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秋泽诚导演
董石华
1998年初夏的一天，我腰上别着的传呼机嘀嘀嘀响了。我摘下传呼机一看，屏幕上一行字映入眼帘：董先生，请给电视台国际部高部长回电话，电话号码是×××。
我有点纳闷，电视台的熟人都在其他部门，国际部还真没打过交道，这位高部长何许人也？将信将疑的我照着传呼机上的号码打了电话过去。
接电话的正是电视台国际部高山部长，原来国际部正要和日本TBS（东京电视台）合作拍摄一部专题片《松茸宝库之云南》，制片人、导演都是日方人员，而摄影师与录音师则是中方电视台出人，当然这事儿就落到了国际部的头上。那时候日语翻译奇缺，高部长通过熟人转了好几个弯子找到博物馆这边，博物馆的老师就把我的传呼机号码给了国际部，这才有了上面通电话的事儿。我在电话中把这活儿满口应承了下来。
那个年代，外国摄制组在中国进行拍摄，不管是电视剧（包括电影）还是专题片，必须与中方的相关单位合作，不然不得私自进入中国境内拍摄任何内容。当时风行于日本的大型专题片《丝绸之路》就是NHK与CCTV合作才完成摄制工作的。
转眼一个多月过去了，我与国际部的人去机场接日方摄制组一行。导演兼制片人秋泽诚先生是个瘦瘦的小老头，常年戴着一顶棒球帽，不知道是为了遮阳还是遮掩秃头的尴尬。不过后来我才知道，干导演的几乎无一例外都总戴着一顶帽子，与其说是遮这遮那，还不如说是彰显导演身份而已。秋泽导演个子不高，声音却很洪亮，而且嘴角时常挂着笑容，露出一口被烟草与咖啡常年熏浸的黑褐色牙齿。他总是上身穿深色格子衬衫，外加灰色休闲西服外套，下身穿灰白色高尔夫球裤，脚踏棕色休闲皮鞋，后来见他几次基本都是这打扮。
从名片上可看到秋泽导演的助手名叫北方直子，直子身材娇小、皮肤白皙，看上去40岁左右，下穿白色小脚裤，上身一件素色衬衫，外加一件深蓝休闲西服外套，可能是因为常年出差在外跑，发型修剪成齐肩短发，脸上总是露着日本女人标志性的眯眼笑容。直子小姐不管站着还是坐着，总是双膝并拢，两脚合在一起，绝对不会两腿分开、跷二郎腿，连稍息这样的站姿都从来没看到过。
为了保证片子的画质，秋泽导演不管到哪个国家制作节目，都是自带索尼专业摄像机，当时这样的摄像机非常昂贵，索尼的摄像机只要是专业级，随便哪个型号都是100万元起底，有些型号高达300万元。每次到中国来拍摄，都需要申请广电总局的批文，向海关出示此批文后方可放行，当然他们回国出境时，也需要向海关出示批文并核验机器进行核销。而且这样的核验核销只有北京海关才可以办理，所以不管在中国哪个省取材，都得从北京入境。
到了昆明后，休整一天，并与云南电视台派出的摄影师、录音师、电视台外办全程陪同的人员、工具车师傅，当然还有作为翻译的我一同会面，一来敲定拍摄地点、行程安排，二来彼此也趁机认识一下。
摄制组的人员包括秋泽导演、助理直子、作为翻译的我、摄影师大赵、录音师小李、驾驶员刘师傅和外办的随行人员小陈。小陈是个年轻的姑娘，性格外向开朗，我们一致推荐她兼任我们整个行程的后勤总务，负责订餐订房以及与所到之地辖区政府沟通协调的工作。
摄制计划需要20天左右，从松茸产区香格里拉、丽江、大理、楚雄，再到昆明潘家湾集散地与东站冷冻厂的巨型冷库，再经由海关出境直至日本各大超市，都是《松茸宝库之云南》这部专题片需要取材的地方。
那次在香格里拉当地取材，下午约好的对迪庆州中甸县委书记齐扎拉先生的采访因为齐扎拉书记公务繁忙而需要推迟，于是我们有了3个小时左右的空当，秋泽导演让大家在酒店房间休息待命。可摄制组的中方人员大多数是第一次到香格里拉，对周围的一切都很好奇，恰好驾驶员刘师傅和我都是摄影爱好者，都随身带了单反，于是大家鼓动我去对秋泽先生说，我们放弃休息，去纳帕海景区观光拍照。
我敲了秋泽先生的房门，不知他是出去了还是睡着了，反正没人应，我就对大家说，只要在下午采访前赶回来应该没问题。驾驶员刘师傅也说市区到纳帕海不过十来公里，两三个小时足够赶回来了。于是我们兴冲冲坐上师傅的车，一路欢声笑语向纳帕海进发。
夏末秋初的纳帕海水平如镜，一波不兴，湖边草地上狼毒草火红展现，天空湛蓝而高远，零星的藏马在湖畔草地悠闲地啃食青草，凉爽的微风从湖面拂面而来，令人心旷神怡，大家在高原的天地间拍照游玩，真是不亦乐乎。
大家玩得正在兴头上，刘师傅看看腕表，着急地说：“糟了，玩太久了，赶紧回去吧，没时间了！”于是大家上车紧赶慢赶回到城里，远远看到酒店大门处，秋泽导演黑着脸，怒冲冲地看着大家。大家看看我，意思只有我能跟他解释一下。我就对他说：“我敲门找你了，你不在。”秋泽先生火气挺大地说道：“这是工作期间，大家必须坚守自己的岗位，说不说都不能离开，你们不懂吗？”我翻译给大家听了，每个人一时都说不出话来。(https://www.daowen.com)
这时候直子出来打圆场了，她让我对大家说：“你们擅自离开现场，回来晚了影响工作还是小事，主要是秋泽他很担心大家的安全，他是摄制组的头，总希望大家把工作做好的同时，还要安全回到昆明去对不对？”秋泽听到直子强调安全，也来了一句：“我多担心你们呀！”大家纷纷向秋泽先生与直子小姐道歉，说：“我们不对，下次不会这样了。”
秋泽导演就是有这本事，脸色说转变就转变，刚才还黑着脸吓死个人，这下又笑嘻嘻地拍拍我的肩膀说：“赶紧让大家准备准备，马上去政府采访齐扎拉书记。”原来我们离开不久，齐扎拉书记派秘书过来通知采访可以在预定的时间进行，秘书与直子通过纸笔交流了好一会儿才总算明白了彼此的意思。
采访很顺利，后来将近一个月的各地取材也有惊无险顺利完成。只是到昆明后还要拍摄出口前的一个环节。松茸需要在东站冷冻厂的仓库内分级包装，为了拍摄到工人们热火朝天的分拣工作场景，需要在冷库内摄取各种素材。由于冷库是密闭的，里面存放的上百吨新鲜松茸，散发着异常浓烈的味道。我对蘑菇过敏，长期闷在里面有休克的危险，秋泽导演只好让摄制组每隔十五分钟稍微休息一下，以便让我出来透透气。
整个摄制组的伙食安排都是由外办的小陈姑娘落实的。可能临行前台里的领导叮嘱过她，日本人饮食清淡，不能吃辣椒，所以好几天的饭菜都是索然寡味。有一天我实在受不了了，就跟小陈姑娘说我来点菜。菜单都不用看，我就点了薄荷生炸排骨、青椒小炒肉、青菜酥红豆、干煸洋芋丝、番茄炒蛋、大白菜圆子汤，摄制组中方人员一看都乐了，但也担心秋泽导演与直子小姐会吃不惯。我说先不管了，一半人吃得舒服总比大家都吃不好要好。
才开始吃一会儿，秋泽先生大呼小叫地对我说：“董先生，今天谁点的菜？”大家都愣住了，不知道他啥意思，小陈姑娘怯怯地指着我说：“是董先生。”秋泽先生哈哈大笑起来，说：“我就知道是董先生点的菜，太好吃了，是这几天来最好吃的一顿，以后也由你来点菜得了。”大家都哈哈笑了。
后来我跟秋泽先生说这都是我最爱的菜式，尤其那生炸排骨我百吃不厌，秋泽竖起大拇指，说道：“我懂了，喜欢炸排骨的董先生有点与众不同，我很赞赏，因为我也很喜欢炸排骨。”说完，他自己哈哈大笑起来。
二十多天的摄制工作很快就结束了。两个多月后，秋泽先生给我发来一封电子邮件，说《松茸宝库之云南》专题片在东京电视台播出后，好评如潮，节目取得了超乎想象的成功，还在邮件里特别感谢我说这里面有我的一份功劳，并寄给了我一份节目录像带。
后来秋泽先生与直子小姐又来云南拍摄有关珍稀植物保护的节目，也是由我担任翻译。我和秋泽先生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
2001年我去日本，东京的行程排得很满，但我抽出半天时间跟秋泽先生与直子小姐在银座见了面。他们带我去了一条名不见经传的小巷子，吃了一道很独特的土豆烤牛排。店面很小，但味道真是妙极了。秋泽先生得意地说：“我知道董先生的口味，特意为你找了这家店。”闲聊中还谈到几年前拍摄《松茸宝库之云南》的一件趣事。采访齐扎拉书记的时候，齐扎拉书记让我问日本导演，他是用普通话好还是云南话好。当时秋泽犹豫了一下说，齐扎拉书记怎么讲话自然舒服就怎么讲。齐扎拉书记自然是用了云南话。回到东京编辑影片时，秋泽找来一直给他翻译字幕的中国留学生，谁知那名留学生一听素材里齐扎拉书记说的话就蒙了，原来他是北方人，听不懂云南话，秋泽又费了好大劲找到了来自云南的留学生，她倒是能听懂，可惜日语功底尚浅翻译不到位。没办法，秋泽只好把两个翻译都喊来，费了一番周折才把齐扎拉书记的采访对话翻译成了字幕。
在银座车站出口一看到我，秋泽就大声对我说：“董先生！齐扎拉书记说云南话可把我害惨了！”直子小姐并着双脚略微躬身站在旁边，也是笑个不停。后来她对我说：“秋泽导演听说您要到东京来，可高兴坏了，很久没见他这么开心过了。”
2006年，我已经离开云南到上海工作了，但与直子小姐还保持着邮件联系。有一次，她在邮件中说秋泽先生打算去云南拍摄保护野生象的纪录片，到时一定要我想办法回云南给他们做翻译。就在当年秋初的一天，直子竟然很罕见地给我打来电话，她在电话中语气缓慢地说：“秋泽导演再也不能去云南找您了，前几天因为胃癌，他走了。”
我握着电话的手有些僵硬，不记得是怎么结束跟直子小姐通话的。
2021年10月11日
董石华
云南石林人，毕业于云南大学中文系。自学日语，长期从事翻译导游工作。现任费加罗传感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总务部长兼高级技术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