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社会的“知识焦虑”
我们对所处的媒介与文化环境稍作观察，便可发现很多关于“求知”或“知识”的现象。我们走进任何一家书店，在畅销书展台上都会看到如下一类书籍：《精进：如何成为一个很厉害的人》《高效阅读》《超级学霸：受用终身的速效学习法》等。持续且高效的学习与求知似乎已经成为当代人的重要生活方式。近年来，慕课（MOOC，即大型开放网络课程）颇为火热，网络用户得以观看世界各国知名高校的课程，获取历史人文知识或学习编程与数据分析等实用技能。2017年，“知识电商”成为火热却不乏争议的概念，其要旨在于培养知识受众的付费习惯，利用自媒体及影音平台售卖系统性知识。在音频平台喜马拉雅的付费节目中，马东与“奇葩说”团队的“好好说话”课程累计收听量达到6 551万，蔡康永的“201堂情商课”累计收听量达到3 256万，上海音乐学院副教授田艺苗主讲的古典音乐入门讲座“古典音乐很难吗”累计收听量超过1 400万[2]。2017年12月3日，喜马拉雅效仿淘宝“双十一”购物节，举办了“123知识狂欢节”，对其平台上的知识产品进行促销，销售总额达到惊人的1.96亿元[3]。在各类自媒体平台，我们也看到很多知识付费的产品。例如，罗振宇创办的“罗辑思维”已形成一系列知识产品矩阵，“吴晓波频道”也凭借财经视角广受关注，知名博主咪蒙推出了付费职场课程“咪蒙教你月薪五万”，引起很大轰动。其实，为知识付费并非什么新鲜事——书籍就是最基本的付费知识产品，其历史已有数千年。那么当下的知识样态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其重要的改变在于，新的媒介技术改变了知识生产的结构。在这样的转变下，个体的学习方式在升级，知识消费在升级，文化消费在升级；互联网平台的逻辑与知识生产的逻辑交织结合，形成新型的互联网知识经济[4]。
在技术与市场驱动的新型知识生产模式中，知乎社区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成立于2010年的知乎是一个以互动问答为知识生产模式的网络社区。经过数年发展，知乎已成为在青年人群中最有影响力的网络社区之一。在都市青年的信息食谱中，知乎是一道不可或缺的“主菜”。年轻人对知乎社区所维系的“知识青年”这一文化身份也有很强的认同。知乎平台上很多内容和互动方式的影响已经超越了社区本身，对青年文化乃至整个中国互联网文化都有很强的塑造力。近年来，知乎开始在传统媒体投放广告。2018年俄罗斯足球世界杯期间，知乎的电视广告与啤酒、汽车品牌一同占据了足球直播广告位的核心位置，并且以“轰炸”的方式向观众传递“有问题，上知乎”这个信息。每一个世界杯观众都会对95后演员刘昊然出演的知乎广告印象深刻。在广告里，刘昊然不厌其烦地向观众抛出问题：“你知道么？你真的知道么？你确定你知道么？你真的确定你知道么？”“知识”和“知道”俨然已被塑造成为这个互联网产品的核心卖点。不夸张地说，知乎正在塑造互联网时代的知识观念。我们这般需要确定知道的东西是什么呢？下面列出了知乎上最受关注的一些问题，从中我们或可对网络时代年轻人最重视的“知识”有些直观感受[5]：
①哪些东西买了之后，会让人因生活质量和幸福感提升而感觉相见恨晚？（购物）
②日常生活中有哪些十分钟就能学会并可以终生受用的技能？（社会）
③你有什么相见恨晚的知识想推荐给年轻人？（调查类问题）
④怎么花最少的钱提升出租屋的格调？（生活）
⑤有什么好看到让人浑身颤抖、无法自拔、久久不忘的电影？（艺术）
⑥Excel有哪些可能需要熟练掌握而很多人不会的技能？（生活）
⑦如何长时间高效学习？（心理学）
⑧有哪些很重要又被忽视的炒菜技巧？（生活）
⑨哪些知识技能一定要掌握？（生活）
⑩哪些素质很重要，却是读书学不来的？（生活）
⑪想要充实自己，有哪10本书和10部电影值得推荐？（文化）
⑫哪些实用的小方法、小技巧、好习惯能让人每天进步？（生活）
2018年4月，我出于好奇参观了知乎网站在上海静安区某商场的线下路演宣传活动（见图1-1）。主办方将整个活动呈现为一个实体展览，起名为“不知道诊所”，进场要求的凭证则是人们的“好奇心”。展览的接待处被布置成诊所的导诊台，接待人员身穿白大褂打扮成护士的模样；上方写着主题大字“不知道诊所，专治不懂”，后面的背景墙上印着知乎的官方口号：发现更大的世界。展览内部按照诊所的逻辑与样貌设计，中庭的休息区被布置成候诊室的样子，长椅旁吊瓶架上挂着的不是注射液，而是手机充电宝。根据不同问答与知识的分类，几个展厅分别以“外科”“内科”“口腔科”“心理科”或“放射科”来命名。每个“科室”都暗喻了青年生活的某些问题，并用知乎上“获赞”数量大的内容予以解答。比如，“外科”展厅主要展示化妆、着装与时尚方面的知识；“放射科”则提供有关摄影的知识，其中包含的问题有“如何用手机拍出精彩的照片”“如何拍出一张好看的证件照”或“如何培养一个会拍照的男朋友”等。在整个展览中，“知识”变成一种浮动的话语，弥漫在空间中。知识的概念在展览中持续地被重构——知识的定义在漂移，却极端开放，每一个参观者都可以给出自己的解读和界定。
图1-1 2018年知乎网站在上海某商场的路演现场（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我们真的需要了解这么多知识吗？这些知识看似不重要，却也有其价值。不重要的原因在于，它不会影响我们生存与生活的根本；有价值的原因则在于，它似乎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有趣、更有品质或更值得向往。在信息极端充裕的环境下，大多数年轻人都习惯了不断从媒介中汲取“知识”——那些有质量的、有帮助的、对我们生活有提升的信息。人们的生活在进步，人们的知识也需要进步；从学校毕业远不是学习的终点，学习新知似乎成为当代人的一种工作伦理与生活方式。当求知被建立为一种规范（norm），它同时带来动力与焦虑。生产和掌握知识的过程被建构成一种乐趣，而“没有获得足够的知识”则会制造焦虑感。求知的乐趣与无知的焦虑，在互联网经济与知识经济两股力量的塑造下，转换成一种具有市场价值的社会心态——知识焦虑。
一个有趣的细节是，知乎“不知道诊所”展演中“内科”诊室所要解决的问题恰恰与此相关。在“内科”诊室，知乎线下活动的策展人提出了一些非常有自反性的问题（reflexive questions），比如什么是“周期性知识焦虑”，为什么人们“越努力就越焦虑”等。一个生产知识的平台也会生成关于求知动因的反思性知识。“知识焦虑”现象背后其实隐含着一些关于这个时代更为深入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花费这么多时间与金钱在知识产品上？我们为什么在生产与获取知识的过程中感受到乐趣？更根本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如此迫切地学习新知识？拥有了知识意味着什么？在我看来，这些问题超越了“是否知道”以及“知道什么”，进而追问了“为什么要知道”。这意味着，我们需要理解个体在媒介环境中生产知识与寻求知识的内心动因，以及个体“知识焦虑”背后更为深层的社会结构性因素。
上文谈到“知识焦虑”与新的技术环境和市场趋势有关。但“知识焦虑”同时也与特定的社会历史状况紧密相关。为什么我们求知的焦虑感在这个时代如此强烈呢？其中的原因无疑是复杂的。若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超越经济学与心理学的视角，转而在关于时代的宏大叙事中找寻进一步的解释。大体而言，个体层面的求知焦虑与“后现代”社会的状况有很多关联。不少理论指出，现代性的后果之一是不断加深的“个人化（individualization）”趋势。对“个人化”的讨论主要来自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和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6]。在传统社会中，个人的日常生活及整个生命历程往往是在特定的社会组织或群体中完成的。但在晚近现代生活中，个人越来越从那些既有的社会类别和组织结构——如性别、家庭、宗族、社会阶层等——中抽离出来；个体有更多的自由去作出选择，并在各自独特的生命轨迹中构筑身份认同[7]。当然，个人化趋势并非意味着“结构性”的完全失效。贝克强调当代社会的个人化实为“机构化的个人主义（institutionalized individualism）”。也就是说，当代社会的民间、社会与政治组织依然存在，却越来越以个体为其运作的基本单位。在传统社会，个体生老病死的生命历程所需要的物质、社会及精神支持，都可以在宗族、社群、阶层礼教或宗教体系的框架中获取。在这里，个人的身份与生活方式也是相对牢固和稳定的，无法在“自我”层面进行塑造。即便到了早期的现代社会，大型的组织机构依然主宰着个人生活。比如，曾经的大型工厂等工业体制就为个体生活提供了全方位的保障。历史上不少高度发达的工业区就曾经是一个小型社会，自治机构、医院、学校等一应俱全，而工厂与工业生活也提供给人们稳定的身份认同感与政治信念感。
随着现代性的深入，个体逐渐从这些传统的社会组织机构中脱离开来，必须在社会生活中灵活地调试自我的发展与生活轨迹。按照吉登斯的说法，每个人必须在日常生活中为自己负责，为自己作决定；人们的身份亦不再一成不变，每个人在生活中不断创造并塑造自我的身份[8]。随着传统与自然因素对社会生活的支配作用逐渐减弱，个体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度，但同时也必然担负更大的责任，承担更大的不确定性。因此，相比传统社会，个体必须面向未来、规划未来，也因此需要发展出更高程度的“反身性（reflexivity）”。对吉登斯而言，这种反身性意味着人们需要常规性地吸纳知识与信息来重构自身的行动体系，并利用这些知识和信息来指导、完善并修正自身的生活方式乃至生命轨迹。贝克更是将当代社会所呈现的总体状况概括为一种“反身现代性（reflexive modernity）”。
与个人化趋势紧密相关的是乌尔里希·贝克提出的“风险社会（risk society）”。简单而言，风险社会包含两个重要的趋势。一个是自工业革命以来，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和资本主义相互加持印证所合力构建的现代文明发展逻辑。这种发展逻辑一方面大大提升了人类的生产力，改善了人类的生存状况，并且使人类获得了空前的自由，但同时也引发了新型的、计划之外的负面效应。贝克称这类负效应为“人造风险（man-made risk）”。比如，核能技术可以帮助我们高效地生产电能，但核电站泄漏（如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故、日本福岛核电站泄漏事件）以及持续到21世纪的核战争威胁都成为当代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又如，海上钻井平台可以帮助我们利用埋藏在深海的化石燃料，但是可能的石油泄漏又会给海洋生态带来破坏性打击。金融业的发展帮助某些国家和某些阶层攫取了巨额财富，但过度的金融行为存在失控风险，可能引发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给社会生活增加了动荡的因素。风险社会的另一个趋势则是前文提到的个体化。在现代性深入过程中，个体获得了自由与能动性，去塑造自己的生命历程与身份意识，但在各类“人造危机”面前，个体也成为应对风险与承受相应后果的主体。在金融危机中，个体要承受财富减损、裁员失业甚至出现负资产的风险；在食品药品安全危机中（如毒奶粉、假疫苗等事件），个体要承担健康的代价；在环境风险中，个体要用身体承受环境污染的恶果。这两种趋势相结合的结果是，个体以至于整个社会都必须面向未来（future oriented），并且提高自己的“反身性”。也就是说，个体和社会都必须时刻检视自身以及自身所处的环境，再通过检视的结果来评估未来的可能状况，并在此时此刻作出改变，以应对可能的风险。
结合这样宏大的社会背景，我们似乎可以进一步理解个体的求知焦虑。首先，个体的解放也意味着个体为自身发展所负的责任更重，所要承担的风险更强。那么，我们个人在当代社会生活中也必须发展出更强的“反身性”，即对自己以及自己所处的生存环境有更加深入的理解。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更加积极地去获取知识，因为知识是构成我们判断自身处境的重要依据。比如，当代青年必须要承担房价涨跌给自身和家庭财富带来的影响，而房地产作为一种泛金融产品并不是孤立的，它与宏观财税政策、汇率和股票市场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因此，如今的个体购房者也势必要了解这些金融知识，这样才能更好地进行房产投资决策。再比如，每一对年轻的父母都十分关心环境、食品和药品的安全问题，因而他们在生育、培养和教育子女方面都会努力获取充分的知识来帮助他们完成一系列决策。近些年来，很多以母婴育儿为垂直领域的网络社区十分红火，很大程度上都源自新中产阶级“科学育儿”的需求增加，相关的知识生产和分享成为一种重要的机制。由此可见，现代社会的“反身性”趋势已深入生活的方方面面，不断促发个体持续地吸纳新的知识，以应对现时和未来的种种不确定性。
除了现代性理论的宏大叙事，我们在相对中观的角度下也可以找到一些与个体“求知焦虑”相关的讨论。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曾提出，当今社会经济的主要动向是信息资本主义（informational capitalism）与网络社会（network society）的崛起；在新的社会形态下，经济发展的动力多源自新的信息与传播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简称ICTs）[9]。在相对发达的社会，信息和知识生产行业已成为重要经济支柱。说到时下最引人关注的企业，人们想起的通常都是腾讯、百度、阿里巴巴、今日头条、小米或华为等。这些企业生产和提供广义的信息性产品或服务，而非重型的工业或农业产品。传统意义的工业和农业已经蜕变为基础性产业，信息技术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驱动性因素。
现实中，我们身边的年轻人大多从事金融、法律、互联网、媒介或市场营销等行业，较少进入传统的制造业和农业产业中。在全球经济向“信息型产业”转型的过程中，从事手工和体力生产的原始劳工（generic labor）渐渐失落并沦为边缘，甚至可以说曾经辉煌的工人阶级正在走向没落[10]。那么新型的信息主导的经济模式中，什么样的人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参与者呢？卡斯特认为新型的“信息劳工（information labor）”正逐渐跃升为时代的主流阶层。信息劳工通常接受优质的高等教育，具有广阔的眼界，有机会从事信息和知识生产相关的行业，特别适应信息时代和网络社会。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信息劳工具有很强的“自我程控（selfprogrammable）”属性。传统劳工整个职业生涯都依靠一套特定的技能，一旦所在的产业发生结构转型，传统劳工也面临失业。在重型工业转型的过程中，往往会有大量劳工从体制中脱离，其掌握的技能单一，很难在新的经济模式中发展出新的职业路径[11]。相反，信息劳工则能够通过自我学习、训练与再训练来获取新的知识与技能，从而适应新的职位和行业。对信息劳工来说，教育提供给他们的并非一成不变的技能，而是一个开放性的技能框架，因而他们可以在不断变迁的行业和经济结构中作出自我调整。这也正是当下大学教育重视的“通识能力”。这一点在新闻院系的教育中尤为明显，我们非常强调“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的意义，因而重视培养学生的文字写作能力、信息可视化能力、视觉语言能力、语言表达和沟通能力、数据分析能力、市场洞察能力以及英语能力等。从某种意义上，这些能力属于“可转移的技能（transferrable skills）”[12]。这些能力并非专业领域的特定技能（expertise），而是一个开放的技能框架，可以帮助学生适应变迁的产业环境。
信息劳工的自我程控属性也与产业结构的变迁有关——随着福特制（Fordism）下批量化生产和消费的衰落，以及后福特制（Post-Fordism）状况下灵活积累（flexible accumulation）和灵活生产（flexible production）的兴起，企业不再寻求通过纵向整合实现单一产品的大规模生产，转而通过外包（outsourcing）等策略，使生产更加轻量化和灵活化。这样的结果是，企业可以更好地规避风险，更好地针对市场需求来调整自己的产品线，也因此可以更好地为特定客户群体提供具有定制特点的产品[13]。需要注意的是，在后福特生产模式中，信息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生产部门和不同分工的企业在完成定制性生产过程中需要大量的沟通与信息交换。因此，信息成为组织后福特灵活生产的关键。与此同时，一些新兴的产业本身也变得充满“液态性（liquidity）”[14]。信息、媒介、设计、软件、平台等“液态”产品与服务成为消费市场的主角。以吸金能力巨大的游戏产业为例，其生产并不包含“实体”。游戏产业利用某些IP，通过视觉设计与计算机程序，再通过营销和运营，就可以实现大规模盈利。与工农业产品相比，游戏这种产品无疑是“液态”的。回到信息劳工的话题，具有自我程控属性的劳工恰恰适应了灵活生产的信息软件产业。他们的特色是利用自身的信息与学习能力，帮助企业与市场实现横向与纵向的沟通，或者直接参与信息软件媒介产品的开发与传播过程。信息劳工自身也因此不会终身隶属于某一家企业，甚至不会从属于某一个特定的行业，他们的工作本身也具有“液态性”。他们会在由企业构成的网络结构中实现移动和跃升。信息劳工的程控性适应信息时代的英才管理体制（meritocracy）[15]。在这个体系中收获更多回报的，往往是那些掌握更多信息与技能，并且有能力通过不断的自我学习以在灵活的产业模式中调整自身角色的人。
总结而言，当下社会存在一种普遍的“求知焦虑”。人们迫切地从各式各样的媒介渠道中——书籍、社交媒体、网络社群、知识电商等——获取种类繁杂的知识。这当然是知识经济与互联网经济两种经济模式碰撞产生的新动向。但从宏大叙事角度来看，这种从媒介获取知识的焦虑感也与当代社会的结构性变化有关。现代生活中的个人不再遵循既定的模态，而是需要不断完成“项目（project）”，自由的代价则是个人也需要承担各种各样的风险。因此，每个个体都要面向未来，努力理解自身与周遭环境并作出调整。在这个反身观照的过程中，信息与知识的获取变得极为重要。从积极的面向来看，现代人求知焦虑也与后福特制及网络社会条件下灵活的产业与工作模式相关。在信息主导的经济中，个体必须持续地学习和自我再训练，才能在英才制度中获得更大的回报。所以，“求知”作为一种规范和社会期待，既是一种为自我保护产生的焦虑，也是一种自我实现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