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同济大学
1946年，国立同济大学将从四川宜宾的李庄古镇复员迁回上海，董洗凡被任命为新校长。在蒋复璁的暗中举荐下，董校长致函陈铨，言及同济大学将办德文系，欲请他去做系主任。董洗凡曾留学德国多年，1934年秋天，陈铨还在表哥林伯遵家与他见过面，也算是故人了。在互通信函后，两人很快在重庆见面。同济大学源于1907年德国医生埃里希·宝隆创办的同济德文医工学堂，有很深的德国背景，1927年升为国立大学，陈铨不假思索就答应了，很快收到了聘书和川资。
1946年初夏，陈铨告别妻儿，独自启程，顺长江而下，先期到了上海。这一年一部谍战影片风靡全中国，这就是涂光启编导，庄国均摄影，欧阳莎菲、项堃、贺宾、史弘等主演，“中电三厂”投资拍成的《天字第一号》。在随处可见的电影海报中，只偶尔有提及改编自《野玫瑰》，看完电影的观众更加明白了，这不就是《野玫瑰》嘛，无非是把“天字十五号”改成了“天字第一号”。只是这一切对已届中年的陈铨来说，已不重要了，文学家的梦想已渐渐远去，本职工作、生存和家庭，已成为他生活的重心。
抗战虽然胜利了，国力也损耗殆尽，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百姓更是穷困不堪，亟须休养生息。树欲静而风不止，随着国共和谈失败，内战阴霾笼罩。国民党政府无节制增加军费，财政赤字直线上升，经济迅速到了崩溃的边缘，大学教授同样入不敷出。到上海后，陈铨除了同济大学的德文系、外语组的行政管理以及教学工作外，为了生活，又是四处兼职。
陈铨在沪上的第一份兼差是《新闻报》的资料室主任，工作的职责是指挥资料室工作人员，剪报分类，管理相片铜版，收集图书杂志，解答报社各部门的问题，供给资料，同时还协助写“国际社评”，翻译英美杂志上的时事评论文章。陈铨入职《新闻报》系由陶百川举荐，两人在重庆结识，他很欣赏和尊重陈铨。陈铨还曾一度大力协助编辑陶百川所创办的《智慧》，在该刊发表大量时评和《玛丽与露茜》《旅伴》等短篇小说。
兼职报界，可能让陈铨燃起了早年有志于新闻事业的念头，但后来发生了变故。1948年8月，因为私事与《新闻报》总编辑赵敏恒发生矛盾，陈铨一气之下，挂职而去。此后，他又转回本行做兼职，先后到上海市立师范专科学校、上海江苏师范学院、上海震旦大学、东吴法学院等多所高校兼课，讲授英文、德文、英国文学史等课程。其中在上海特情学校教授的是《戏剧概论》和《戏剧演出法》，学校还将这两门课程的讲义打印成册，存世至今。
从清华大学到西南联大，陈铨以教授德语为主，在重庆中央政治学校四年，则以教授英语为主，到同济大学除了英语外，又承担起德语教学。而其所创的用英语教德语的独特的教学方式和风格，也是越来越有心得体会，越来越成熟，深得学生的肯定和认同。可能因为《野玫瑰》和“战国派”的争议，文科生的回忆录一般对陈铨的教学活动一笔带过，倒是对文艺问题不甚了了的理工科学生有鲜活的记载。著名桥梁专家万明坤，曾写过一篇文章，回忆几十年前就读同济大学时的情景，而陈铨的故事就占了近一半篇幅，所述情状也是绘声绘色，颇有趣味，其中写道：
乙班是大名鼎鼎的英、德语兼修，游学过欧美很多国家的语言学家兼文学家陈铨教授。抗战时期他写过一部著名的小说《野玫瑰》，抗战胜利后被拍成电影《天字第一号》，讲述的是一名中国女间谍潜入日占区从事间谍活动的英雄故事，曾轰动一时。那时上海学生称呼老师都叫“先生”，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才改叫“老师”。常听乙班同学夸陈先生学富五车，满腹外国经纶，翻译不少短篇德国文学名著。
陈铨先生一口四川方言，讲起笑话来不动声色，具有四川人特有的诙谐和幽默。上课时喜欢配合教学内容介绍些欧美的风尚习俗。一次谈入乡随俗重要时举他自己的阅历说，在上海你要是当面夸素不相识的姑娘漂亮，对方多会报以白眼，甚者，骂你流氓：“侬格赤佬，想吃生活是伐！”同样情况在法国，只要你不嬉皮笑脸，举止得当，女孩会面带笑容地对你说声谢谢，陌路相逢的双方都会感到一种人间温馨。如果是一对夫妇或情侣，你夸女方，男女双方都会感到高兴。但到了德国情况又不同了，初到德国的他，一次坐在公园椅子上欣赏美景，一对老夫少妻挨他而坐。他试着与他俩搭讪，德国佬见中国佬讲一口流利德语，就热情和他攀谈起来。随后为示友好，他如法炮制夸女方长得漂亮。不曾想男方立即似真似假、鼻腔哼哼地怒目向他挥拳表示抗议。
他选用的是用英文编写的德语教科书，英文底子好的新生多半选他的课。他认为这个教材，既可复习英语，又可比较英语和德语的区别，了解一点不同语言的表达方式是件有趣的事。他说，英语软，德语硬，英语女性说好听，透出一丝柔和，德语男性说好听，有股阳刚之气，特别是雄性荷尔蒙含量高的男人。他举例英语和德语不规则动词的“走”和“捆”两个词的现在时，过去时和过去分词，叫同学念念试试。“走”字和“捆”字，英语念：go，went，gone；bind，bound，bound。德语念：gehen，ging，gegangen；binden，band，gebunden。果真，德语听起来“乒呤乓啷”，好像大象闯入了瓷器店。这些都是乙班同学在寝室“卧谈会”上聊出来的。以后同学们郁闷时就在寝室里大声朗读这两个德语单词的三个时态发泄发泄。有时大家还跟着来个朗读大合唱，起哄寻开心。没想到后来陈教授就因《野玫瑰》和课堂上讲这类外国故事遇上了麻烦。[40]
事实上，万明坤先生还不是选的陈铨的德文课，只是从同学口中获知，竟有如此深刻印象，可见陈铨课堂教学的方式、特点、风度之独到和影响之大。
1946年，陈铨初到上海时，在美国的调停下，国共在东北的激烈冲突暂告平静。6月26日，停战有效期刚过，双方立刻在中原地区展开激战，内战正式开始。随着战场上的节节失利，国民党的统治大厦即将倾覆。在瞬息万变的大时代中，如多数国人一样，陈铨渴望和平，反对战争，热切期待民族独立、国家强盛的真正实现。1946年6月到1948年12月，陈铨在《智慧》《申论》等刊发表了长短时事评论文章一百多篇，这些有强烈针对性和现实感的文字，表明了他一如既往的关心国事时局，但战事又开的现实，让他充满忧虑，并有极其尖锐的批判。
首先，陈铨竭力主张和平，反对战争，认为战后“中国问题的重心，不是内乱，不是学潮，乃是中国国家的独立”，寄希望于美国的斡旋调停和国共约定的“停战令”，提醒“各党各派”认识到中国“最严重的局势”在“东北和西北”“强邻接壤的边陲”，批评了苏联战后在某些方面不友好态度[41]，呼吁“我们的政府”“我们整个国家民族”不能做任何国家的“傀儡”和“附庸”[42]……
其次，站在民主自由的人民立场，将批判的矛头，集中指向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和国民党日渐崩坍的官僚吏治。在《桥梁毁坏了》《意外的涨风》《拿出良心来》《发行新币》《治标与治本》《“等”的政策》《官吏无能》《增加生产减少发行》《请政府立即革新政治》《让有钱人拿出钱来》《黄金挤兑》等杂论中，陈铨强烈批判了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治国乏术，导致国库空虚、财政困难、物价飞涨、滥发货币、民怨沸腾、饿殍遍野的混乱局面，一再指责政府要“拿出良心来”，不能“只拍苍蝇，不敢打老虎”，而应出重手“打击豪门之本”，惩治贪污腐败，“让有钱人拿出钱来”，切实保障人民最基本的“不冻死的权利”，同时也尖锐嘲讽那些“口口声声代表民众”的官僚政客[43]。
再次，作为一个大学教授，他持续不断地呼吁要关注“公教人员”的生存现状，改善他们的待遇。陈铨认为，“学术独立是国家立国的根本，教育培植国家的元气”，“不能让大中小学教师改业与敷衍，逐渐败坏”，抗战中教授们能安贫乐教，但胜利后反而事件频发，风波迭起，原因在贫富不均，知识阶级的报酬低到“不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荒废学术”，这是损坏国家根基的“巨大的损失”[44]。
从这些具有强烈批判性的文章可以看出，随着时局的发展和耳闻目睹的现实，陈铨逐渐对国民党政权失去了耐心和信心。1947年7月，当一向敬重的学长、同事和朋友闻一多被暗杀的消息从昆明传来，陈铨愤懑无比，写下了《闻一多的惨死》：
在李公朴被杀后的第四天，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又遭暴徒狙击，连他十几岁的儿子也不能侥幸。闻一多是有名的诗人，画家，学者。他平时人格风峻，生活严肃，作学谨严，恬淡寡欲，富于正义感，学生同事对他特别尊敬。他回国后，一直专心于教育和学术，闭门读书。最贫穷的生活，都没有改变他的意志。到去前两年，他忽然对国内政治，愤激到不能忍耐，走出书斋，公开活动，以他平日的为人，当然能够引起许多青年人的信仰，他在短时期成为昆明青年领导的力量。
闻一多为什么要走出书房，这自然是因为他本来是一个心肠最热的人，同时也反映中国的政治不能令人满意，已经到了什么程度。
不管闻一多加入的是什么党派，不管他曾经发表过什么主张，他救世心的纯洁，是没有一个人能够疑问的。以这样一个崇高的人格，优秀的学者，救世的热肠，却遭受这样卑鄙下流的暗杀，这又可以反映中国的政治不能令人满意，已经到了什么程度。
现在共产党在攻击国民党特务横行，国民党在反击共产党制造惨案，谁是谁非，一时无法揣测。但如昆明军警当局，仅止于悬赏捉拿凶手，国民政府仅止于下一道保障人民生命自由的命令，或者派一两位专员去调查调查，结果会只是拖延时间，作到大事化小，小事化无，那就未免太不成话了！
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这八年中国教授的生活也苦得太不像样子了。闻一多家里人很多，每月薪水不过支持数天；家中只有一张桌子，父子轮流应用；衣服破滥［烂］不堪；靠刻图章未［来］维持不饱的生活。政府不顾事实的薪贴，使学者无以为生，这至少也是闻一多愤激不平走出书房的一个原故。
爱民和养士，是一切政治的基本条件，这两件不做到，是不会长治久安的。闻一多这件案子，固然是应当赶快破案惩凶，但是同时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生活，学者的生活，当政的人再也不能因循敷衍，专门说：“没有办法。”“因为你既然没有办法，你就应当辞职”，这是六中全会里的人对某当局说的话。[45]
当然，在急转直下的时局中，陈铨的这些言论在当时并未引起多少人的注意，日后也知者寥寥，但却表明了一个有良知操守的知识分子的一贯的自由姿态和人民立场。
1948年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将主要目标对准了大城市，国共决战拉开了大幕。12月，《智慧》停刊，曾有志于学新闻和政治的陈铨，从此收了锋芒毕露的笔，再未写过时评文章。
[1] 1939年11月23日。
[2] 陈铨：《我的戏剧学习经验》。
[3] 《南方局关于文化运动工作向中央的报告》，南方局党史资料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文化工作》，第13页。
[4] 阳翰笙：《阳翰笙日记选》，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77页。
[5] 徐志福：《阳翰笙与陈铨》，《四川政协报》，1995年3月21日。
[6] 陈铨：《我的戏剧学习经验》。
[7] 陶白莉、陈健：《陶金影剧生涯五十年》，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63—68页。
[8] 1943年4月22日，《蓝蝴蝶》由“中制”的“中国万岁剧团”在“抗建堂”上演，至5月6日结束，共演15场。
[9] 陈铨：《我的戏剧学习经验》。
[10] 陈铨：《我的戏剧学习经验》。
[11] 沈醉：《沈醉回忆作品全集》（第1卷），北京：九州出版社，1998年，第470页。
[12] 陈铨：《〈野玫瑰〉上演的前后》。
[13] 陈铨“文革”交代材料，无题，手稿。
[14] 陈铨：《我的戏剧学习经验》。
[15] 陈铨：《〈野玫瑰〉上演的前后》。
[16] 陈石孚（1899—？），四川中江人，1922年清华学校毕业留美，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时任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主任。王泊生（1902—1965），河北遵化人，戏剧艺术教育家，当时在重庆主持国立戏剧学校。
[17] 陈铨：《西洋近代名剧百种序》，巴蕾著，毕谹译：《名门街》，重庆：青年书店，1944年。
[18] 李金凤：《“大政治”与“大文学”——陈铨主编的〈民族文学〉》，《新文学史料》，2017年第3期。
[19] 参见：《青年书店 三大月刊》（广告），1943年5月4日。
[20] 冯至：《冯至日记》，《新文学史料》，2001年第4期。
[21] 吴宓：《吴宓日记》（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104页。
[22] 《编辑漫谈》，《民族文学》（重庆），第4期，1943年12月7日。
[23] 杨静远：《让庐日记》，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81—182页。
[24] 杨静远：《让庐日记》，第233页。
[25] “审查委员”是学术职位，除陈铨外，洪深、余上沅等也是戏剧方面的“审查委员”。
[26] 陈铨：《〈野玫瑰〉上演的前后》。
[27] 《大公报》，1945年9月17日。
[28] 宸：《〈野玫瑰〉内容再度的检讨》。
[29] 周可琛：《〈北京人〉与〈野玫瑰〉》（剧评），《新认识》（重庆），第6卷第1期，1942年9月15日。
[30] 欢：《〈野玫瑰〉作者陈铨》，《星期电影》（重庆），（新）第11期，1947年2月1日。
[31] 陈雄岳：《与家兄陈铨相处时的回忆》。
[32] 陈铨：《我的戏剧学习经验》。
[33] 诗句出自李白的《赠韦侍御黄裳二首》（其一），《民族文学》（第1卷第4期，1943年9月7日）完整地录下这首诗，陈铨应是以此表达自己的感想。
[34] 参见陈铨：《人类的嫉妒》，《中流》（上海），第1卷第2期，1948年。
[35] 兆申：《陈铨教授》，《文化新闻》（重庆），1945年4月21日。
[36] 陈铨：《中国戏剧的特点》，《东南日报》（南平），1945年6月17日。
[37] 杨敏：《抗战中的五千译员》，《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第11期。
[38] 兆申：《陈铨教授》。
[39] 陈光还：《我印象中的父亲》。
[40] 万明坤：《名师上课印象记》，引自金正基主编：《同济的故事》，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62—163页。
[41] 唐密（陈铨）：《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论新疆及东北事件》，《智慧》，第26期，1947年7月1日。
[42] 陈铨：《苏联不友善的态度》，《智慧》，第8期，1946年7月12日。
[43] 参见唐密（陈铨）：《拿出良心来》，《智慧》（上海），第12期，1946年12月1日；唐密：《不冻死的权力》，《智慧》，第14期，1947年1月1日；唐密：《打击豪门资本》，《智慧》，第49期，1948年6月16日；陈铨：《本与末》，《智慧》，第55期，1948年9月16日；唐密：《让有钱人拿出钱来》，《智慧》，第60期，1948年12月1日。
[44] 参见唐密：《救救教授》，《智慧》，第20期，1947年4月1日；唐密：《改善公教人员待遇》，《智慧》，第33期，1947年10月16日；陈铨：《系统和计划》，《智慧》，第38期，1948年1月1日；唐密：《教授的生活太痛苦了！》，《智慧》，第45期，1948年4月16日。
[45] 陈铨：《闻一多的惨死》，《智慧》，第10期，1946年7月26日。