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一种媒介效果
前文已经提到，传播学的一个研究议程是将知识获取看作媒介使用或人际传播的一种效果（effect）进行考察。上一章讨论的新闻研究与知识问题实则是社会学视角的知识生产研究，关注新闻作为一种知识形式的构成、构建、流通及其合法性问题。而本章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则聚焦社会成员（甚至特指媒介使用者）在信息环境中取得知识的过程，即知获取（knowledge acquisition）[1]。就命名上看，媒介的知识效果研究在英文文献中被称作“新闻学习（news learning）”或“从新闻学习（learning from news）”研究，其效果被称为新闻获取或获得（knowledge gain或knowledge acquisition）。在言及新闻媒介使用户获取信息获知的功能时，文献中会用到“监视功能（surveillance）”或“告知功能（informing）”。为了适应中文表达习惯，本章中笔者尽量回避“新闻学习”的表述，而选择使用“媒介的知识效果”这一更明确的说法。在此前章节中，我曾将媒介的知识效果翻译成媒介的“致知”效果，取古文中“格物致知”中“达成知识”的意思。但毕竟“格物致知”包含程朱理学中复杂庞大的认识论观点，与媒介效果研究所关系的线性因果关系并不能简单等同，故而本章也尽量不使用。
需要注意的是，有些知识研究传统（比如人类学的知识问题）会考察知识如何帮助个体融入社群生活或本地生活，即知识对社会整合（social integration）的意义。然而，作为媒介效果的知识研究聚焦于个体把接触到的信息转化为一种储存在头脑中的、结构化的记忆过程，其本质上遵循心理学研究范式。过去几十年里，传播学生产了大量关于知识作为媒介效果的研究文献，就体量上来看，可谓是传播学（特别是政治传播）中非常有分量的一个研究项目（research program）。我们甚至可以说，知识获取的媒介效果视角（perspective）几乎代表了传播学知识研究的主流。
那么，为什么传播学研究要将知识获取看作一种媒介效果呢？我认为有两方面原因。首先，实证主义（positivist）的媒介研究历史上以美国学术为中心，因此其研究的经验对象也都与美国社会——特别是美国本土政治——紧密相关。关于知识效果的研究最开始主要集中在政治与公共生活方面，可以说是政治传播的一个课题。这类研究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来源于一些规范性理论（normative theory）。简而言之，不少理论家相信一个有效运作的公共空间需要良好的信息环境作为支撑[2]，这个信息环境通常由媒介主导。在理想的信息环境里，媒介给人们提供关于社会生活的多元的、高质量的信息。这些优质信息有机会构成人们关于社会事实的正确认知——关于政治或公共事务的知识。在规范性假设里，这类知识是非常理想的。按照美国学者戴利·卡佩尼（Deli Carpini）和基特（Keeter）的说法，这类知识可以帮助个体厘清自身的或群体的利益及所关心的事务，帮助人们把各自的利益关切与更广大的社会利益进行联系，进而引导人们参与公共与政治生活[3]。类似地，学者高尔斯顿（Galston）曾经总结“政治性知识”对公共生活的意义：（1）帮助公众理解宏观政策如何影响他们的利益；（2）使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加强共识，强化社会团结；（3）促使人们了解更新的信息或促进态度改变；（4）减少人们“不信任”的状态、防止个体疏离于公共生活等[4]。从规范性的角度出发，传播研究将知识获取看作一种有助于个体利益与公共生活有机整合的认知性过程。既然知识有如此意义，一个迫切的实证问题是，人们是否能从所处的信息环境中有效地获取这些知识呢？我们知道，人的注意力通常是有限的、飘忽且破碎的，因而当信息环境中充满过度娱乐性的、耸动性的、传言式的信息时，或者信息环境中的媒介表现不尽人意时，人们便难以获取优质的、可靠的信息。所以，从传播学的视角，这些规范性假设就催生了一些关于媒介与知识获取的根本性研究问题。
第二方面原因与美国传播学主流的媒介效果研究传统相关。我们知道，美国的传播学研究有非常强的实证主义传统。在这个传统里，学者试图通过实证资料与量化分析的方法来确定媒介对使用者在认知、态度与行为方面的影响。媒介效果研究包含行政管理之目的（administrative purposes）。也就是说，这类研究的根本目的之一是为相关公共政策的制定与修改提供事实依据。比如，当我们了解媒介上的暴力内容可能对青少年使用者产生不良效果时，我们便会调整媒介暴力内容的播出政策，甚至在立法层面上加以限制。这种行政导向的效果研究与前文所述的关于信息环境、公共空间与个体知识获取的规范性期待相结合时，就催生了一个关于知识获取的研究脉络。其中的一个根本问题是：人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通过使用新闻媒介来获取参与公共生活所需的知识？在英文文献中，这类研究被称作“从新闻学习（learning from news）”或“新闻学习（news learning）”研究。这两个概念翻译成中文都有些意义不清，但就其本意，其实是把新闻看作一种系统性的公众教育形式，而知识获取的相关研究评估的则是新闻这种教育形式的“教学”效果。
不难看出，传播学中最初的“新闻学习”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与公共事务方面。换句话说，新闻学习研究属于“政治传播”的范畴，学者所关注的“知识”类型也大体集中在政治知识（political knowledge）与公共事务知识（public affairs knowledge）等领域。这与前文提到的关于媒介与公共生活的规范性期待有关。在西方新闻与政治理论中，新闻业通常被看作一种公共服务（public service），因而新闻业在商业运营的基础上，也天然地负有对公共生活的承诺。学者或舆论界在评价新闻界或具体的新闻机构时，也往往会将其在公共事务中的表现作为衡量的首要标准。在这种视角下，新闻学习研究也自然关注公众能否通过观看或阅读新闻来增进对政治或公共事务的了解。
近年来，新闻学习研究所关注的知识类型也突破了政治与公共事务，逐渐拓展到其他领域。比如，健康传播研究也关注知识的问题。人们会使用媒介获取关于健康行为和疾病风险相关的知识，这些知识又会进一步塑造人们的健康观念和与健康相关的行为。近些年来，互联网成为人们获取健康信息的重要渠道，然而网络上的健康信息通常有很大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缺乏专业训练的普通人如果依赖互联网搜索到的信息或网络社区内容判断自己的健康状况，会面临很大风险。因而，健康传播研究也迫切关注互联网环境下人们获取健康知识的过程。此外，科学传播也涉及知识效果的问题。新科技历经研发量产，进入社会-技术系统（social technical system），会与既有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群体发生复杂的化合作用[5]。当人们使用某些技术时，技术对用户产生作用与影响，但同时用户也在积极地感知、建构和形塑特定技术在社会系统中的变迁轨迹。当有争议和潜在风险的新技术进入社会时，它引起的不确定性和认知性焦虑感通常会更强烈。知识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为关于技术的系统性认知可以有效地调节人们对该项技术的感知和态度。例如，公众对转基因技术抱有矛盾的态度，很多人对这项争议技术的风险感知很高。人们需要从媒介中获取关于这项技术的信息和知识；而关于转基因技术的知识则会影响人们的风险感知，进而去影响他们对这项技术所采取的行动。这是典型的科学传播的问题，它需要考察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在传播新技术过程中，媒介能否帮助公众形成结构性、系统性的认知。与健康和科学传播密切相关的风险传播（risk communication）也关注知识获取的问题。根据风险社会理论，当代生活中个人越来越成为抵御风险、规划未来生活的主体[6]。那么，个体则需要掌握足够的知识来检视他所生活的环境，进而评估和应对社会与自然的各种风险，再结合风险认知作出关于自身生活的重要决定。此处谈到的风险种类繁多，既包括前面所说的关于健康与技术的风险（如食品安全、疫苗安全或核电技术）和自然的风险（如洪水、极端气象灾害），也包括社会政治经济的风险（如动乱、战争或金融危机）。从风险传播角度，知识在风险认知和感知构建过程中起到中心的作用，因而也常常作为重要的变量被纳入研究。
综上所述，传播学所处理的“知识问题”是将其看作媒介使用的一种效果。受到关于媒介公共性的规范性预设以及媒介效果研究传统的双重塑造，知识作为一种媒介效果的研究多为实证的量化分析，遵循实证的社会/心理学范式，被统称为新闻学习研究。这类研究集中探讨公众从媒介获取关于政治与公共事务知识的过程。近年来，健康、科技与风险相关的知识获取研究也被纳入新闻学习研究。从这个意义上，新闻学习不仅仅是政治传播的专属，也渐渐成为应用传播（applied communication）和更为广义的公共传播（public communication）等研究领域所关注的对象。本章接下来的部分就针对传播学中的知识研究进行详尽的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