以后的作品。
随着文献整理工作的进行，研究工作渐次开展，率先注意到《虎耳经》的是研究佛经譬喻类文献的学者。
德国知名印度文献专家温特尼兹在1908年至1922年间出版的《印度文学史》中特意提到了《虎耳譬喻经》，将之视为《天譬喻经》（Divyāvadāna）中最有趣的一个故事，将其开头部分的今生故事翻译成德语[44]。《天譬喻经》是譬喻经的一个集子，总体成型不早于公元四世纪。此譬喻经故事集整体属于小乘，但是也有个别明显具有大乘思想的譬喻故事，第三十三个故事《虎耳譬喻经》就被温特尼兹认为是大乘作品[45]，因为其中提到了六字真言[46]。
1940年，德国学者钦克格莱夫（Zinkgräf），在他的《从〈天譬喻经〉到〈譬喻如意藤〉》[47]之中，搜罗了目前世界上所见的大部分写本，包括精校本所依赖的巴黎本，以及甚少有人关注的圣彼得堡本与牛津大学残本。藏文本以及汉文本，他都几乎全部囊括。他分析了《虎耳譬喻经》梵藏汉三个版本的历史源流，廓清了安世高译《摩邓女经》的错误，以及认为《摩登伽经》是最早包含星占内容译本的错误，指出了从《天譬喻经》到《譬喻如意藤》历时近千年漫长发展中的文本变迁。钦克格莱夫的《从〈天譬喻经〉到〈譬喻如意藤〉》是不可多得的博士论文，但他的研究并未引起广泛认可。他之后的很多学者依然遵循大正藏旧录中的记载，认为安世高译《摩邓女经》为最早的汉译，《摩登伽经》为最早包含星占内容的译本。
1989年，郭良鋆的《佛教譬喻经文学》大概是汉语学界第一篇研究《虎耳譬喻经》的文献。她在文中提到了《摩登伽经》的四个常见的汉译本，还有失译的《杂譬喻经》第26 则故事。她认为这些文本中没有提到这个少女是旃陀罗种姓，也没有说到前世故事，无法反映对种姓制度的批评。这五部汉译佛经将批评种姓制度的主题改变成为不淫乐、不为女色所动的主题[48]。郭良鋆是新中国最早研究巴利文献的专家之一，她不仅介绍了《虎耳经》相关文本，并且也指出了此经进入汉传佛教之后主题的改变。
1996年，丁敏的《佛教譬喻文学研究》[49]，是一部以譬喻文学这一种佛教文学体裁为研究对象的汉文专著。文中不仅对譬喻经的名称、体裁进行了解释，还分别对大正藏中的譬喻经典进行了讨论，如阿含部类、律藏部类、《撰集百缘经》《贤愚经》《杂宝藏经》《法句譬喻经》《出曜经》《大庄严谕经》《五部杂譬喻经》《百喻经》等。该书分类对于分析譬喻题材佛经很有帮助，尚未发现书中提及《虎耳经》的任何汉译作品。
戴德迈（Joel Tatelman）致力于《天譬喻经》梵英对照的出版工作，2005年出版了《天神伟业：〈天譬喻经〉中的佛教传记》（The Heavenly Exploits：Buddhist Biographies from the Divyāvadāna）[50]。戴德曼已经完成了《虎耳譬喻经》的英译，但仅仅包括今生故事与前世故事，并不包含星占部分。
罗特曼（Andy Rotman）打算将《天譬喻经》文献全部英译，他完成的前17 篇已于2008 年出版，名为《神圣故事：天譬喻经》（Divine Stories：Divyāvadāna）[51]。罗特曼翻译所使用的语言通俗易懂，优美生动，是难得的佳作，另外他搜集了丰富的参考文献，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便利。
2007年11 月平冈聪（Hiraoka Satoshi）出版了《天譬喻经》的全本日译[52]，他是位学识渊博的譬喻经研究者，为罗特曼（Andy Rotman）等学者所敬重。然而，他也仅仅是翻译了《虎耳经》今生部分，没有涉及前世故事及星占部分。平冈聪对故事感兴趣，没有探索星占的欲望，他觉得自己也不懂星占，故而没有进行前世故事与星占部分的翻译。他认为《虎耳经》主要是一个关于种姓制度的印度古代故事[53]。在此前后，他就《天譬喻经》与根本说一切有部律的关系进行过不少研究。
综合来看，佛教文献领域，从譬喻经角度研究《虎耳经》的学者集中在故事情节以及种姓制度的翻译和研究上，占精校本全经篇幅一半内容的印度星占则关注比较少。
《虎耳经》星占方面的研究，最早的天文史学者应该算是日本京都大学的善波周（Zemba Makoto）。他于1952 年发表了《〈摩登伽经〉相关的天文历数》[54]，次第探讨了印度二十八宿的名称、形状、分野、长度、与二十七宿的差别，三种瑜伽行（yoga），七曜，冬至、夏至、季节，棒的影长，闰年，人影测定，时间，尺度里程等。善波先生的研究结论是：梵本写作是在印度，汉译原本写经地点在中亚。该结论至今仍是不刊之论。当时慕阔的精校本还没有出版，他所利用的梵本是京都大学藏二十世纪初从尼泊尔带回的《虎耳经》梵本。在比较了汉藏梵本之后，他得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观点。
1967年，慕阔履行在《虎耳经》精校本前言中的承诺，出版了《虎耳譬喻经的批判研究》[55]。慕阔以本土学者的强大功底探讨了经中提到的吠陀及其支流，祭祀，氏族（gotra），宿曜，时分，时间的划分，星宿的影响，部族名称，职业名称等问题。在附录中，他提供了梵藏汉几个版本的文本内容比较，汉语文本的考察，《虎耳譬喻经》的断代，以及族姓（gotra）的清单。依据汉译本《摩邓女经》的译者为安世高这一事实，他为《虎耳譬喻经》断代，指出此经梵本的形成应该是在148 年安世高到汉地之前。然而阅读钦克格莱夫的《从〈天譬喻经〉到〈譬喻如意藤〉》相关章节，《摩邓女经》基本上不能归于安世高，因此这一断代是佛经目录中以讹传讹造成的。慕阔在精校本以及研究中的结论，导致平格里在《虎耳经》断代上的失误，一直影响到目前的天文史学界的误判。
1981年，美国古代精密科学史专家平格里发布了两部印度天文史著作，分别是《印度数理天文的历史》与《星论：天文和数学文献》[56]，对后辈学者影响深远。据平格里的比较研究，现存最早的占卜类文献是成书于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一世纪之间的《竭伽集》（Gargasa
hitā），此书的前三节是应用月亮和星宿来占卜，与《虎耳经》原本（original）的以月亮在某星宿进行种种预言相关。考虑到《虎耳经》不如《竭伽集》内容丰富，占星的手段比较简单原始，判断此经原本产生于《竭伽集》之前，也就是说，最晚《虎耳经》的产生应该是公元一世纪。平格里认为《虎耳经》是以一部约创作于公元一世纪的印度古代星占文献。考察此经的汉藏译本，最早当属安世高译《佛说摩邓女经》。安世高的译经年代乃是汉桓帝建和二年（148）至灵帝建宁年间（168—171）。因此，平格里认为《虎耳经》原本的准确断代可以推到148 年以前。平格里未考证译本的自身可靠性，引用的是慕阔对此经的判断，即汉译最早是安世高《摩邓女经》，藏译是在864 年。所谓安世高译《摩邓女经》在晋代僧祐《出三藏记集》中仍归于“失译”一类，唐代费长房《历代三宝记》中才与其他失译经归于安世高所译，故而安世高出《虎耳经》最早汉译本一说存疑。以汉译本年代来推测《虎耳经》梵本年代的方法不可靠，其结论也应存疑。尽管《虎耳经》最早汉译本的年代都值得重新探讨，通过与其他类似经典的比较，该经的星占内容与方式都比较原始，可以判断该经仍属于印度天文学史产生于公元100年之前的文献。平格里是位极有天分的语言学习者与学者，他的天文学史研究涉及美索不达米亚、希腊、罗马的古典世界，印度、伊斯兰、拜占庭、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57]，令人叹为观止。他整理了藏于英美与印度图书馆的众多梵文星占写本，写作了不少印度天文学史的文章和专著，作出了卓越贡献。
1976年，日本京都矢野道雄（Yano Michio）发表了《古代印度的历法》[58]，提到了《虎耳经》中的历法。1986 年，矢野道雄出版了对《宿曜经》的专门研究著作——《密教占星术——宿曜道印度占星术》[59]，在文中他梳理了《宿曜经》从印度到中国再到日本的源流，追溯汉译佛经中的《宿曜经》中的星占传统一直到《虎耳经》的最早译本，将《虎耳经》置于汉译《宿曜经》中非常重要的位置。其后，在他的诸多文章以及著作《星占文化交流史》[60]中都对《虎耳譬喻经》的方方面面有更深入的探讨，影响到日本后来的其他研究者。
1977年，樋口明子（Higuchi Akiko）在其毕业论文《〈虎耳譬喻经〉研究——占星术为特色》[61]中，运用慕阔精校本、藏文北京版以及多个汉译本，同时吸收钦克格莱夫、善波周、平格里、矢野道雄等多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对于《虎耳譬喻经》做出了稳妥的断代以及结论。《虎耳经》汉译本不晚于《出三藏记集》编纂完成的515 年，可能的译者为竺法护，而非安世高，亦非竺律炎与支谦。鉴于其中并无十二宫和行星运动的相关内容，《虎耳经》应该没有跟其他印度文献一样受到希腊天文学的影响。
1982年，青山亨（Aoyama Toru）发表的小短文《虎耳譬喻经研究》[62]，比较了梵文精校本与《摩登伽经》《舍头谏太子二十八宿经》内容的差异，探索了两个汉译本原本与尼泊尔梵文精校本的源流关系，颇具创见。但是青山亨似未参照钦克格莱夫的研究成果。
1988年，平田惠（Hirata Kei）的毕业论文《虎耳譬喻经两种汉译的音译研究》[63]是对《虎耳譬喻经》两个包含占星内容的比较完整的汉译本中的词汇进行的音译方面的研究，很有特色。
1992年，印度学者沙尔玛（Sharmistha Sharma）出版了《佛教虎耳譬喻经中的星占文献》[64]，但是书中关于《虎耳譬喻经》只对部分星占内容进行了英译，出于印度人了解自身文化的优势，其中部分理解有其独到之处。
2004年，中国学者钮卫星的《西望梵天——汉译佛经中的天文学源流》对于佛教中的天文学资料做了系统整理[65]。他在平格里与矢野道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细化，涉及的文献总量有数十种，其中完整论述星宿体系的经典就有十三种，《摩登伽经》《舍头谏王子二十八宿经》是其中最早的两部。它们对于研究佛经中的星宿体系、星宿名称、四方和首宿、星宿之数目、每宿之宽度、每宿之星数和形状都有重要的意义。佛经中的天文学，与唐代官方颁定的《九执历》，与瞿昙悉达、一行这些著名的天文学家都有莫大关系。由此入手，可以探索中国古代天文、可以探讨中印天文学的交流，进而可以探讨中国和巴比伦之间的天文学交流。
2008年，仲晶在日本完成的硕士论文《虎耳譬喻经汉译的研究》[66]，在前辈学者的基础上继续整理了材料，比较了不同汉译本中内容的差异，引进《吕氏春秋》等传统文献所记载的星宿并做出了比较，有一定新意。
以上是前辈学者关于《虎耳经》的研究，古人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佛经目录、类书上，现代学者的研究则体现在对于梵文写本的整理，对于譬喻经故事的研究以及对于星占部分的天文数理的统计与分析。本书对《虎耳经》进行综合研究，打破学科壁垒，全方位地看待这样一部内容丰富的佛经。在对不同文本的比较之中，去探索印度星占文化传播到古代中国与古代西藏其中保持不变的部分，产生改变的部分，以及变与不变的个中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