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技术环境
前文讨论了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因素对知识获取的影响，本节关注信息环境的技术因素。需要注意的是，此处讨论的技术因素并非个体接受和应用媒介技术的过程，而是关注技术变迁导致的信息环境宏观变化。首先要介绍的是一位青年政治传播学者马库斯·普赖尔（Markus Prior）。普赖尔毕业于斯坦福大学传播系，现在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是该校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教授。传播学训练出身的学者最终在政治科学领域获得认可，可以说是传播学“逆袭”的一个经典案例。普赖尔曾对媒介技术环境与知识获取的关系进行分析，颇有影响[38]。在他的理论中，普赖尔首先提出了高选择媒介（high-choice media）的概念。高选择媒介简单有效地概括了从大众传媒到互联网技术信息环境的根本转变。在普赖尔看来，新媒介技术给信息传播带来的本质变化在于选择性的增强。在报纸电视时代，人们就可以选择收看不同的频道或选择阅读不同的报纸/版面，但整体而言，这类媒介使用的选择度仍然较低。媒介技术变迁的一个根本逻辑就是不断强化人们在信息获取过程中的自主选择性。在新媒体环境下，人们获得了更大的能力去选择收看自己喜欢的内容，同时回避自己不感兴趣的内容，那么这种强化的选择性对人们获取公共事务知识有什么影响呢？在研究中，普赖尔关注了两种可丰富用户媒介选择主动性的代表性媒介技术：有线电视与互联网。互联网所提供的选择性不言自明。在美国的大众传媒时代，有线电视是一种典型的高选择媒介技术。订阅付费的有线电视意味着人们可以收看多达数百个不同的电视频道。在中国，有线电视也可被看作一种增强媒介选择性的技术。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开始推广有线电视。在无线电视时代，我们的广播电视台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有线电视技术成倍地增加了人们所能收看的电视频道。现在我们已经非常习惯在数十个频道中选择自己喜欢的节目。
通过二手数据，普赖尔分析了高选择媒介环境对知识获取的影响。研究发现，有线电视和互联网的使用对热衷收看严肃新闻的观众影响不大——因为对公共事务感兴趣的人在高选择环境中也会去选择了解严肃新闻。对于那些本来就只关心娱乐新闻的人群，有线电视和互联网的影响也不显著。这大概是因为，人们需要很强的心理动能才会去收看严肃的时政类新闻，而更关心娱乐性信息的人们则缺乏这种获取严肃新闻的根本动力。不管在高选择还是低选择环境中，他们都很难获得严肃的时政知识。媒介选择最显著的影响产生于所谓的摇摆人群（switchers）中。这些人群属于信息的“杂食动物”，他们既关注时政新闻，也不排斥娱乐信息。结果表明，在高选择媒介环境下，摇摆人群的知识水平有显著的下降。其原因可能是这些信息摇摆人被赋予更多选择后，更倾向选择收看轻松愉快的信息，同时媒介选择帮助他们回避了一些严肃的时政新闻。普赖尔进一步表明，个人对娱乐信息的偏好与媒介选择性存在显著的交互效应。总体而言，在高选择环境中，所有人收看新闻的频率都会下降，人们对公共事务的理解也会下降（主效应[main effects]）。但对于那些更加偏爱消遣娱乐信息的人们，这种下降幅度更加明显（交互效应[interaction effects]）。普赖尔的分析将媒介技术环境的宏观变化与个人新闻使用的内在偏好结合分析，展示了极具理论洞见的媒介效果机制。我们可以看到，技术条件的变化所引起的变化并非是直接的、线性的，而是个体心理因素与外在技术条件复合产生的效果。
谈到媒介技术环境的变迁，不得不提到这几年颇有影响力的一本著作《注意力市场：如何吸引数字时代的受众》（The Marketplace of Attention：How Audiences Take Shape in a Digital Age）[39]。本书讨论了数字媒介时代受众注意力分散化与碎片化对信息消费的影响。很多学者认为，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高选择媒介会引发一系列后果，如信息极化、信息茧房、回声室效应、过滤气泡或群体极化。社交媒体允许用户选择接受自己感兴趣的信息和自己赞同的观点，同时屏蔽不感兴趣的或与自身相左的观点。久而久之，想法观点兴趣相近的人则会聚集在一起，不同群体之间的沟通减少，信息的流通也更多在同质人群内完成，而不能实现跨群体传播。《注意力市场》的作者韦伯斯特（Webster）对这种流行的观点提出了挑战。他认为尽管现在的平台机制和算法推荐等技术可以实现信息的定制化消费，但媒介用户终究是“杂食动物”，他们的兴趣爱好是多元的，对信息的需求也是多样化的。也就是说，人们不太可能只将自己局限在边界清晰的群体中。此外，平台除了将人群区隔，同时也通过特定的机制制造共通的流行趋势，将人群的集体注意力引向特定的议题。在我国的社交媒体上，虽然有很多不同的兴趣群体，但每隔一段时间还是会有全网热议的话题，可见平台依然保留着使用户注意力凝聚的内在机制。从新闻学习的角度看，《注意力市场》的论点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社交媒体技术对个体信息使用与知识获取的影响。在社交媒体环境下，尽管信息使用的选择性与个性化越来越强，但公众的注意力并不见得一定走向瓦解。平台与算法的机制在很多情况下仍然会引导人们将注意力聚焦到对社会整体有价值和意义的话题上。也就是说，社交媒体用户依然有机会接触并获取重要的公共事务知识。在新的技术条件下，新闻学习的方式也许会改变。但规范理论所期待的知情社会（informed society）理念也许并不会因此而受到根本的挑战，新的技术机制或许可以培养出一种全新的公共认知习惯，以不同的方式构建社会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