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一：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知识效果差异

“知识获取”作为一种媒介效果，历来受到公共传播与政治传播研究者的重视。如本书第三章所述，在过去几十年将知识获取作为媒介效果的研究成果十分丰硕。值得注意的是，此类研究大都聚焦于西方社会，仅有一小部分研究关注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以及新加坡等地区和社会^[2]。相比之下，较少有人在中国大陆将知识获取作为一种媒介效果进行探讨。在中国，有不少研究者从“新闻生产”的角度来讨论“公共知识”。例如，研究者提出以知识社会学的视角检视新闻生产，将新闻报道或评论看成是广义的公共知识生成过程^[3]。在此，新闻超越了简单的信息商品属性，实际上构成可为公众掌握的公共知识。如张赞国等学者所言，公共知识是中国人对政治与社会的基础性认知，它帮助人们理解变迁的社会环境，也有助于社会共识的形成^[4]。在中文文献中，将知识获取作为媒介效果的研究并不多见。例如，有研究表明，大学生多模态的数字媒体使用对政治知识有正向影响^[5]。张明新的研究指出，政治知识与政治效能的交互作用可促进线上同线下的公共参与^[6]。不少研究关注了知识沟问题（如性别差异与新旧媒体差异），但这些研究多分析来自西方社会的二手数据，较少利用中国本土的经验资料^[7]。可见，尽管传播研究重视从“知识”的角度切入新闻传播现象，但将知识作为媒介效果的系统性研究依然稀缺。

在中国，知识获取研究也有较高的理论与实际意义。首先，通过新闻了解时事一直是中国人重要的政治体验。通过新闻信息，公众得以了解国家与世界发展的前沿动态，增进信任与团结，同时也为个人生活和发展的决策提供信息支持。其次，近年来中国互联网行业高速发展，各类互联网平台崛起，跃升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变迁的媒介环境为人们检视知识获取提供了理想的研究环境。最后，人们对公众事务的理解与“知情社会”（informed society）的建设息息相关。公共事务知识可以促进人们对公共政策的理解，使政府与公众的交流更加透明顺畅，进一步建构理性的公共参与秩序。在互联网环境下，人们获得新的讨论空间，但也因此，互联网讨论存在较多不文明的交流行为（uncivil communication behaviors），严重影响互联网的交流质量。网民良好的知识储备有助于构建理性、文明、高效的网络舆论空间。

鉴于知识效果研究的重要性及内地相关文献较为稀缺的情况，本研究基于针对北京、上海、广州的六所高校学生的调查数据，分析比较不同传播渠道对公共知识与信息效能的影响。在理论层面，本研究还将比较知识效果与媒介使用两种不同操作化形式的效果差异，并阐释其背后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过去数十年，中国传媒改革不断推进，从报业市场化到集团化，再拓展到多元的媒介融合。在此过程中，传统媒体的影响力减弱，数字信息平台崛起——搜索引擎、新闻网站、社交媒体、手机客户端等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新闻信息渠道。总体而言，当代中国已进入高选择性的媒介环境（high-choice media）——人们拥有丰富的信息渠道，并可据自身的爱好和习惯打造个性化的信息食谱。这样的信息环境对公共事务知识的传播有双重效应。一方面，大量的信息供给增加了人们接触新闻的机会；但另一方面，繁杂多样的信息也增加了受众的认知负担和信息过载的可能，各式各样的娱乐信息与软新闻分散人们的注意力，也有可能减少人们对严肃新闻的关注。因此，我们需要实证研究来进一步明确新媒体环境对公共事务知识传播起到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