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际传播的影响
本节继续讨论影响知识获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人际传播。早在1955年，卡茨（Katz）和拉扎斯菲尔德（Lazarsfeld）的经典著作《人际影响》（Personal Influence）就指出人际传播是媒介效果产生作用的一种重要机制[80]。虽然学者更关心媒介对知识获取的影响，但绝大多数研究其实都考虑了人际讨论的影响。在此，我们关注两种不同形态的讨论对知识获取的影响：传统的面对面讨论与基于社交媒体的讨论。
面对面的人际讨论一般指自发的、无结构的、无目的性的关于时事政治的对话。这种人际讨论通常发生在家人、朋友、同事等熟人之间。比如，人们在聚餐或同行时常会进行聊天，其中很多时候都会涉及时事或公共事务的话题。这种人际讨论一般发生在日常状态下，并非特意为之，因而与具有特定目标的协商或辩论存有较大不同。从操作层面上，研究者通常测量面对面讨论的频率，如询问受访者在过去一段时间里与家人或朋友讨论时事政治的次数。在高度媒介化的时代，很多人际交往以中介化的形式完成。所以在当下的媒介环境中，我们还需要考虑到网络环境中的人际讨论。尽管社交媒体等线上平台有很多日常娱乐、社交和信息交换的功能，但人们也会在各类网络平台上进行有关公共事务和政治新闻的对话和讨论[81]。例如，朋友会在微信群或其他社交媒体上针对某些社会热点话题展开交流。这种聊天形式部分代替了面对面的人际交流。线上的人际交流有时候围绕着信息分享行为展开。例如，当有人分享一张图片、一篇文章或一个观点时，通常会引发人际讨论。
面对面讨论与线上讨论有较明显的区别。首先，面对面讨论通常发生在强关系内。相熟的人们因为身份背景相近、彼此了解信任，更容易就某些时事话题展开讨论。陌生人因为背景、兴趣与观点差异，较难围绕这类时事话题展开讨论，而一般性的相识者之间的交流更多为简单的寒暄或信息交换。在网络上，人们的线上“朋友”的数量往往大于日常接触的朋友人数。可见个体的线上社交圈会更加广泛和多元。相比于同质化的线下熟人圈，人们在线上会认识更多背景相异的“朋友”。尽管人们在线上会频繁地与亲人、朋友等强关系进行互动，但有时也会与不那么熟悉的人甚至陌生人进行交流。因而，线上的人际网络往往更为广泛、复杂和异质。其次，面对面的人际交往被认为是最为“完整”的交流。在进行语言表达时，人们的口音、语调、声音、抑扬顿挫等丰富的语音信息得以保留。此外，人们在面对面表达时加载了丰富的“非语言”信息，如面部表情与肢体语言等。尽管现在的网络通讯技术已支持多情态的表达方式（如语音聊天、语音信息或表情符号），但相比于面对面的交流，线上人际交流仍为一种“失真”的对话，缺乏自然状态下人际交流的动态及表达信息丰富性（cue richness）。最后，面对面的交流通常要求双方出现在相同且特定的时间空间场景中，而且交流双方要将百分之百的注意力投入对话。人们开展面对面交流所需要的前提条件更复杂。在网络环境下，人际交流可以完全摆脱地理空间的限制。人们可以在家里、工作中或移动状态下与他人展开对话。在时间上，很多网络交流形式（如即时通讯软件或社交媒体）允许一定程度的非同步性（asynchronicity）。也就是说，人们的对话并非即时展开，一些交流可以在相对较长的时间内陆续完成。这意味着线上交流可以打破时间的限制。相应地，由于面对面交流在同时同地发生，更容易形成对时事的深入讨论。线上交流虽然可以打破时空限制，但讨论通常流于碎片化与表面化，较难形成长时间的、深入的对谈。
研究者很早就意识到人际传播对知识获取的影响。很多实证研究都明确了人际讨论能有效促进个体获取有关公共事务和政治的知识[82]。Eveland和Thomson认为，近年来相关研究又重新重视人际讨论对知识获取的影响[83]。除了简单的线性关系，研究者还探索了人际交流的各种机制——特别是人际传播的结构和情态——对知识获取所产生的条件性影响。例如，Kwak等学者在2005年的研究发现，讨论的频率、个体的人际讨论网络大小以及讨论网络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与政治知识呈正相关[84]。Eveland和Hively进一步将讨论的异质性分为两种：危险的讨论（dangerous discussion）和安全的讨论（safediscussion）。在他们的操作定义中，危险讨论指的是观点价值相异者之间的讨论，而安全的讨论指的是观点价值相近者之间的讨论。可以想见，危险的讨论会包含更多的冲突、反对和挑战。研究发现，讨论频率与议题知识和结构知识有较为强烈的正相关惯习。其中，危险性谈话与议题知识和结构知识都有显著正相关，但安全的谈话却对两种知识没有显著影响[85]。类似地，中国香港学者李立峰的研究关注了人际讨论中的反对状况（disagreement），结果表明，受访者在交流中经历越多的反对，就越可能从人际交流中获取知识。可见有相似价值和观点的人们之间的讨论更多地是在印证彼此的既有信 息[86]。充满冲突的“异质”讨论包含更多新鲜的信息，也可能激活更强的认知动能，因而更有利于知识获取。从这个角度看，网络环境下的讨论包含更多异质性因素，这构成对知识获取的有利因素。在另一项研究中，Scheufele分析了不同情态的人际交流，发现人们日常互动中的随意性对话（casual conversation）并不能帮助人们获取政知识，而只有政治相关的讨论（political discussion）才能预测知识获取[87]。
也有研究者关注了计算机中介环境（computer-mediated environment）下人际交流的知识效果。相较面对面讨论的知识效果，计算机中介下人际讨论知识效果的相关文献较为稀缺。线上交流可能会有一些比较优势。例如，卢克辛等人的研究发现，电脑中介讨论形式的知识效果至少不亚于面对面的协商（deliberation）[88]。通过实验研究，Min也发现线上协商同面对面协商一样可以提高受试者的议题知识（issue knowledge）[89]。另有些研究指出，线上讨论或协商比面对面交流甚至能产生更好的知识效果，因为线上讨论多借助文字表达形式，其情感属性较弱，而认知倾向更强[90]。然而，我们不能忽略线上讨论的根本缺陷。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基于弱关系或陌生人网络的线上讨论常常存在不文明甚至有攻击性的传播行为。在日常上网过程中，每个人都会在论坛、评论区和微博热门话题中遇到争执甚至不文明的网络表达。这些表达对在线讨论的质量构成威胁。此外，网络交流中个体也很难系统地阐述或讨论观点，更多是碎片或片面的表达。这些不利因素都有可能削弱网络环境下人际讨论的知识效果。
总结而言，大部分文献都表明人际讨论对知识获取有正向的影响。很多时候，人际讨论对知识获取影响的效果量要大于媒介使用的效果量。线上的人际讨论与面对面的人际讨论存在较为明显的不同。尽管有文献指出线上人际讨论的知识效果可能不弱于面对面的人际讨论，但电脑中介环境中的人际交流仍有许多无法克服的障碍和缺陷。最后，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人际交流与媒介使用对知识获取的影响并非彼此独立的，如“二级传播理论”所揭示的，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在效果实现过程中是相互关联并相互塑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