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武大到清华
自1921年离家上成都，已过去整整十三年，瘦弱稚嫩的少年已成长为风度翩翩的洋博士。所幸家里一切安好，双亲健康，四哥儿女成群，八弟九弟已是少年了。富顺虽然才子多，但留洋博士还是头一遭，陈铨的归乡不仅是陈家的荣光大事，在县城里也引起轰动，富顺各界在文庙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为激励后学，民众教育馆还请他作了一次演讲，地方的父母官也频频邀他晤面。陈铨很快发现，地方各处“无不腐败已极”：
当事者只想拿钱，而一般社会亦群以能拿钱者为有本事。我此次回家，亲友均希望我能作大官，将来挑银子回家种种不入耳之言，令人又气又笑。全川局势，大抵皆然，非独富顺为然也。川中触处皆穷，人民生活困难，达于极点，而当局犹不惜层层剥削，务使同归于尽而后已。某党退让几县，而实力未损，川中将领又不齐心，互相推诿，均欲藉人以消灭对方之势力，故剿匪无甚进展，而藉剿匪又多一征税之好名目。看此情形，若此一二年不想办法，全川真有被蹂躏之日。已蹂躏而后谈恢复，则牺牲不堪设想。[2]
陈铨到家方知，家里的情况更糟糕，药铺已倒闭关门，早年置办的田地也所剩无几，还欠了不少外债，竟连日常开支也左支右绌，几乎已经揭不开锅。回家当晚，来客散去后，母亲竟马上问他带回了多少钱，尔后更有一些穷苦亲戚前来告贷求助。陈铨不由得暗暗叫苦，虽知悉家中经济上困难，却不知竟至如此。
一年后，陈铨以回乡的见闻感受和家中窘境为题材，创作了短篇小说《欢迎》。小说写富顺县城一位留德化学博士楚西学成回乡，见家道中落，几近绝境，在当地军阀的利益诱惑下，为他们贩运军火，获取钱财，以解燃眉之急，最终志业未展而无端殒命于军阀混战中。小说开头描写亲朋乡人种种啼笑皆非的行状，讽刺中有沉痛。此作后两易篇名收入文集，如此珍视，其间显然承载着现实中难忘的酸楚记忆[3]。
因为离乡时间太长，陈铨本打算在家“休息一年半载，侍奉老人”[4]，再去清华大学就职，但见双亲焦灼的神情和热切的期待，他不得不改变计划，设法赚钱。未回国前，清华校友、武汉大学外文系主任方重曾电报到家，邀请他到武大任英文教授。1934年正月初八，在家仅待了两星期的陈铨，匆匆动身赶往武汉就职，大学教习生涯就此开始。
陈铨在武汉大学仅任教一学期，所留信息和线索很少，只知道教授的课程是大学英文和文学批评，住在珞珈山麓武汉大学漂亮的教授单身宿舍“半山庐”，周末曾多次到汉口去观影看戏，除了重逢校友方重，还结识了谢寿康、袁昌英等同事，并初步开展了一些研究工作。
1934年6月，清华大学寄来了“专任讲师”聘书。虽然武汉大学也是国立大学，不仅校舍华丽，风景优美，而且待遇优厚，但陈铨认为“设备学风则不及清华”，更由于与母校和师长有约在先，还是决定返回清华[5]。学期结束，陈铨匆匆打点行装，偕同事谢寿康等同船先到了南京，继又到了上海。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联系长篇小说《梦苹》《彷徨中的冷静》的出版事宜。
1934年7月中旬，陈铨抵达北平，首先见到了一别多年的表哥林伯遵，而贺麟、张荫麟、何祖义等也早已得悉消息，老友乡党重逢自是几番宴聚畅谈。林伯遵1931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算学硕士，回国后任职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接触交游甚广，在他的介绍引荐下，陈铨得以会晤了不少学界名流。7月下旬，陈铨从表哥家搬入了清华大学，时隔六年，再次回到熟悉的清华园。
清华在1920年代曾遭遇波折和危机，但历经十年发展，尤其是确立通才教育方针，落实教授治校管理模式，一批学有所成的留美校友返校任教，学校事业蒸蒸日上，一跃成为中国最顶尖的大学之一。清华大学的外国语文系更是师资强大，积淀深厚，办学成熟。早在1927年即确定了清晰的培养目标：“使学生得能：（甲）成为博雅之士，（乙）了解西洋文明之精神，（丙）造就国内所需之精通外国语文人才，（丁）创造今世之中国文学，（戊）汇通东西之精神思想而互为介绍传布。”[6]其中“（丁）”表明作家也是外文系的培养目标之一，李健吾、曹禺、张骏祥、钱锺书、杨绛、穆旦、杜运燮、辛笛、袁可嘉等作家、诗人，皆出自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外文系，绝非偶然。
1934年，陈铨与赵诏熊、吴达元被清华大学外文系同聘为“专任讲师”。此年外文系还有王文显（系主任）、吴宓、陈福田、叶崇智（公超，当年休假）、钱稻孙、徐祖正、毕莲（Miss A.M. Bille）、吴可读（A.L. Pollard-Urquhart）、温德（R. Winter）、翟孟生（R.D. Jameson）、石坦安（Diether von den Steinen）、华兰德（Miss L. Holland）等本土和外籍教授，以及张锦宏、张骏祥等“教员”“助教”，在岗教师共二十余位[7]。除本系课程外，他们还负担着全校的公共外语课程，教学任务比较繁重。
陈铨是清华大学最先聘任的本土出身的德文专任教师，其八年清华执教生涯（1934—1942），也主要是教授德文。以1934—1935学年为例，开设德文课程的有化学系、心理学系和生物系，而哲学系、历史系、地理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均要求学习第二外语（德语或法语）。德文课程分《第一年德文》至《第四年德文》，每周四学时，每学期四学分。第一、二年德文相当于入门，其目的“为使学生能读浅近之德文，文法注重练习，发音及单字”，以及“练习和作文，并使学生直接用德文会话”[8]。
除了第一、二年德文外，陈铨还教授《第四年德文》，此课程“为有志专攻德文者而设”，“注重德国文学之历史，性质，及哲学背景，俾学习者得成一专门人才并得识前进之路线，作更深之研究”。在具体的授课中，陈铨利用自己精通英语和德语的优势，创造性地用英语讲课教学，而不是用中文[9]。此种方法可以让学生在学习德文的同时，还可以提高英语的水平。
此外，陈铨还开过几种选修课程，如抗战前为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开设的课程《海贝尔》，西南联大时的《文学批评》《现代戏剧》。其中《海贝尔》“专门研究德国大戏剧家Fredrick Hebbel之戏剧及戏剧理论以及其影响，教师指导学生研读，为专修德文者而设”；《文学批评》“在讲求欧洲各文学批评巨子之哲学的及文化的立场，以阐明伊等以作批评之标准”[10]。《现代戏剧》则是陈铨应校方要求而开设，此课程旨在为宣传抗日培养戏剧人才。以上就是陈铨清华八年所授的主要课程。
因为一次意外机会，陈铨参与指导了清华学生的戏剧排演活动，由此开始尝试西洋话剧的改编。他曾回忆道：“那时顾一樵先生任清华工学院长。他对于戏剧浓厚的兴趣，远过于我。有一次学生打算演剧，请他帮忙，他推给我。我为学生排了一个独幕剧，就是我后来改编的《婚后》，效果非常之好。”自此，“每次一面给学生排演，一面自己修改台词，这样无形中使我对于戏剧的语言，得着好些训练”。[11]这样，从理论研究，到编导实践，为抗战爆发后从事抗日戏剧活动，作了铺垫和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