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制度环境

首先，不同的媒介制度环境对会对人们获取知识产生不同的影响。经典传播学著作《报刊的四种理论》从规范性的角度区分了四种报业模式^[30]。学者哈林（Hallin）和曼奇尼（Mancini）结合西方国家的经验，归纳出三种不同的传媒体制^[31]。不同的传媒体制下，报业与广播业的特征不同，传媒与政治的关系不同，媒介职业化发展程度不同，国家在传媒业中的作用也会不同。比如，以法国、希腊、意大利等地中海国家为代表的极化多元传媒模式（polarized pluralistic model）中，传媒的职业化发育程度较低，国家对传媒的行政干预则相对较强。在以英国、美国、加拿大为代表的北大西洋自由主义模式（liberal model）中，传媒的职业化发育程度高，国家对媒介的干预相对较弱，市场机制相对比较强烈。可见，不同社会由于各自独特的历史、政治和文化，会发展出不同的媒介制度。

不同媒介制度又会衍生出特点迥异的信息环境。以欧洲和美国的对比为例，欧洲的媒介体制中，公共广播电视（public broadcasting）占有重要的地位，而美国的自由主义媒介环境中广播电视业则是私营媒体占主导地位。公共媒体和私营媒体在运营思路上有根本的差异，所提供的内容也会有较大不同。例如，BBC纪录片以制作精良为人们所熟知，其目的以公共教育为主，较少有“商业味”；而美国的国家地理、发现频道的纪录片则更为“刺激耸动”，具有很明显的市场元素。从这个简单的例子可以看出，公共媒体和私营媒体所构筑的信息环境也存在差异。归根结底，个体需要从各自所处的信息环境中获取信息。

那么媒介体制会不会影响个人层面的信息获取呢？著名政治传播学者艾扬格（Iyengar）等学者曾用实证分析回答了这个问题^[32]。研究者将媒介体制粗略分为公共服务性制度（public service oriented system）和市场导向制度（market-oriented system），并基于此种差异来进行依托情境的分析（context-dependent approach）。研究重点关注广播电视新闻，其方法包含一项针对新闻的内容分析以及一项旨在了解人们对新闻事件、议题和人物知晓度的全国性调查。研究发现，公共服务体制下的媒体比市场导向制度下的媒体更频繁地向观众提供硬新闻（hard news）。因而，公共服务体制下的新闻观众接触到硬新闻的机会显著高于市场导向媒介体制下的新闻观众。这意味着，那些即便对时事新闻不感兴趣的公众，也有更多机会接触严肃新闻并从中获取相关知识。研究发现，新闻爱好者和对新闻不感兴趣的人群之间的知识，美国的媒介环境中差异最大；而在一些北欧国家，这种知识差异则最小。这意味着，美国的商业广播电视台出于市场策略考虑，往往提供更有吸引力的软性内容（soft content），而对时政新闻不感兴趣的人们则更有机会回避严肃新闻，因而失去获取相关知识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