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整合的模型
之前章节梳理了知识获取的两类微观层面影响因素：媒介使用与人际交流。本节继续讨论知识效果研究的整合模型——将多方面因素纳入统一框架进行统一分析的学术尝试。知识获取整合模型中最有名且最具影响力的代表是学者Eveland在2001年提出的“认知中介模型（cognitive mediated model）”[91]。Eveland认为，既往关于知识效果的研究缺乏稳定性与一致性——其中一部分研究支持媒介使用对知识获取存在的正向效果，另有一部分研究则没有发现二者存在显著的联系。Eveland认为该状况可能是因为研究者更多地关注了媒介使用与知识获取之间的简单线性效果，其实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着间接效果（indirect effects）。为了厘清媒介知识效果的机制，Eveland提出了认知中介模型。顾名思义，认知中介模型旨在描述媒介使用通过认知因素来实现间接知识效果的过程。
Eveland提出的模型的并不复杂，却对知识获取有较好的解释力。他融合了媒介效果解释的两种基本路径：使用与满足视角（uses and gratifications）和信息处理视角（information processing perspective）。从使用与满足的角度出发，认知中介模型引入了媒介使用的一种基本动机——监视动机（surveillance motivation）。监视动机描绘个体试图通过使用新闻媒介来监督、理解世界，并借此帮助个人进行决策的心理驱动力。从信息处理视角出发，认知中介模型引入了两个最基本认知状态相关变量：新闻媒介使用注意力（news media attention）与对信息的处理（elaboration process）。如前所述，媒介注意力指人们关注新闻内容时所付出的认知努力。注意力高的个体在收看或阅读新闻时，会调动更多的认知机能，对新闻信息产生强度更大的认知反应。加工处理描述人们基本的信息处理机制，指个体对所获取的信息进行比对、分析的过程。例如，当人们在新闻中听到有关经济危机的消息时，会回忆起大学学习的经济学基本知识，或是将其与朋友聊天中涉及的宏观经济话题进行比对，或者联想到经济危机引发的失业问题和股市问题。这样的信息处理过程就是对信息进行加工的过程。
整体而言，认知中介模型将知识获取与人们在使用新闻过程中呈现的监视动机及信息处理程度进行联系。图3-1是对认知中介模型的一个完整表达。该模型起于新闻媒介使用的动机。新闻使用动机是新闻学习的核心驱动力。认知中介模型认为监视动机可以驱动个体对新闻内容付出注意力并对新闻内容进行加工处理，而新闻注意力也会促使新闻使用者对信息进一步处理加工。新闻注意力与信息加工最终都会导向知识的获取。Eveland及很多后续研究者发现，当新闻注意力和信息加工处理置入模型后，由监视动机到知识获取的正向直接效果变为不显著，这意味着新闻动机的知识效果完全由两个认知处理变量中介（mediation）。换言之，人们从新闻获取知识是一个间接的过程：由动机出发，再到对信息的加工处理，最后形成了记忆中的知识效果。
图3-1 认知中介模型（Eveland，2001）
值得注意的是，Eveland对认知变量中介效应的分析策略近年来得到一些修正。认知中介模型所体现的中介观念实际受到Baron和Kenny于1986年发表的高引用论文的影响[92]。该论文首次明确区分了统计分析中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的定义与操作方法，对整个社会科学统计分析影响极大。其中的中介效应通常用于分析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当研究者明确变量A对B的影响后，再引入第三个变量C（与A和B都显著相关）时，原先A到B的显著影响转为不显著，则明确为一种完全中介效应。也就是说，A对B的影响实际是通过C的作用来实现的。近年来，不少学者提出两个变量通常不存在完全的中介关系，更多时候我们应该关注两个变量之间的直接关系以及间接关系，二者可以同时存在，只不过作用的方式不同[93]。认知中介模型采纳了传统的中介观念，即完全的中介效应。从更新的观点看，认知因素未必对监视动机与知识获取进行完全中介。更可能的情况是，认知因素提供了二者之间一个较为显著的间接效果路径。
尽管中介观念已经更新，但我们仍需承认认知中介模型是知识效果研究中一项综合性的、集大成的成果。不夸张地说，认知中介模型构成新闻学习研究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为媒介知识效果提供了一个具有共识性的结论——人们能否有效地从媒介获取知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层面的认知因素。当然，个体认知过程也是受到结构性的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影响。该模型使研究者不再只关注媒介使用和知识获取的直接关系，也将其间接效果纳入考虑。这个模型也丰富并完善了我们对于媒介效果的理解。特别是在政治认知效果方面，认知中介模型让我们了解到认知机制的决定性作用。从卢克辛的MOA框架来看，认知中介模型反映了政治学习过程中两个重要的元素：动机和能力。具体而言，注意力和加工过程体现了个体的认知能力与动机的融合。也许有人会觉得认知中介模型太过简易，但从量化研究范式的内在逻辑来看，认知中介模型无疑是非常成功的。认知中介模型较为符合所谓的“奥卡姆剃刀原则”——“如无必要，勿增实体”。换成社会科学的语言，这个模型既精简（parsimonious）又高效。也就是说，它用较少的变量来解释较大的变异量。也正因为其精简，它可以在很多研究情境中产生充分的解释力，其他学者也可根据各自的研究需要来对模型进行拓展。
认知中介模型对新闻学习研究有广泛影响。不少学者在各自的社会情境下对该模型进行了验证。另有一些学者对该模型进行了拓展和修订。例如，Beaudoin和Thorson的研究在监视动机基础上探索了其他类型媒介使用动机与模型变量的关联。他们发现指导满足（guidance gratifications）与预期互动满足（anticipated interaction gratifications）皆与新闻媒体依赖（news media reliance）和信息加工正向相关[94]。又如，魏然和罗文辉的研究分析了媒介注意力与媒介接触在认知中介模型中的可能关系[95]。原始的认知中介模型并未直接检测个体的媒介使用情况。此研究则将媒介接触与注意力同时置入模型。该项研究表明媒介接触量也可视为信息处理的不可或缺的部分。Shirley Ho等人利用认知中介模型来检测人们获取健康知识的情况，并将原始的模型进行扩展[96]。在这项研究中，共有四种媒介使用动机被纳入：监视动机、预期互动动机、指导动机与认知需求动机。除了媒介注意力与信息加工外，拓展模型还引入了人际讨论变量。其中，人际讨论也属于将信息作进一步融合和处理的过程。该研究一方面将认知中介模型由政治知识获取扩展到健康传播领域，另一方面也丰富了我们对多元媒介动机与信息处理机制之间关系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