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1　基于文献的历史学考察

最早接触《虎耳譬喻经》，是从它的圣彼得堡藏中亚梵本开始的。这是一组保存较为完整的早期写本，共22个纸质贝叶。据辛岛静志鉴定，这是公元四世纪左右的婆罗谜北道字体。在中亚残卷之中，如此早如此完整的梵文残本不是很多见。起初的工作，把北京版大藏经中的《虎耳经》转写之后加在别的同仁整理过的梵汉本之后。这个工作说起来简单，只是要求把能与残本对应的藏文本平行部分画线。然而这画线，必须要能读懂梵文残本，那么就必须借助梵文精校本与汉文本。读懂梵文之后，必须要读懂藏文本，然后才能将其所对应部分画线。而画线的过程中，鉴于梵文属于曲折变化多的印欧语系，而藏文属于孤立语的汉藏语系，两者在名相上颇有些不一样，如何能准确对应上是颇费一番思量的。另外残本的每一行，都因为物理性的残缺导致丢失八到十个音节，文本阅读的连贯性大打折扣。与十七世纪之后写就的尼泊尔梵文精校本相比，中亚本是远早于它在异地出现的另一版本，两者本来就不是完全一致的。所依靠对勘的汉文本，与中亚本同时或略早，内容上少得多，编排上也大大不一样。每当遇到与精校本读法不一，或者中亚残本贝叶次序混乱的部分，画线工作就增加了难度。

由于残本集中在故事中所含的星占部分，而星占是现代学术研究中一个偏冷的话题，印度古代星占的知识背景就更加缺乏了，有太多不懂的词汇，太多不明白的规律，或者说拿到这部文献也不知道其中有些什么。为了能从科技史的角度解读《虎耳经》，笔者2012年2月至5月间去日本京都拜访了矢野道雄。矢野循循善诱，在共同阅读梵文文献的过程中为笔者解说了此经涉及的各种天文知识与规律。通过阅读矢野以及善波周、薮内清、平格里、钮卫星等天文学史学者的书籍也获益匪浅。从诸位天文学史研究者得到启发，觉得佛教星占方面的研究还大有可为。

止步于传统的佛学研究以及科技史研究，对于《虎耳经》的星占研究来说是不充分的。星占是占卜的一种，而占卜在中国的古代算是数术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数术在现代科学出现以前，在传统社会的知识体系、信仰世界、实践领域一直占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70]。以书籍为载体的知识，在社会上的流动，与社会的互动是个有趣的话题。于本经而言，则是印度的星占通过什么样的路径来华，海路还是陆路，各种藏汉译本是真的译本，还是为译经者编纂而成？这样的路径意味着什么？对于传经布道有着什么样的利弊？这些印度婆罗门的星占知识，属于哪个阶段？在印度本土有着什么样的地位？而星占知识来华后是如何归化，进入中国的文化体系？进入之后又对中国的文化传统有着什么样的影响？是淹没于佛典的汪洋大海里，还是有着自己的独特性，能够通过一些特殊的手段影响历史甚至现代？

从文本为出发的研究，不外乎三个方面：考察文本；考察知识；考察知识的传播。^[71]对于《虎耳经》的星占研究，考察文本则是侧重于对于汉藏梵诸本的断代以及定位，这些是进行星占研究的大背景；考察知识则是指看这些星占知识在印度，在汉地的知识体系中分别处于怎样的阶段，其中的天文数理成分可以为其文本断代提供辅助；考察知识的传播，则不仅仅是指其物理形态从梵文转为汉文、藏文过程中的翻译转化，还有《虎耳经》的知识在人们的知识体系、信仰世界以及实践领域中的体现，这涉及了中印文化交流史与知识社会史的研究。

无论是从科技史角度，文化交流史角度，还是知识社会史角度，都是基于梵藏汉文献考察基础上的研究，同时这些角度还有一个共性，就是都是“史”学研究方法。《虎耳譬喻经》与印度早期星占，主旨就是要在文献学基础上做历史学研究，进行跨学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