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媒介的影响

在影响知识获取的个体层面因素中，传播学者最关心的就是媒介使用变量。在MOA框架中，媒介接触可以看成是新闻学习的机会。本节将讨论不同媒体使用对知识获取影响的相关研究。在现有文献中，大部分研究关注了所谓遗产媒介（legacy media）的效果。其中又以电视和报纸相关研究最多。虽然广播、杂志也是重要的传统媒体类型，但现有文献涉及不多。本节对传统媒体的讨论也将围绕电视和报纸展开。

新闻学习的实证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但对媒介知识效果的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期才开始大量出现。这背后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电视媒介的发展与普及。电视以其强烈的影像信息形式，成为人们日常信息环境中最有影响力的一种信息渠道。不少关于电视的经典理论（如格伯纳的涵化理论、波兹曼对电视的批评、梅洛维茨对电视文化的分析）都在这个时间涌现。诚如格伯纳描绘的那样，电视成为“当代”生活中最具影响力的故事讲述者（story-teller），它对个人符号世界的构建起到统治性效果。与印刷媒介不同，使用电视媒介对观众的教育程度要求不高。电视以影像和声音的线性组合方式传递信息，更容易为普罗大众理解与记忆。

20世纪80年代的两项电视研究成为知识效果研究的早期代表作品。其一是罗宾逊和莱维等人于1986年出版的著作《主要信息源：从电视新闻中学习》^[54]。该研究旨在回答一个根本的问题：电视的新闻形式能不能帮助那些此前对公共事务不感兴趣的群体获取严肃新闻知识。这本书呈现了一系列研究，分别测量了电视、广播、报纸和杂志对个体知识获取的影响。然而研究发现电视并不如报纸或杂志一样可以使人们有效地获取政治知识。在很多测试中，电视与知识获取之间并不具备显著的相关性，或者收看电视只能帮助人们在短期内获取对事实的知晓，而无法形成长期的知识。作者对电视媒介的整体评价较低——电视帮助普罗大众增强政治认知的功能并不理想。另一项研究是格雷伯（Graber）于1984年出版的著作《处理新闻》^[55]。在这本书中，作者引入了后来被广泛采纳的信息处理（information processing）视角来分析人们从新闻中获取知识的认知过程。格雷伯使用“图式（schema）”这一概念来描绘人们在新闻接触中的认知结构。图式决定了个体在收看新闻时对哪一部分信息产生关注、进行处理并转化成记忆，也决定现有信息中的哪一部分将被启用以便处理新鲜的信息。同时，图式也可帮助人们将新信息进行类型化，以便将其融入既有的认知与信念结构。不同背景的观众在认知过程中会形成不同的图式，因而也会导致对新闻内容不同程度的接收和理解。格雷伯对新闻知识效果的分析结合了认知心理学的视角，开创了这一方向研究的先河。信息处理视角成为后续关于知识效果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工具。

在随后的30年间，学界对媒介的知识效果有持续的关注。很多研究探索了媒介使用与知识获取之间的直接联系，但是这部分研究所产生的结果有很多矛盾的结果。一些研究发现了电视和报纸使用与政治和公共事务知识之间的正向联系^[56]；而另外一些研究结果则表明人们能从电视和报纸中获得的知识非常有限^[57]。相比之下，报纸似乎在帮助受众获取知识方面比电视更好。比如，Culbertson和Stempel在1986年的研究就发现，电视的使用对政治知识获取几乎没有贡献^[58]。抛开前文所说的报纸所代表的人群特征，就媒介特性本身来讲，电视在获取知识效果方面弱于报纸可能有两方面具体原因。其一，阅读报纸通常要求读者保持专注，人们很难一边读报一边完成其他日常活动。然而收看电视却可以与很多其他活动一起进行。在不少情况下，尽管在播放电视节目，人们却没有真的对其付出注意力。一个可能的结果就是电视使用量与知识获取没有显著相关关系。其二，这也与上述研究进行的社会环境有关。在美国，地方电视台中较少播出与政治和联邦政府有关的信息，而关于公共事务和全国政治的新闻多出现在新闻网新闻（network news）中。其结果可能是，尽管某些受访者频繁地收看地方电视台，却不能充分接触到有关全国政治的信息。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媒介知识效果的分析不断改善主要变量的测量方式，也逐渐引入了中介变量，电视和报纸在知识效果方面的作用不断被确认。实证研究渐渐得到具有统一性的结论：借助传统媒体来收看新闻确实可以帮助人们提高对公共事务和政治的理解^[59]。关于这部分文献，可以得出三点基本结论：第一，研究确证了报纸与电视的正向知识效果；第二，尽管电视与报纸对知识获取之影响的效果量有限，却是不可忽视的影响；第三，很多研究表明，报纸的知识效果要优于电视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