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研究思路

本书的研究对象集中在《虎耳经》的不同语种的不同版本，以全方位发掘这部传入中国最早的星占文献的价值和意义。本书主要针对《虎耳经》的多文字版本进行文献研究，对阿难与摩登女的今生与前世譬喻故事进行社会文化分析，对包含的早期星占史料进行一定的科学技术层面的讨论。

梵藏汉诸文本之中，最重要的就是中亚梵文残本以及尼泊尔梵文精校本。尼泊尔梵文精校本虽然是最全的，但成书年代在十七世纪之后，与其他平行文本相比，全书后三分之一属于后期加入的内容。中亚梵文残本根据字体判断是四世纪左右的作品，可能与汉译本《舍头谏经》同时，比九世纪的藏文译本早，比十七世纪的尼泊尔梵文精校本更早。从中亚本中可以读出一些与尼泊尔本不同的地方，这些地方可以修订尼泊尔本天文历法知识的错误，或者可以为汉译本中出现的异读提供新的解释，因而具有重要意义。

本书研究的早期星占史料，从文本来说，主要是梵藏汉文本中共有的部分，就是从星宿特色一直到对星宿日所生人进行占卜。最早的汉译本具有的部分才是最古老的，可能是来自后吠陀时期的占卜文献，最有研究价值。这部分文本之后记载诸如乌鸦鸣叫的物候占，在尼泊尔梵文精校本和藏文本中存在，《摩登伽经》与《舍头谏经》两个汉译本中没有，中亚梵本中也没有的部分，平格里认为是后期插入的^[67]，不作为本书的研究对象。

本书的星占材料，从时间上来说，是在公元前四世纪左右的《占星吠陀支》之后，与公元六世纪《广集》之前的作品，与《阿闼婆吠陀注》《利论》中反应出来的星占知识时间比较接近。按照平格里的划分^[68]，《占星吠陀支》属于巴比伦时期的作品，约为公元前400 年左右^[69]。而《利论》年代模糊，成书大概在公元前300 年到公元300 年之间。根据内容大致推算，《虎耳经》应该是在这个阶段成书的，最早应该在《占星吠陀支》之后，公元前400 年，最晚在竺法护译经，即公元266至317年之前。此阶段乃是笔者定义的本书中所提到的《虎耳譬喻经》中包含的印度早期星占的时间段，大致为吠陀之后笈多王朝星占学得到巨大发展之前的几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