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媒介知识
如果将媒介知识理解为技术中介下的知识形态，那么新媒介技术必然会转变中介化的逻辑，进而影响媒介与知识的关系。或许我们很难确定新媒体是否真的催生了“新”的知识形态，但“新”的媒介确实为知识生产和分发带来了不一样的趋势和可能。首先，新媒体环境下的知识生产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去中心化”特征。詹金斯描绘的融合文化（convergence culture）概念似乎可以很好地描述新媒体环境下的知识生产[2]。当下的知识模式也具有高度的融合性——群体参与和集体智慧都成为知识生产的重要机制。在传统知识生产模式中，机构和组织一直是知识的生产主体。不管是生产专业知识的科研机构或教育机构，还是生产日常性知识的新闻组织，机构性生产都是知识合法性的来源。在新媒体环境下，个体获得了一定的知识生产能力；网络百科的模式允许群体参与对事物的定义；问答平台组织则使知识生产下沉到同辈群体的日常互动当中；自媒体开启了个体进行系统性知识创造的契机。当然，在广泛的个体知识生产者中，有些人具有专业背景和机构背景，他们从属于某些传统的知识机构，但以个人身份在传播场中进行知识传播。随着网络知识经济的发展，一些小型团体成为知识生产的组织形式，相比于传统机构，这些小团体更加灵活，更懂得传播；相比于个体，小团体的效率高，更加适应市场导向的知识生产。当个体或小团体参与知识创造时，关于知识合法性的观念也得以更新。机构依然是合法性知识的重要源头，但“集体智慧”的知识合法性也越来越被认可。
其次，新媒体环境下知识生产的另一个特征是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商业化一直是互联网发展的内在驱动力。近年来，平台作为一种技术模式成为基础设施。平台与媒体不同，其本身不生产内容。平台的技术可供性（affordance）在于为每个用户提供向所有其他用户广播信息的能力，因而平台仅聚集和分发内容，并以此驱动注意力的转移。然而平台本质上并不是平等主义的，也不是权力真空的[3]。平台及其技术机制与资本深度结合，削弱媒体生产的逻辑，创造了以流量为中心的商业模式。在这种新的媒介技术环境下，流量的商业模式对知识生产也产生了巨大的扭力。如同所有类型的内容生产，平台环境下的知识生产也需要迎向流变的注意力热点。新媒体环境下产生了更多具有实用性、技能性的知识，因为这些类型的知识可以帮助个人高效地自我提升而利于传播。审美性的知识、寓教于乐的知识、具有娱乐形式的知识表达数量增加。一些具有情感性、观点性或可以激发个体产生共情的知识表达形式也变得更加流行。借用所谓“后真相（post-truth）”的表达法，我们甚至可以说新媒体环境催生了一种“后知识（post-knowledge）”或“类知识（quasiknowledge）”——情感、观点与知识混杂的信息形态。新媒体知识的市场化甚至造就了一些极具互联网特色的知识产品。从知识电商的例子可以看出，互联网产品的逻辑重构了知识的生产表达，用户进行知识消费的体验成为这类产品的首要考量因素。在传播方面，流量和商业驱动的知识形态更加轻便、简洁、易于理解，但也更加碎片化。知识也通常不再留存于某些特定的地点。借用詹金斯的说法，知识的黏着模式（stickiness model）让位于可散播性模式（spreadability model）。新媒体环境下的知识生产者不再期待知识使用者聚集在统一的地点，以协同的方式接收信息。知识产品的可散播性变得更加重要，知识的承载形式必须激发用户对其转载、转发和扩散。在使用端，这些产品则必须轻松地嵌入用户生活中常规或多任务的工作流程。在新媒体的流量场域中，知识由固态向液态转化。
再次，在新媒体环境下，知识更多地以网络的形式被连接起来，知识的边界也在不断被重新定义。随着知识经济、知识电商、知识付费等概念的兴起，知识变成了一种更为普遍存在的信息形态，其话语层面的“神圣感”不断被削弱。在信息爆炸的网络环境中，人们甚至会感慨似乎所有的内容或信息都可以升级为“知识”。当然这样的知识泛化与现代社会的一些根本趋向不无关联。在“风险重重”的当代生活中，个体所需的知识永远无法“饱足”。戴维·温伯格（David Weinberger）在《知识的边界》一书中对信息爆炸时代的知识本体进行了讨论[4]。在作者看来，传统意义上的知识与信息处于类似金字塔的结构中。关于事实的最基本状态表现为数据或信息，构成了金字塔的底层，而知识和智慧则是对原始信息的提纯，位于金字塔的上部。究其本质，知识生产实际是“信息过滤”的过程——知识生产的权威机构将部分重要的事实提纯，装入有限的载体（比如书籍或图书馆），形成社会普遍推崇的知识体。所以知识生产本身就是一个应对信息过剩的机制。在互联网时代，信息呈现爆炸性的增长，我们面对的世界也更为复杂，人们没办法再去通过提纯与过滤的方式来有效地把握世界。在这种情况下，知识本身的形态也会变化。在互联网环境下，我们看到了泛化、碎片化、流动性的知识表达。但如果从整体上看，处于网络中彼此相连的知识碎片又可整合构成一个庞大而有机的知识体——其中包含数不清的事实。我们甚至可以说，信息的网络化和社交性成了知识的新组织形式。人们理解世界并非掌握某些以线性形式组织起来的知识，而是通过有效地接入这个知识网络，进而形成对世界的理解。尽管知识的数量在无限增加，但每个个体都获得了接近这些知识的通路。从积极的面向看，知识边界的模糊也许并不意味着知识“权威性”的削弱，而是网络的连结性在重构知识形态的过程。结合前文对媒介知识的讨论，网络化的知识也正是媒介对知识进行中介化的重要机制——媒介不仅中介知识，同时也在用其特有的逻辑来组织知识。
最后，我们还要意识到，知识的生产和传播依然受到既有社会结构的影响。尽管新媒体敞开了知识生产的领域，但知识本质上仍然是一种阶层话语。在政治传播上，存在一个具有高度统一性的公共空间和具有统一利益的公众的假设通常并不成立。越来越多的学者强调所谓的多元公众（multiple publics）概念。在新媒体的知识生产中，也存在不同的知识用户和知识市场。以第五章提到的知识问答平台为例，我们一般认为知乎社群的知识生产带有明显的都市新中产烙印，其知识话语也是具有精英色彩的。而以百度贴吧和百度知道为代表的平台则是更典型的大众化甚至具有草根色彩的知识生产。尽管社交媒体和不同平台会对人群产生一定的区隔，但互联网内在的连结性还是会汇聚不同的知识用户。什么样的知识是值得传播的？谁有权力生产知识？谁的知识才是重要的？这些古老的争议不但不会消失，反而会因为知识生产主体的多元化而更加凸显。新的媒介技术也许会改变知识生产与传播的模式，但知识作为一种社会权力话语的争议性将长期存在。
【注释】
[1]Child，A.（1941）.The Theoretical Possibility of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Ethics，51（4），392-418.
[2]参见[美]亨利·詹金斯：《融合文化：新媒体和旧媒体的冲突地带》，杜永明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3]Gillespie，T.（2010）.The Politics of“Platforms”.New Media&Society，12（3），347-364.
[4]参见[美]戴维·温伯格：《知识的边界》，胡泳、高美译，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