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概念与研究假设
本书借用戴利·卡佩尼和基特的定义[8]，将公共事务知识（public affairs knowledge）界定为人们所掌握的关于政府与社会机构、公共政策、社会经济状况、时下重大议题的事实性信息。与态度或感知不同，知识强调人们在记忆中所形成的事实性的信息，是头脑将信息进行深度加工所得的结果。公共事务知识是特定文化与媒介环境建构的产物。
本书还将信息效能（information efficacy）作为因变量考察，将信息效能定义为人们关于自身多大程度上掌握公共事务知识从而有能力参与公共事务的自我认知。值得注意的是，信息效能与政治效能（political efficacy）既有关联又不尽相同。政治效能指人们对于自身能否影响政治的信念感[9]。在很多研究中，知识都被看作政治效能感的前置变量。也就是说，人们获取了足够的知识后，才能形成政治效能感。然而根据Sweetser和Kaid的研究，信息效能是一种特殊形态的效能感，它侧重关注人们对自身是否掌握充分信息以便参与公共事务的信念[10]。换言之，信息效能并不是知识的后置变量，它本身就是一种围绕信息与知识展开的自我效能感。信息效能实质上是一种自我感知（self-perception），它评估一个人多大程度相信自己掌握了足够的信息。如果说，公共事务知识关注的是人们“客观上”掌握信息的情况，信息效能则衡量人们“主观上”对掌握信息的认知。信息效能与公共事务知识紧密相关：公共事务知识考察人们对事实信息的记忆与掌握，信息效能则关注人们对“掌握充分信息”的信心与信念。本研究引入信息效能作为研究变量，旨在与事实性的知识进行比较分析，丰富我们对媒介知识效果的理解。
前文已经阐述，媒介使用的两种不同操作方式——媒介注意力与媒介接触——存在较大争议。据Chaffee和Schleuder的界定，媒介接触指人们在任何情况下接触到媒介中呈现的事件或新闻，而媒介注意力指的则是人们对媒介呈现某一领域新闻所付出的认知努力。媒介接触从“量”的角度衡量媒介使用，而媒介注意力则从“质”的角度衡量媒介使用。媒介接触与媒介注意力刻画了媒介使用两个不同但又互相联系的面向，不应厚此薄彼。Eveland的研究系统地比较了媒介使用的不同操作方式，并指出同时使用媒介接触和媒介注意力可以为分析提供充分的区分力，同时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11]。为了进一步厘清两种操作方式的效果差异性，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1：媒介接触与媒介注意力对公共事务知识与信息效能的效果是否存在差异？
根据第三章的综述，许多研究都发现，通过传统媒介使用新闻对知识获取存在正向的影响。同时，不少研究发现，传统媒体使用与人们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之间存有正向相关关系[12]。也就是说，使用传统媒体越多，人们越相信自己有能力参与并影响公共事务。信息效能亦是一种自我效能，而媒介使用本身就是一种信息寻求的过程。因而，如Kaid、Mc Kinney和Tedesco的研究指出的，使用传统媒介亦可增强人们与信息相关的效能感[13]。基于以上讨论，本文提出第一组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1.1：传统媒体的新闻使用对公共事务知识获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研究假设1.2：传统媒体的新闻使用对信息效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其次，本研究还重点关注网络新闻和社交媒体两种新媒体渠道的知识效果。网络新闻指基于网页的互联网新闻形式，其中包括但不限于新闻门户网站、各类主流媒体的线上版本、线上新闻媒体、各种新闻类的聚合平台等。社交媒体新闻重点关注用户在使用微信和微博两大社交平台过程中接触到新闻信息的过程。我国现有81.9%的中国网民使用搜索引擎获取信息，82.7%的网民在互联网上阅读新闻[14]。根据2018年的统计，微信已经有10亿活跃用户，微博用户数达到2.75亿，另有4.4亿用户使用博客、个人空间等互联网社交应用。除了社交功能，这些平台亦成为年轻人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很多研究指出，网络新闻可以正向预测政治知识。此外，研究指出使用互联网信息有助于提高人们的信息效能[15]。尽管社交媒体的知识效果暂未形成定论，但考虑到社交媒体（微博和微信）在青年群体中的巨大影响力，本文倾向认为其对知识获取和信息效能有正向的影响。综合如上讨论，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研究假设2.1：新媒体的新闻使用对公共事务知识获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研究假设2.2：新媒体的新闻使用对信息效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此外，从传播的角度探索知识获取还需考虑人际讨论的效果。从逻辑上，人际讨论与知识获取以两种方式产生关联。其一，人际讨论作为一种信息渠道提供人们获取知识的基本素材。其二，人际讨论构成一种“内部反思”或“整合性信息处理”[16]。也就是说，个体可以通过人际讨论来反思与加工他们接触到的信息，进而形成结构化的、长期的知识。在具体的研究中，绝大多数的知识获取研究中都将人际讨论作为重要的预测变量，并发现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性[17]。此外，不少研究发现人际讨论对自我效能与知识获取都有正向的影响。因为信息效能是一种关于“知识和信息掌握”的自我感知，有理由推断，人际讨论也可以正面影响人们的信息效能。由于社交平台的普及，亦须考虑线上与线下人际讨论的区别。面对面讨论通常在朋友熟人之间展开，交谈双方有相似的身份背景。面对面讨论有丰富的表达与情绪线索（cues）、清晰表意的语言信息以及面部表情和身体动作，这些信息都有助于交流的顺利进行。但是，面对面讨论需要发生在特定的时间空间场景中，所受的限制较多。相比之下，基于社交平台的讨论（SNS-mediated discussion）则可在更广泛、异质的社交网络中展开，更容易实现不同背景人们之间的意见和信息交换。然而，线上讨论往往不具备丰富的表达线索，基本以线性的文字为主，辅之以表情符号。也正因为此，基于社交平台的讨论更容易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以更灵活与碎片化的方式实现。由上述对比可知，面对面讨论和基于社交媒体的讨论各自具有不同的特质。已有研究显示，虚拟环境的人际讨论也有与面对面讨论的相似甚至更好的知识传播效果[18]。基于以上文献，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研究假设3.1：面对面的人际讨论对公共事务知识获取有正向影响。
研究假设3.2：面对面的人际讨论对信息效能有正向影响。
研究假设3.3：基于社交平台的人际讨论对公共事务知识获取有正向影响。
研究假设3.4：基于社交平台的人际讨论对信息效能有正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