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针对北京、上海、广州三地大学生的调查，系统地探讨传播因素与公共事务知识的关联，并着重比较了新旧媒体的差异性效果。媒介作为一种重要的知识生产与分配机制，在社会整合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新技术正在重构新闻生产与消费的模式，人们的新闻媒介使用习惯也随之快速变迁。我们亟须通过实证的方法来了解新媒体给新闻使用者在认知层面所带来的影响。

分析显示，人口统计学变量、个体认知因素和传播因素（人际讨论与媒介使用）对知识获取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男性的公共事务知识与信息效能都显著高于女性。有趣的是，除了接触网络新闻外，女性受访者的电视新闻、报纸新闻与社交媒体新闻接触量都显著高于男性受访者。女性受访者也比男性受访者更频繁地参与基于社交平台的讨论，但女性受访者并未因此比男性受访者更有效地获取知识。可见知识的性别鸿沟并非由媒介接触的差异导致，而是与更深刻的社会结构性因素有关。究其原因，知识的性别差异或许由男性和女性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经历的不同教育和培养方式所导致。学科背景也可以显著地预测知识差异。相比理工科学生，文科学生掌握更多的公共事务知识。这表明知识获取并非媒介使用的线性结果，而是与个体长期政治社会化的经历有关。其可能的原因是，文科学生长期接受人文方面的训练，在认知习惯上更愿意去关注、了解时事政治，也因此对公共事务有更充分的理解。回归分析所表现的地区差异并不能以因果关系来解释。我们只是在每个城市选取了两所大学，因而地域差异很可能是学校之间的差异。我们将其置入方程，仅作为控制变量使用。

分析表明，个体认知因素可以显著预测公共事务知识与信息效能。这与认知中介模型所揭示的机制吻合。其中，新闻兴趣是预测公共事务知识唯一显著的认知因素，可以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而新闻兴趣、定位需求与新闻思考都与信息效能显著相关。这表明信息效能作为一种对自身掌握信息的主观评价，与个体内在的认知特性紧密相关。当人们充分动用其认知机能来处理新闻时，可以增强他们获取知识的信念感。总体而言，人们将接触到的信息转换成大脑储存的知识需要复杂的认知处理，受到兴趣、动机和加工等过程的影响。

学术界一直对网络新闻能否有效地使受众获取知识存有争议^[20]。本研究结果为新媒体的知识效果提供了一些支持性证据：新媒体渠道可以增强受访者对公共事务知识的掌握。有趣的是，新媒体和传统媒体产生知识效果的方式并不相同。其中，新媒体接触比新媒体注意力更好地捕捉到了知识效果。这可能是因为新媒体已经成为年轻人普遍使用的信息获取渠道，而新媒体的使用习惯常呈现碎片化、移动性的状态，用户在使用新媒体阅读新闻时注意力普遍不高。这种情况下，接触量可以更有效地测量新媒介的效果。对于受访的大学生，传统媒体使用已经边缘化，其使用频率整体较低，此时媒介注意力更有效地区分了对传统媒体使用程度不同的用户。

此外，本研究还对比了面对面讨论与社交平台讨论的知识效果。结果显示，面对面讨论能有效提升受访者的公共事务知识与信息效能。讨论公共事务可以看作对信息的一种反思性融合过程（reflective integration）。在这个过程中，个体不但可以接受新的信息，还能对已获得的信息进行加工与对比。相比之下，基于社交平台的讨论有助于提高受访者的信息效能，而不能实质性地提高他们对公共事务的掌握，甚至呈现出一定的负效果。究其原因，可能是社交平台讨论多流于片面化与碎片化；受限于文字为主的表达方式，用户不能充分展开讨论；加之线上讨论多有不文明的交流行为，进一步削弱了讨论的质量。

本节将“知识获取”分别操作化为公共事务知识（事实性知识）与知识的自我感知（信息效能）。研究发现，二者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r=.30，p＜.001），但它们与预测变量的关联呈现不同的模式。新媒体上的新闻接触只提升实际的知识掌握，而不会影响信息效能。新媒体上的讨论则相反：只提升知识掌握的信心，却不能促进受访者实际上掌握知识。传统媒体接触本身不能提升事实性知识，却可以增强人们获知的信念感。这些结论表明，不同媒介以及对媒介使用的不同操作方式对知识获取与信息效能的影响并非是同步的、协调一致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回归模型中人口统计学变量与个体认知变量的解释力远大于传播学变量（媒介使用与人际讨论）。这与大部分研究的结论一致。不少经典研究已经讨论了背后的原因：影响知识获取的根本因素更多体现为个体内在的认知意愿与能力。换言之，经济收入较高、对时政更感兴趣或认知能力更高的人群总是更容易从各种信息渠道中获取知识。在知识获取过程中，媒介使用与人际讨论的影响是相对较小的。然而从传播学的角度，我们依然认可媒介使用对知识传播的重要作用。尽管效果量不大，传播因素提供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条件和机会，是任何认知过程的前提。同时，传播行为更加可控与可变。在短期内，我们或许很难改变人们的认知能力，但可以改变人们的信息使用行为，从而实现理想的传播效果。

最后，本研究存在如下方面的不足。首先，本研究的关注对象是中国一线城市的大学生群体。这些大学生受访者普遍接受优质的高等教育，掌握良好的互联网技能，属于比较特殊的一类年轻人群体。因而，本研究的主要发现可能无法向其他人群进行推广。其次，本研究在媒介使用的测量上亦不完善。比如，问卷仅对受访者整体的新闻接触与注意力进行测量，虽然排除了娱乐休闲性的媒体使用，但并未能很好地区分严肃新闻与软性新闻使用，因而可能会影响到量表效度。媒介使用测量一直是效果研究的难题，进入新媒体时代，由于媒介使用习惯进一步碎片化，操作化的困难继续增大。未来研究需继续探索新媒体环境下的媒介使用测量方法。再次，本研究的回归模型的解释力为19.5%和36.3%，意味着在知识获取效果方面还有很多因素需要后续研究继续探索。我们期待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索适合本土语境的知识获取的预测变量。最后，本研究只关注了网页新闻与社交媒体新闻两种新媒体新闻形式。未来的研究亦应考虑更多样化的新闻使用模式（如内容聚合平台与新闻推荐系统）对知识获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