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后记

2013年，我初到香港中文大学读博士，彼时我对中国大陆的政治传播研究很感兴趣。有一天下午，导师罗文辉教授同我在办公室聊天。罗老师对我说：研究政治传播不如就研究政治知识吧！在所有政治传播的核心变量中，政治认知最具普适性。虽然这类研究在国外很成熟，但中国大陆的这块文献还很稀缺。

从那时候起，我便钻进了“知识”效果的研究里。尽管我自己的研究兴趣比较庞杂，但媒介的知识效果似乎一直是主线。在过去五年里，我完成了一篇关于知识研究的博士论文，发表了三篇关于知识效果的期刊论文，并不知多少次在国内外会议上报告知识效果的研究。在我看来，眼下这本书是对自己过去几年研究“知识”问题的一个总结。

对知识效果一番研究下来，我有几点感悟。首先，传播学对知识的理解比较简约而直白，为了操作的便利，很多时候将知识等同于对社会现实的理解，是典型的实证主义套路。其次，传播学的知识效果研究大多关注美国社会问题。当然，传播学里主流的政治传播研究本来就会有强烈的美国中心倾向。我们读到的大部分著作和研究论文都着眼于美国特定的政治现实与理想。在这样的情况下，拿来主义的研究就会显得有些隔阂。最后，知识效果研究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已然成为托马斯·库恩所说的“常规科学（normalscience）”，其范式和理路十分稳固，研究很容易复制，但创新的空间却较为有限。当然，中文文献中的知识效果研究依然稀缺，因而关于媒介知识的基本问题仍然值得探索。

写作这本书，更多出于外在的压力，而非内在的动力。窃以为，一部学术专著需要充分的积淀与完善的构思。然而，时下的学术制度却按照不同的逻辑在运行。在参加工作的第二年，我着手写作这本关于媒介知识的专著。从2018年秋天开始到2019年夏天，我完成了本书的大部分内容。尽管这本书存在很多不足，且我自己关于“媒介知识”的研究还非常粗浅，但写完这本书对我还是有不小的意义。首先，这本书完成了学术工作的一些基本动作：系统地梳理了相关文献，展示了几项实证研究，描述了新媒体知识业态发展的新情况。同时，我还在文中表达了些许自己在实证研究过程中产生的想法和感受。如此看来，这本书也算是对“媒介知识”问题的一个概览。其次，完成这本书使我可以同几年来的知识效果研究暂时说声再见。它似乎标示着一种完成或解脱（closure）。写完这本书，我仿佛获得了一种心情——和过去的研究说再见，轻装上阵去探索新鲜的领域。

这本书是在繁忙的日常工作间隙完成的。如同所有的学术工作，写作本书的过程伴随着心情与情绪的起起落落，兴奋与焦虑交替循环，欣喜或倦怠不期而至。总的说来，学术写作并非易事！在写作期间，父母、妻子和我的猫都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和慰藉。我非常感谢他们。我也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刘畅老师和高婧老师，她们为了这本小书的出版付出了很多辛勤的劳动。学术工作是漫长枯燥的，但此间遇到的诸君朋友却常令人感到温暖。衷心祝大家在今后的写作和创造中感到快乐！

崔 迪

2019年9月10日深夜于尚景园宿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