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经济环境

除了媒介制度环境，经济环境也会影响个体的知识获取。政治学相关理论指出，经济状况与人们的政治行为之间存在复杂的关联。理论上，个体从新闻获取知识与经济环境也应有所关联。媒介依赖理论（media system dependency）指出，人们的生存环境经历变动，人们的焦虑感增强，因而对媒介的依赖就更强^[33]。经济状况其实是人们最常接触的一种变动环境，房产市场、金融市场、消费品市场千变万化，与个人生活的关系也极大。经济环境的变动使人们更有需求去了解变化之原因，并根据信息作出进一步决策。因此，我们可以推断，经济状况的变动会促使人们更多地从媒介中获取信息与知识。香港城市大学的青年学者沈菲曾在《传播理论期刊》（Communication Theory）上发表文章《政治传播效果的经济理论：经济状况如何影响政治学习》，系统地讨论了经济与新闻知识获取的关系^[34]。沈菲将政治传播效果研究与政治行为的经济理论结合。政治行为的经济理论将经济推理（economic reasoning）的思路拓展到政治过程中，其核心是一种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原则。也就是说，在公共事务与政治活动中，公众也可以被看作一种经济人（homo economicus），他们会不断检视身处的环境，并调整自身的行动轨迹，运用经济理性思维将他们的行动效益最大化。此外，从情感智能理论（affective intelligence theory）的角度，情绪情感在政治行为中起核心作用。在信息获取方面，焦虑情绪可以增强人们获取知识的动力，也会促使人们更加开放地去接触和吸收各方面的信息。因此，从理性和情感的视角出发会得到相似的结论——当经济环境波动时，人们的理性告诉他们，更多地参与和了解公共事务会带来更高的收益，人们同时会因为感受到威胁而增加焦虑情绪，并因此产生更强的动机去解决内在的心理冲突。而当个体认为经济状况平稳时，了解外部世界的收益率则会下降，对于现状的“满意感”也会让他们较少地付出认知努力去处理复杂的外部信息。换言之，他们从新闻中学习的动力减弱了。

基于以上推理，沈菲提出了新闻学习的经济理论模型。在宏观层次上，一个社会的整体经济状况（指标包括GDP或失业率等）会影响媒体对经济状况的报道（如媒体对负面经济状况的报道频率）。这个联系体现了新闻生产的逻辑以及人们对负面新闻格敏感的状况。宏观经济状况还与政府的经济活动（如政府召开关于经济工作的会议/发布会的频率）相关。而媒体的报道又会和政府活动相关。接下来，媒体对经济状况的报道与政府的经济活动会影响公众对于经济状况的集体性感知。这种联系模式包含两个推论。其一，新闻生产会结构性地偏向负面新闻。通过议程设置理论我们又了解到，当媒体越频繁地报道一个问题时，新闻观众会认为这个问题有较高的重要性。所以当经济状况较差时，媒体关于经济的报道增多，人们认知中经济议题的重要性增强。

其二，当经济状况变差时，公众会形成关于经济状况的负面感知。从媒介效果的角度看，这其实体现了议程建构理论（theory of agenda building）所描述的媒介议程、政府议程与公众议程互相影响的机制。新闻学习的经济理论强调媒介议程与政府议程对公众议程的塑造作用。当公众对经济状况产生负面感知时，获取信息及使用新闻的动力会随之增强，而这又会进一步促使人们更多地从新闻中获取知识。此外，该理论还提出了一些跨层次的有条件效果（conditional effects）。比如，该理论指出，在经济状况较差时，人们的信息使用动机更强，因而他们从新闻中学习的效果也会更强。又或者当经济状况较差时，人们普遍对经济抱有负面感知，因而他们获取信息的动机被激化。相比于经济平稳时，不同人群之间的知识沟会缩小甚至消失。通过这种跨层次因果联系（cross-level casual relationships）的构建，新闻学习的经济理论将宏观经济状况与个体层面的动机与信息使用行为进行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